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日本人很聪明，所以并未把这种二十四孝作为孝行的标准。你可是说了奉承话啊。
我最近在休闲馆，听了叫二十四孝的相声。讲的是一个人，想要孝敬母亲，于是问她想不想吃竹笋？母亲回绝说自己牙不好，实在不能吃。我认为日本人很聪明。不会被愚蠢的事蒙蔽。所谓文明并不是使生活方式时髦化。明辨是非才是文明的本质。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
日本人接受了祖先传下来的好的教养。出于本能似的，仅仅选择、摄取了支那思想的健全部分。在日本，支那好像是被看做儒教之国，但支那乃道教之国。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长生不老的迷信’。但是在日本，不老不死的神仙说之类根本无人理睬。人们仅仅把它当作笑料。认为神仙这个词简直就是白痴、疯子的代名词。
因为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上面，所以不需要神仙和二十四孝。‘忠’就是孝行。前阵子我们一起看的戏剧中的政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忠’。没有教育孩子要对母亲尽孝。但是，因为‘忠’就是‘孝’，所以那样就可以了。于是日本人看那出戏时都哭了。而把‘仙人’、‘二十四孝’作为相声的内容，成了人们的笑料。”
“不，对不起。”我禁不住恭维道：“大概是日本人刻薄的缘故吧。但其实并不是蔑视你们国家教育子民的信条，这种辛辣地嘲笑别人的坏毛病要不得。”
“不，日本人的嘲讽仅仅是有气势，反而是淡薄的。说‘辛辣’不准确。在支那有‘他妈的’这样的脏话，这个才真正的辛辣。是很过分的话。很下流卑劣，我不想说它的意思，除了支那，恐怕世界上没有其它民族能发明出这种致命的脏话了。仅此一点支那世界第一。”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不过，我总觉得，中国能称得上世界第一的绝不止这个，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种判断，我觉得在你们国家，正流传着我们难以想像的伟大的传统。你把自己的国家说得那么不好，可是藤野先生说‘支那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反抗者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每次我听到你对支那的批判，却反而感到支那的博大精深。支那是绝不会灭亡的。只要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支那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级大国。”
“别奉承我了。”周先生苦笑道，“支那要是像现在这样可不行。绝对不行。只要是有那种认为自己有余裕的满不在乎的自负心理，就不行。日本人都有干劲、有目标、并且很认真。支那必须要学习日本这种态度。”
那时，我动不动就同周先生进行这种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兴奋地打算着：等这学年结束、一放暑假，就去东京，告诉同胞的留日学生们他发现的神国之清洁感、直截的一元哲学并启发他们。不久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又在仙台见到了周先生，久违了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但总觉得他的目光犀利而敏锐，即便是笑，脸上也有种冷飕飕的阴影。
我问他：“东京怎么样？”他很奇怪地苦笑说：“东京人很忙，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那是现在东京的symbol（德语，“象征”之意）吧。到处都不安定，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传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反响如何？”
周先生好像突然牙痛般地扭曲着脸说：“这个……，太忙了，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搞不清楚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毕竟本质是单纯的、明朗的，可我们的爱国心是复杂的、灰暗的。不，也许没那么严重，反正有许多事我不明白。太难了。实在搞不懂。”
他又冷冷地微笑着说：“不过，不少日本青年现在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很吃惊，各国的文学书籍，很多都到货了，日本的年轻人积极地选购着。也可以说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模仿他们，少许买了些书回来。打算不逊色于他们地从事研究。我的竞争对手是东京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新的世界正在erwachen（德语，“觉醒”之意）。我对东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此后，课程一结束，周先生就马上回自己的宿舍，很少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很稀奇，津田君来到了我的住处，一副很奇怪的表情说：“出了件麻烦事。”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是周树人，发信人是直言山人。我想：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匿名，略微迟疑了一下，便皱着眉看了信。那内容更糟。字也是缭乱的草体，简直是一封散发着臭气的肮脏信件。首先，上面大大地写着：“你改悔吧！”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直以来我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似的刺耳的话。接下去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的话，罗罗嗦嗦、颇为难懂，大意是说：你怯懦，你事先从藤野先生那里泄露了解剖学的考题。其证据，是你的解剖学的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了记号。你没有及格的资格，改悔吧！等等。
