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上海了，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丑的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镇长是打了她的主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这样倒使镇长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间出镇长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镇长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镇长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
六
镇长的辉煌很短促。像扫帚星划过小镇的空中。
先是中央的林彪，接着是省革委主任，接着是县革委主任，接着是镇长，一个一个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就像他们当初理直气壮地把别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一样。据说，他们竟是串通好了谋反的。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战略工事的一部分。他那回来小镇，主要是来看地形的，计划在小镇修一个地下指挥所，那天晚上说住下又突然撤走，就是为了保密。总之事情很严重，很可怕，大家这才晓得，一个臭癞痢当初能那么不可一世，原来竟有这样的背景，也就激起大家无比的痛恨，声讨起来一个个义愤填膺。
但这个“臭癞痢”却满不在乎，开批斗会的时候，他依旧像先前做镇长时一样神气活现。
一上台，他跪下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着，两条手臂平展着。主持人喊：“你起来，我们不搞体罚。”他说：“我自己罚自己，跟你没有关系。”主持人说：“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还看不出来？我没有文化的都认得：一个头，两只耳朵，平伸两只手，伸条腿，跪条腿，这不是个‘光’字么。不过不是光荣的‘光’，是光卵一条绳的‘光’，如今我光卵一条绳，什么都不是了，甘心情愿接受批斗。”大家听了，又看他怪模怪样，想笑又不敢笑，就开始揭批。
镇食品站的站长上去说：“你当个镇长，专搞特殊化，回回买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专要猪头肉。镇上一个月才供应几头猪？一头猪有几两猪头肉？你回回只要猪头肉，别个吃什么？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哩。”说着狠狠地跺了跺脚，高呼：“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
在台角上的镇长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食品站长，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食品站站长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镇长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镇长也是少不得他的，镇长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槁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镇长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革命，他那个公社造反最早。司令自然是他。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惜的是字依旧是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怕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又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字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
办公室主任走上台的时候，镇长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事情原本也是意料中的，文化革命了几年，这种人见多了。
办公室主任的揭发主要围绕着镇长作过的报告里的黑话，都是些大歌大颂“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话，这些话都有文字根据的，出自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上的报告。办公室主任说得有鼻子有眼，一清二楚。
镇长起先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听久了，好像有些烦，就说：“那些话都是你写的，我不过就念念罢了，还念不完全。要是有罪，你总要担当一半，莫往我一个人头上栽赃，莫墙倒众人推哟。”
办公室主任给他说得尴尬，站在台上脸红一下，自一下，憋了好久，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如今你还敢强辩，你有儿个脑袋！”
镇长低了头，咕哝说：“我有几个脑袋！我要有几个脑袋，还会要这个癞痢头么？”
虽然是咕哝，但声音大家都听得见，不由哄笑起来。主持人赶紧抓起话筒喊“严肃些，严肃些”，却自己也终于忍不住笑了。
七
对镇长的处理没有批斗时以为的那么严重。到底只是个基层干部，红是红过，却同上面的那些大人物没有什么非法的组织上的瓜葛。但已经批斗成敌我矛盾了，总不能一风吹，就下到蔬菜大队去劳动。镇长自然不当了，但工资还在镇上拿。先挂起来再说。
这一挂挂了有六七年。这期间，不管是镇上的还是外面赶到镇上来的受了冤枉的大干部、小干部都落实了政策；以这冤枉和平反作素材写了电影、电视和小说的文人许多出了名，还没有听到他有工作变动的消息。那个年轻人写的获奖小说里关于镇长迫害老干部的事，自然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不在位上。但小说出了名，大家便都对号入座，把那个该死的“镇长”安到他头上。因为只有他在背时。他有怨气，也是自然的。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记恨别人的人，那回在桥头跟那个春风得意的小人物偶然相撞，他那些话，其实井非特地找人麻烦，心里未必有什么恶意的。
这可以从他后来说的话里得到证明。
那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随拖拉机进城去送菜，中间有段山路，是个下雨天，山路打滑，拖拉机翻到山坡下，把几个坐在拖斗菜堆上的人一起扣在里边。他和生产队的一个副队长把拖斗前边有抓手栏杆的地方让给了几个女社员，两个人坐在旁边的车帮子上。车子一翻，车帮子就横着压在他们身上。那个副队长当时就死了。他送到镇医院还活了几天。死之前他不知为什么特意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上海女知青。如今她是电视、电影上能让一般观众觉得脸熟的演员了；另一个就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如今是杂志报纸上常常出现名字的作家了。一个他拼了命救过；一个他做过垫脚石。好歹这镇上也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好像这些都成了他的什么荣耀。这使大家很是为人性的弱点感慨。人终是不甘心寂寞的，像他这样一个人，早已一文不值了，却到死还要把自己同一些名人攀扯上。这些名人其实同他八竿子也搭不到边的。
那位女明星曾经到镇上来过一回。他们要拍一部电视剧，里边也有一个像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那样的角色，内心美好，外表奇丑。他们在上海当地找了好久都没有物色到理想的人。最后女明星忽然想起了她插队地方的镇长。当时他还没有死。一伙人风风火火跑到镇上，一打听，“镇长”在下边监督劳动，懊丧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先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弄得白跑这么一趟。这地方又没有什么可白相的。
那位作家来得晚些。那回在镇上的小河桥头同镇长的遭遇，让他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恶心，脸上由不得就发烧发烫，就像是当众被人抽了一耳光。在省城听说“镇长”死了，他还恨恨的，遗憾不能鞭尸。以后年月久了，关于小镇的记忆日渐淡薄，自然也就淡薄了“镇长”和“镇长”对他的侮辱。直到不久前，他同省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觉得在城里呆得有些腻了，想寻一处偏僻乡村找一点回归自然的感觉，叫做寻找“精神的家园”。其中一个人忽然想起作家发轫的小镇，几个人就雀跃起来，说是去访一访作家的故居。结果几个人同样是大失所望。
十几年之后的小镇，早已面目全非，镇上先前排列着古旧雕楼的老街早已拆了个精光。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水泥和等外瓷砖敷就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已干涸（据说是由于上游办了工厂，抽多了地下水的缘故），却造了粗蛮的水泥大桥，叫“长虹卧波”，那几个字也不知出自哪位庸官的手笔，写得极恶俗。沿河修了很宽的马路，却让各类摊贩拥塞得水泄不通。总之是了无牧歌的情趣。几个人要走，又错过了返回省城的班车。县里来作陪的人很惭愧，觉得对不住让他荣幸了一回的这帮人，挖空心思想了好久说，静穆的地方倒是有一个，就是作家写过的癞痢山，先前那位老干部流放的地方，那里的树都长起来了，成了林，不过如今那里是镇上的公墓区，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
大家说：那有什么，爱和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