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学秦先生，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邵先生怕他贪玩，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邵先生家去看一看，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他家检查作业，看到启功有进步，他们都感到欣慰。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竟激动得流下眼泪。
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结识了新朋友，学业大见长进，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物理学家王大衍都是他的好朋友。
启功小学毕业后，又升汇文中学的商科。为什么学商科？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他深知学习机会来得不易，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
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中学学到的。中学辍学后，他已经能出口成章、落笔成画了。经祖父老世交介绍，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当场就请教老前辈，得到答案后，使自己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恩师——北师大原校长陈垣
启功先生的恩师就是北师大原校长———陈垣。
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1933年，启功初中毕业时，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
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时，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未免有点害怕，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
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他教“大一国文”。
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陈垣显得那样执著，他似乎早已看出启功是个可造之才，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知识，一一教给了他，可以说是揪着启功的耳朵一点点教出来的。
启功还记得陈垣先生曾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后来启功先生才明白这是教师教学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检阅。
启功回忆：“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各方面的承认。从那时起，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他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他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像沈兼士、余嘉锡诸先生，当时都已是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沈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当时年轻的启功，也在沈先生的揄扬、提拔、鼓励和鞭策之中。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持之以恒；做学问下笔不苟，引用资料，注重精确；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容庚、唐兰、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他们用功之勤、学问之博、治学之严谨、人品之高尚，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
他善于向同辈人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却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互相启发，确实收到解难析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真是“谊兼师友”。
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究教法，深入浅出，无论教什么课，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他的助手，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老师看了没别的话，只说：值30元。这“30元”到了启功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他曾因辅仁大学拒绝挂日本国旗而遭威胁，然而他大义凛然：“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更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下跪磕头以谢贤妻的照顾
在启功心底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她长启功两岁，23岁与启功结婚，到启功73岁时的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呵，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3月5日，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功说：“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阴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姑娘来到跟前，启功轻轻地问：“你是章宝琛？”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你是谁？”“我是启功。你比我想象中可爱、漂亮得多。”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只见过个把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慧，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慧，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启功有时发脾气，她却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忍受。
刚结婚，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常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端壶倒水侍候大家，从不插言。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后来又搬到小乘巷，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吉吉就是他的侄子和侄媳妇。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需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都是一面官司，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十分周到，启功对她十分感激。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回家来，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又干什么来着？”
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也不屈，宰了我也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