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2-惜别:鲁迅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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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2-惜别:鲁迅书系-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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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渐对周围的生活开始抱有一种怀疑和反感。我感到懊恼焦虑,终于抛开了家乡去了南京。学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新学问就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把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给了我。我拿着这八块大洋,走上了异路,逃到了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    
    到了南京,我想:究竟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海军学校。进了那所学校,我立即被命令练习登船帆,可是几乎不教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英语,“它是只猫。它是只鼠吗?”之意)之类的初级英语。    
    正好那时,有个叫康有为的人;提出要:“学习日本维新,打破旧体制,探求新世界,以谋求国力恢复之策”。他向皇帝建议“以变法求自强”,皇帝同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改革国政,但很快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为首的旧势力的反对,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免遭杀害而逃亡到了日本。抛开这个戊戌变法的悲剧不提,即使光是每天大声朗读“It is a cat。”(英语,“它是只猫”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我想尽早接触到新知识的核心,便决定转校。这次选的是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金石学之外,还开设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所以总算心情平静了一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教英语“It is a cat。”(“它是只猫”之意)了,而是开始教德语“der Man;die Frau;das Kind”(“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它是小孩”之意)等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于洋学的核心,因此,这里教德语也是令我愉快的事。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4)

    校长也是一名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赞成“变法自强说”。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者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说的话,而是经常出些像“华盛顿论”这样的时髦的问题。儒者先生们看了那些问题,反而悄悄地向学生打听:“什么是华盛顿啊?”同学中间也很流行读新书。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大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人名,“托马斯·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有个星期天,我也去城南买了一本。那是个厚厚的印刷本,正好是五百文钱。我一口气读完了它,现在仍然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文章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原著的水平,因此只能读新出版的汉译本。后来又出版了《物竞》,还出版了《天择》,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噶。我们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一种极其不知羞耻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强烈的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坦然地继续探索“恶魔”之穴。在学校,没有生理课,我们便读了木板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我渐渐明确地知道了: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就像自己心中起了波澜一样,这时支那的知识界同样受到了维新救国思想的冲击。    
    那时候,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渐渐这些国家在支那又获得了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美国也从很早开始就伺机入侵东方,那时已经得到了夏威夷,又加紧了侵略东方的步伐,与西班牙作战,占领了菲律宾。此后,便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支那无休止的干涉。现在支那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然而对于支那,不幸还接踵而至,首先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支那的无能。    
    第二年的十二月,我从矿路学堂毕业了,可却没有当一名矿山技师寻找金银铜铁等矿脉的信心。而且自己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才进这所学校的。为了使现在的支那能更富强一些,我想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是学习矿业,不如说更致力于了解西洋科学的本质。那时的自己只是空有毕业之名,事实上并不具备当一名矿山技师的资格。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义和团的叛乱,使列强各国,甚至支那民众都把清政府的无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业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支那,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    
    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刺激,为了挽救支那的危急,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我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我很理解放弃学业立即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可是,尽管我跟他们的终极目标相同,但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    
    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知道如果去德国就能确实地把握西方文明的精粹。有了这种模糊的判断,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通过去德国留学实现。然而我是贫穷的,离别故乡、来到南京都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像天方夜谈一样。如果不能去德国留学,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日本。那时,政府出资,每年都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二、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极力推崇去日本留学。日本只是个小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兴盛呢?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许多人都是二十年前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的威胁,百余人奋起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者学习政治工商、或者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了治国中坚。世人用“政事变迁,雄视东方”等论调来赞美日本,于是得出结论“出国留学,西洋不如日本”。其理由是: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接近,易通晓    
    三、西学甚繁,西学中不重要的东西已由日本人删减并斟酌修改    
    四、日本与支那风俗相近,易于习惯,可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去日本留学,绝非仰慕日本固有的国风,说到底应该学习的还是西方文明,只因为日本已经成功地将西洋文明去粗取精,并归为己用,所以才不特意远赴西洋学习,而是通过在邻国日本学习,直接吸收西洋文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鼓励去日本留学的。我认为这样说也并不为过。当时赴日本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加,可几乎全部是持有与《劝学篇》中所表现的思想大同小异的歪曲意图赴日本留学的。我得承认自己也不例外地认为赴德国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才取而代之,期望赴日本留学,并通过了政府举行的留学考试。    
    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对此我一点儿预备知识都没有。于是我向曾经去过日本矿路学堂的师兄们了解情况,问他们去日本留学的心得。师兄说,去日本最难以忍受的是穿布袜,日本的布袜根本没法儿穿,还是下狠心多带些支那的布袜去好些。此外有时候用纸币不方便,最好全部换成日本现银带去。于是我立即买了十双支那布袜,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兑换成了日本的一元银币,小心翼翼地带着沉沉的钱袋,从上海乘船远赴横滨。    
    不过那位前辈的留学心得已经有些过时了。在日本,学生必须穿统一的制服和鞋袜,因此布袜完全没有用了。而且,让人发窘的是大的一元银币日本很久以前就作废了,于是还得再把它们换成日本纸币,费了我不少工夫。那是后话了。    
    我本人在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那年二月,平安地从横滨港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想到自己即将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甚至去德国的愿望之类的都消失净尽,我想,确确实实,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般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除了支那完成重建的日子之外,恐怕不会再体验到了。    
    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之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场房中间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全然看不到的。每当清晨在东京街头散步,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白毛巾、扎着袖口忙忙碌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的样子,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突然间理解了神国的精神本质。借助于最初在横滨通往新桥的火车上瞥见的风景,我轻易地理解了与其相似的刚健的清洁感,要言之,恰到好处。无论在哪儿,你都找不到倦怠的身影。我心中高喊着:来日本真好,由于兴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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