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一贯如此，他给朋友、有困难的学生经济上的帮助从来不在乎，可是，今天有人为他花了点钱，他心里着实不好受起来。
第二部分：处事与生活生活（1）
启功最早的住处是在东城区的前马厂胡同和黑芝麻胡同，后来母死姑亡，加上他被划成“右派”，就搬到了内侄章景怀的住处——小乘巷，这地方离北师大近一些，上班比较方便。二十多年前，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学校房子紧张，好在启功对此倒是无所求，有一个栖身之处就够了。小乘巷的房子只有两间旧平房，已属破烂不堪，住着启功夫妇两个人。启功的老伴一直以来以未能给启功生下一男半女而抱恨。病重的时候，曾劝启功能在诸多内侄中认养一个，启功问：“你想过认哪一个呢？”老伴说：“小华呀！这孩子我观察好久啦，朴实率直，我死后就托付他照顾你的晚年了！”
启功是位好好先生，家里的事都是老伴操持，对众内侄一向采取等距离外交，凡事一视同仁。老伴过世后，他才渐渐感到老伴的先见之明，深感孤身生活有多么不方便。
他的内侄章景怀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司机，为人很实在，不抽烟，不喝酒，在单位评上先进也不去领证，这样的本性很对启功的脾气，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了。后来内侄到了结婚年龄，启功就不得不在学校要了一间房子给他们结婚。启功说：“假如他们不结婚，可能还不会在一起住，自然形成他俩就跟着我啦。”这间房子就成了董寿平为启功题的“启功第二窟”。有时，小乘巷来了不速之客，启功就搬到这里偷几天清闲。但两边跑着终究不方便，学校便彻底解决了启功住房问题，这才搬到“第三窟”的新房，这地方不大，但环境优雅。这“第三窟”是北师大的“小红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楼分两层，每层就住两户，四间房。启功住在楼上西侧。小小的房间还是招架不住，两年后，为了工作需要，学校又把楼下西侧的一套，供给他工作之用，免收房租，但启功仍旧照交房租。
启功为自己所居“第三窟”起名为“浮光掠影楼”，还赋诗一首：
窗前风动绿阴稠，无愧浮光掠影楼。
因病懒开尘土砚，枯肠搔遍雪霜头。
巡檐偶遇伤弓雀，行路多逢砺角牛。
原借半龛弥勒席，常开笑口不知愁。
“浮光掠影楼”外面的环境还算安静。围着院子是一圈四季青的冬青，院子里有两三棵巨大的梧桐树，片片叶子都像小蒲扇那么大，还有香椿树和月季花……
出启功家小院向右是学院内一条窄窄的小马路，车辆来回穿行。向左有个很大的花坛，坛中种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傍晚住在院子里的老少，常常围坐花坛边乘凉。再向南，是许多枫树和核桃树，再向北，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大槐树。“浮光掠影”的大院子里，真是一片郁郁葱葱碧绿的世界，比小乘巷四周嘈杂的环境好多了。
楼上有四间房子，启功住两间，另外两间是给照顾他的侄子、侄媳和侄孙子住。
客厅的西墙下，放着一个硬的木制长沙发和两个小沙发，坐上去一点不舒服，稍坐时间长一些，腰、背都被硌得生疼，等站起来屁股和腿都是酸疼麻木的。
南窗下摆了一张长型木桌，桌子的多半边堆着乱七八糟的小报、纸张、笔墨之物；另一半铺着一块毡子，对面放有两把木椅。北墙下是一张看去颇有年头的红木桌子，木色暗红有光泽，两头镶有黄澄澄的铜拉手。
客厅内两边有一门通向另一房间，是启功卧室，一张小铁床摆在靠阳台门东边的墙角边，枕头边放有两个小布动物玩具，床头前立着一个高台柜子，上面放有饼干盒和书报等。除此以外，房子里的三面墙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和书架，要想拿柜子顶层的书必须蹬着梯子上去才能取下。
你看过这样吃冰激凌的吗？我在启功家里见过。
第二部分：处事与生活生活（2）
一年7月的一个大毒太阳的夏天，我来到启功家。和往常一样，敲门后，先听到启功的咳嗽声，接着便问：“哪位？”开了门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装冰激凌的小白塑料盒，右手握着小木勺，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冰激凌。老先生这么爱吃冰激凌，一点都不怕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到屋里坐下以后，冰激凌也吃完了，还用小木勺一遍一遍地刮，这可能是怕浪费，再就是还没吃够。接着他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了一个小暖瓶，把水往冰激凌纸盒里倒了一点，拿手摇了摇，仰头喝到了肚子里。
目睹这个情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先生怎么这么会过日子！“我不知您这么爱吃，也不怕凉……下次来一定带两大盒日本式的冰激凌给您，叫您吃个够！”我感慨地说。
