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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时代离我们今天己经一百多年了，时移世易，今天的商界自然也不是那时的商界。不过，为商之道，古今相通者甚多，胡雪岩的经商原则，应该是能给今日商界中人提供某种借鉴的。
“做生意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这话是胡雪岩对古应春说的。
胡雪岩与庞二联手做洋庄，本来一切顺利，不想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为了自己“做小货”，也就是拿着东家的钱自己做生意，赚钱归自己，蚀本归东家，中饱私囊，从中捣鬼。为了收服朱福年，胡雪岩用了一计，他先给朱福年的户头中存人五千银子并让收款钱庄打个收条，然后让古应春找朱福年，将这五千银子送给他，就说由于头寸紧张，自己的丝急于脱手，愿意以洋商开价的九五折卖给庞二，换句话说，也就是给朱福年五分的好处，这五千银子就是“好处费”。这算是胡雪岩与朱福年之间的一桩“秘密交易”。不过，这笔“秘密交易”一定要透给庞二。
朱福年收下这五千银子，也就入了一个陷阱：他如果敢私吞这笔银子，胡雪岩托人将此事透给庞二之后，朱福年必丢饭碗；如果他老老实实将这笔钱归入丝行的账上，有这一个五千银子的收据在手，也可以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胡雪岩与庞二本来是联合做洋庄的合作关系，朱福年如此做来，等于是有意坏东家的事，实际是吃里扒外，这样，他也会失去庞二的信任。总之，就用这五千银子，胡雪岩要让朱福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胡雪岩的计划果然生效，朱福年不仅老实就范，并且还退回了那五千银子。而此时的古应春也因恨极而“存心不良”，另外打了一张收条给他，留下了原来存银时钱庄开出的笔据原件。古应春把原件捏在手上，是想不管朱福年是不是就范，都要以此为把柄，狠狠整一下他。但当古应春将此事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了一番话，胡雪岩说：“不必这样了。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从胡雪岩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说的正路，有一层能按正常的方式、正当的渠道而不要用“歪”招、怪招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雪岩制服朱福年的办法，就是一种诱人落井、推人跳崖的十分阴狠的一招，的确有些歪门邪道的意味。在胡雪岩看来，这种招术，只能在万不得已时偶而为之，一旦转入正常，也就不必如此了。言谈之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自己在不得已时制服朱福年的一招，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
胡雪岩所谓做生意从正路上走最好，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更分得清楚，不能只顾赚钱而不顾道义。
义——以义求利，义利相随明确“为与不为”之义（2）
比如胡雪岩做生意并不怕冒险，他自己就说过：“不冒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张，商人求利，刀头上的血也要敢舔。但他同时也强调，生意人不论怎样冒着风险去刀头舔血，都必须想停当了再去做。有的血可以去舔，有些就不能去舔。有一次他就给自己的钱庄档手刘庆生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笔放款，我知道放款给他的这个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这时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去。到不曾失守的地方去，我可以借给他，但如果是运到“太平军”那里，这笔生意就不能做。我可以帮助朝廷，但不能帮助“太平军”。在胡雪岩心里想，他是大清的臣民，通过帮助朝廷而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太平军自然是“逆贼”，帮助他们就是“附逆”，由此去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撇开胡雪岩以大清臣民自居而鄙视太平军这一点不论，仅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的说法和做法，应该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事实上，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要牢牢把握一个正路，即使仅从商人求利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必要的。做生意从正路去走，往往可以名利双收，即便一笔生意失败了，也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而违背道义，不走正路，必将遭人唾弃，一旦失败往往一败涂地，名利两失，不可收拾。如果一定要去做遭人唾弃、名利两失的事情，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道其实也就是人道。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待人之道。一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耻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为人们所不齿。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家，做生意时一定要谨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马需要夜草催肥有道理，但人却不必有横财才能富起来。事实证明，依赖横财可以富得一时，但要富得长久却并不多见。明世宗嘉靖年间，奸相严嵩倒台之后被抄没家产，从他家里抄出的金银珠宝及其他器物的估价达236万两，另在他的老家袁州的田产，占到一府四县土地的七成以上。他的儿子严世藩比严嵩更甚，家中光是藏金银的地窖就查出十数个，每个所藏金银都达百万两之巨，连严嵩知道以后都吓得直冒冷汗。他们的这些钱财无疑都是得自邪门歪道的横财，当时也的确是富过帝王家而“甲天下”了，但最终结果又如何呢？连一代都没有富下去便落得灰飞烟灭。这样的横财，带给他们的不是长久的平安富贵，而是灭门之祸。所谓飞来的横财不是财，带来的横祸恰是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现代人经商，怎样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呢？可以参照胡雪岩的以下经商原则：
