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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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传-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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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权日蹙的要目,如割地,如租界,如势力范围、租借地,如使馆界,如领事裁判权,如外国军队驻扎权、军舰行驶停泊权,如海关税务管理权、关税协定权,如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如铁路建筑权,如矿山开采权,如设厂制造权等等,其影响所及,使我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国将不国,民亦非民,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    章先生尝谓列强帝国主义的凶暴,甚于满清政府。二者均应攘除,然不能不先其所急,而以推翻满清为首要。有云:“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擀御哲族,不其忸乎?”(《文录》卷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第5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

    清代学术,惟有小学昌明,余多不振,绪言中已发其端。这种学术上的畸形发达,就因为在异族统制之下,顾忌太多的缘故。鲁迅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绝没有看懂的古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杨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算帐》)言之极为沉痛。有人以为满清一代,国学渊微,发明已备,后生只要追踪前修,无须更事高深。此乃浅见之言,其实缺陷正多着呢!考史者虽则留心于地理、官制,而其他如姓氏、刑法、食货、乐律之学,却无一不见衰微。章先生有云:    姓氏之学,自《元和姓纂》以降,郑樵亦粗明其统绪;至邓氏《辩证》,渐确凿矣。元、明以降,转变增损,又益繁多,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原注:《元史·民族志》别是一种。)刑法之学,旧籍惟《唐律》为完,汉、晋、南北朝之事,散在史传,如补兵以减死,督责以代仗,又皆律外方便之门,皆当校其异同,评其利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货之学,非独关于租赋,而权度之大小,钱币之多少,垦田之盈诎,金银粟米之贵贱,皆与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论列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乐律之学,略有端倪,陈氏《通义》,发明荀勖之学,可谓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审定者,丝声倍半相应,竹声倍半不相应,相应者乃八与一,九与四。其言人气折旋,必有度数,皆由证验所明,更谓丝器不可以名律吕,亦可谓得理者。而陈君犹取倍半相应之说,两者孰是?必听音而后知之,非衍算所能尽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章先生《自述学术次第》)      先生更进言清代的小学与玄理,并且自述其独到之处,与下文第十三节所引可以互参。其言云:    近世小学,似若甚精,然推其本则未究语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余若此类者,盖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者,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自述学术次第》)      综观以上所述,满清政府的罪恶,帝国主义的猖狂既如彼,民族主义的沦没,固有学术的消沉又如此,在这暗无天日的中间,忽然现出了光明的救星,这便是章先生所负的使命。换句话说,便是救中国———光复中华,振兴学术———的事业。其所完成的,不但和曾国藩这一派的洋务,康有为这一派的变法截然不同,就是和梁启超的运动,有志革命而仍徘徊于君主立宪的也根本有别:这是先生伟大的所在。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第6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古来伟大的天才,其萌芽每见于幼年时期,但亦须有启发导引之人,知所爱护,不使它中途摧折,才能欣欣向荣,开灿烂无比的花,结硕大无朋的果。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大概由于环境或教育违背了自然,不能遂其发展的缘故。章先生从小聪慧,读书多悟,内心所含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发芽最早,愤满洲统治之虐,明《春秋》夷夏之防,而又有外祖朱有虔及时启导。在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外祖就把蒋氏《东华录》中曾静案,讲给他听,并且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    先生便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    朱答:“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    先生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参阅朱希祖所记《本师章太炎先生口述少年事迹》)     章先生的民族主义伏根之早如此!年十三四,就能够读《东华录》,年二十就读全祖望文,于郑成功事,愤然欲与满清拼命。    可是返观当时一般的情形,大不相同。凡是反对革命最烈的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如康有为(《章先生痛驳康氏》见第七节)、如杨度便是。杨度曾做了一篇《金铁主义说》,反对民族主义,其大意略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先生本其卓识,发为鸿之,痛斥杨氏之有三惑,最足以看出先生民族思想的发达和运用。其言曰:    

    为是说者,盖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反傅为言。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因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其始画种为言,语不相滥,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蕃,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按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诛。狄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夫弃亲昵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杀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太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已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稍同化于我矣,奚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文录·别录卷》卷一《中华民国解》)       此外,如《检论》中之《序种姓》上、下二篇,如《清建国别记》,都是辨章族类的名著。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第7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

    章先生提倡民族主义,著书立说,渐次为世所重。戊戌政变,长江一带通缉多人,先生的名字亦在其内。乃避地台湾,以为彼地有郑成功的遗风,割隶日本未久,当有可图,然终于没有所就。翌年己亥,游日本,始在梁启超坐中,遇见国父,尚未相知。迨至庚子年,唐才常事败,先生虽非同谋,亦被通缉。翌年掌教苏州东吴大学,并木刻《訄书》行世,为巡抚思铭所 知,欲兴大狱。乃于壬寅春,再避日本。其时国父方在横滨,英豪会见,握手定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所应大书特书的事。    ……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案即秦遁)就之。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从此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中和堂这一会,兴中会的同志,畅叙欢宴,每人都敬先生一杯。先生共饮七十余杯而不觉其醉。国父对于先生雅相推重,凡开国的典章制度,多与先生商榷。先生亦佩服国父的善于经画,《检论》中有《相宅》、《定版 》诸文,可以窥见一斑。《相宅》系述国父之言,此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黎。《定启籍》一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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