《惜别》 第三部分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3）
“这算什么。”我想撕掉那封信。
津田君却慌忙说“等等、等等。”一下子把信从我手中夺了过去，“这可是大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实际上是件不愉快的事。我必须得喝点儿酒。这家人一点儿酒都没有吗？”
我苦笑了一下，问借宿的那家人是否有酒。妻子说，“白酒今晚被丈夫喝了，不过还有啤酒。”
我问津田君：“啤酒行吗？”
他一副稍有些痛苦的表情说：“啤酒？吹着冷风喝啤酒真是蠢透了，好吧。没关系。拿来吧。”
津田君一个人咕咚咕咚喝着啤酒。
“哇，真冷啊。秋天的啤酒，真够呛。”他喊着，打起了冷战，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起这件事的重大性。因为是嘴唇青紫，全身哆嗦的演讲，竟也营造出了一种非同平常小事般的凝重气氛。
“这是国际问题。”他像往常一样夸张地说。“这件事，看似是周先生个人的事，其实不然。现在清国留学生散布日本全国，人数已接近一万。也就是说，在周先生的背后，有一万名清国留学生待命。周先生一旦发怒，这一万名留学生必然站出来声援。指责起来的时候，且不说仙台医专的名誉受损，我们文化部、外交部也说不定要向清政府道歉。这的确会给中日亲善外交抹黑。这件事，你怎么想？”
我像往常那样装做不在意地说：“周先生看到那封信了吗？”
“看了。今天我们一起从学校回来，这封信已经被寄到了宿舍。周先生拿到信后很无所谓地装进了衣兜，上了台阶。当时我有一种预感便叫住了他。说：‘把信在这儿拆了吧。’周先生站在走廊里，默默地打开了信。大致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就要撕掉。”
“就是嘛。这种不干净的信，谁都会想撕掉的。”
“哎，别打岔。我拿起那封信一看，愈发紧张起来。”
“怎么。你不会认识寄信的那个人吧？”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认识。是矢岛。那个Landdandy（德语，“乡下花花公子”之意）。”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几天前的一件小事。是在藤野先生的课上。先生一进教室，班委会的新干事矢岛马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写道：“明天开班会，全体无一遗漏务必出席。”然后在“漏”字上画了二个圈。五、六个学生哄笑起来。我简单地以为因为班委会人总不齐，才特意强调“无一遗漏”的。可是，那是矢岛拙劣的讽刺。当时，藤野先生和周先生都在，想暗暗讽刺考试“漏题”，矢岛才用了这种卑鄙的小伎俩。
一想到这儿，我的火就上来了，“揍他一顿！”总觉得不能便宜了这种卑鄙小人。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平凡的六十年的生涯里，产生了真的想揍人的想法的，只有那一次。我恨不得当晚就去他家，尽情痛打他一顿。我一直就很讨厌这个留着美须的矢岛。他毕业于仙台东北学院之类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借周先生的说法，是伊达藩的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如果按照津田君的说法，是个乡巴佬。总之是那种妄自尊大的人。刚开学他就在教室里神秘兮兮地说他父亲是仙台的大富翁，他总是借着父亲的权势兴风作浪，好像自己是班级的头面人物似的。在新学年班委会干事改选中，他便踢开了津田君，当上了新干事。我不赞成从东京大坂来的学生把东北看作农村的那种轻蔑的态度，可我也无法忍受那些东北当地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阴险卑鄙的报复倾向。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地位卑微的东北人，所以一看到农村人那种早熟的复仇心，我就像厌恶自己似的，比起东京大阪的学生，似乎更讨厌当地的人。
“不能打他。那就成了泄私愤。”津田君一看我激怒了，忽然显示出了冷静的态度，“对方不止矢岛一个人。有许多乡巴佬帮闲。我认为该利用这个机会纠正一下他们的排外思想，我们不都是绅士吗？还是打思想战吧！”
“可是，津田君。我也是乡巴佬呀。”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乡巴佬这个词很刺耳。虽然当地的矢岛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可是，使用这个词的东京人津田君的心里也称不上高尚，转念一想，其实都半斤八两。
“不，你不同。你绝不是乡巴佬。你，”津田君一副为难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更像城里人。”他越来越困窘了，“对，你是支那人！没错，你。”
我被弄得目瞪口呆。
“所以你才对同为东北人的矢岛君他们敬而远之。”津田君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在和周先生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我不那么认为，但班里的同学都说你长得像支那人。你的确不应该只和周先生一个人交往。班里的同学在背后把你的名字‘田中卓’叫成是‘でんちゅうたく’（一种类似中文的发音），你不知道吧。反正你的名字是小田。不愉快吧？”
别人怎么叫我，我倒不太在意。可是，津田君为什么把这件事扯到我的头上，还乱发脾气、搬弄是非，迟钝的我也渐渐地明白了。津田君到底还是在对矢岛君夺走了他班委会干事的名誉职务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忧郁失意的小政治家就借机使矢岛君的信问题化，想逼矢岛君辞掉干事职务，而后自己就可以再光明正大地炫耀印有头衔的名片了。他一定是抱着这种可怜的企图来找我的。先挑唆与周先生关系最好的我，我一激动就会像上次那样紧急报告给藤野先生，这样一来，藤野先生便会愕然地找到矢岛君，大声训斥他并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