——可以为了钱“去刀头上舔血”，但决不在朝廷律令明白规定不能走的道上赚黑心钱
——可以捡便宜赚钱，但决不去贪图于别人不利的便宜，决不为了自己赚钱而去敲碎别人的饭碗
——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赚钱，但决不为了赚钱去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决不背信弃义靠坑蒙拐骗赚昧心钱
——可以将如何赚钱放在日常所有事务之首，但该散则行善，掷金买乐时也决不吝啬，决不做守财奴
除此之外，做生意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先调货后收款的生意不能做或少做。应该是一手交钱，一手提货，钱货两清
——预付货的生意不能做或少做。但可与其签订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有货调时方付款
——三、四手货的生意不能做或少做。应采用第一、二手货，有一定价值才能做
——“隔山买牛”生意不能做。应该是见货买货，当面看清，调多少货付多少款
——手续不完备的生意不能做
——有社会“经纪人”从事渔利的生意不能做
——借钱让别人经营，盈利双方分成的生意不能做。这样做，别人保险，自己冒险
——不了解市场行情的生意不能做或少做。掌握市场行情，根据需求进货，如无市场把握，可做少量进货试销
——不懂、不熟悉的生意不能做。不掌握商品产地，不熟悉规格、价格、不懂用途，不会辨别商品真伪的生意不要做
——“曲线”结算货款的生意不能做或少做。
义——以义求利，义利相随重合作轻利润之义（1）
在乔致庸一生的经商生涯中，非常看重“合作”二字。无论是与竞争对手合作，还是与商业同行或者政府官员的合作，他都信守一条准则——先义后利，重合作而轻利润。
当他意外得到一张《大清皇舆一览图》后，萌生了冒着生命危险、南下疏通茶路、解救茶农的念头。但由于财力所限，自己不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这时候，乔致庸首先想到了合作。这种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非常“平等”的合作，因为合作的前提是：做完生意后，如果合作方愿意要银子，乔致庸就连本带利还给他们；如果合作方愿意要茶叶，乔致庸就将银子作价给他们茶叶；万一生意失败，则将乔家的全部生意抵押给合作方。这种“只赚不赔”的合作方式，当然有人愿意投资了。
乔致庸历尽艰险，终于贩回茶叶，并且北上恰克图，将茶叶卖给俄罗斯商人，结果众人分利，皆大欢喜。经过这次合作，乔致庸不仅赚取了大量银子，更重要的是给商业同行留下“义大于利”的良好形象。
乔致庸决心进入票号业的时候，曾经对广晋源大掌柜成青崖说过这样的话：“……广晋源首创票号业，第一次让商人们利用自己的信用而不是现银，使走遍天下做生意成了一种可能……如果把这件事办大办强，让更多的商家进入票号业，在全天下由众多的票商织成一个广大无边的信用之网，让大中小商家皆能以这个网为依托，凭信用做生意，就能实现晋商前辈一直梦寐以求的货通天下的理想，做成天下从来没有过的大生意……”
乔致庸一心进入票号业，看中的并不是其中的利润，而是希望振兴大清朝的商业。但要想真正做到汇通天下，一己之力显然不够，因此他反对广晋源一家画地为牢，希望天下的生意由天下的商人一起来做，这其中也包括那些资金比较少的商人。
正因为乔致庸具有“轻利润，重合作”的经营思想，又为商界树立了诚信的榜样，因此每次做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生意时，总会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从未陷入过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困境，而是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惊人业绩。
见利忘义者是成不了企业家的，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是利物、利他、利人的，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义先于利；既要反对重义轻利，也要反对利先于义。这是对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健康完整的经济人格是“义利并重”，讲究“义利合一”。《周易》就强调“义利的合一”，即按照阴阳互补的原理，使“利”和“义”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和谐统一起来。
见利忘义是小智慧，这样的商人永远是一个小商人，因为他失去了义；舍利取义是大智慧，这样的商人有大气，因为他得到了义，即得到了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蔡继有是香港新华集团董事会主席，是香港有名的海产大王。蔡氏家族主要经营出口急冻海产、冰厂，此外还有粮油、地产、贸易等业务。新华集团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大型跨国企业，蔡氏家族资产估值已超过30亿港元。奠定集团贸易坚实基础的是与日本人的海产生意，蔡继有为建立与生意伙伴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