无独有偶，想起了另一件事。
青年作家陆昕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先生家闲谈，先生拿出芦柑招待，我们边吃边谈，我吃完了一个，先生刚吃了半个，忽有人来了，且来访者级别甚高，有众多随员。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便匆匆收拾了一下，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客人走后，先生坐下来，眼睛到处瞧。我问：‘您找什么呢？’先生说：‘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怎么就没了？’我大窘忙说：‘让我给扔了。’先生一愣：‘别扔，那个还可以吃。’随即起身到厨房去，我也赶忙追过去，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先生见我来了，问：‘怎么这儿没有？’我说：‘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一边说：‘用水冲冲还可以吃。’我连忙去夺，说：‘我来吃，我扔的我吃。’先生却拿得紧紧的，道：‘不，不，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我来我来。’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吃了。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这可算得上是一回。”
启功在生活上很好伺候，吃东西特别将就。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吃饭。一个小木头长盘子里放了一个小碗，碗里盛了大口吃、也就能吃三四口的面条；另外两个小盘，一盘装了一点面酱，另一盘放了五六块小黄瓜条。老人端坐在桌前，满有兴趣地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开始发表意见：“您这顿饭可没多大营养啊，再说量也不足，这么凑合哪行……”
吃罢饭，启功又把碗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木盘里，端起来要去刷碗。我立即说：“我去刷吧！”他顿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刷？又在哪儿刷？刷完后又往哪儿放？”我反驳说：“刷个碗谁不会，刷完就放在碗柜里呗！”他根本不理，两手端着木盘，一边嘟囔，一边往厨房走，我就跟在他后头，真想看看他刷碗是不是有什么新花样！果真花样很新——先一个一个把碗碟刷好，再一个一个地拿在手里，把水甩得干干净净，再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子里，最后端端正正放回柜子里的上端，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地说：“这，你会吗？最后就该这样的放在这个地方……”说完还拿手指了一下。
碗刷完，我又跟在他身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很是得意的样子。
他刚坐下，胳膊一蹭，把一把小刀刮到了地上。我说：“您别动，我来捡！”他又不急不慢地说：“你知掉在哪儿？”我说：“那不就掉在您坐的椅子下面吗？”他说：“我自己能捡，为什么这么点自由都不给我！”
启功很讲礼节，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冬天的棉袄，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他照穿不误。秋天的毛衣，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
数十年节衣缩食，所有“俸禄”，全用在买书和周济别人上，家中至今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别无他物。平时，就是他侄子、侄媳照顾他。他们俩都有自己的工作，下班回来就紧忙乎给启功做饭，他饿时，就吃几片饼干。他从来没请过保姆，他没有儿女，他说，至今能有侄子侄媳妇关照他就很满足了。
第二部分：处事与生活荣辱（1）
如今已快92岁的启功先生，他的博学、他的幽默、他的超脱、他的慈善、他的坦然告诉了人们：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按时去书房给他们上课、答疑。他每天要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因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他已经很难用毛笔写字，就用硬笔写文章或随笔。由于目疾影响，他行动不便，目前已很少接待客人、出行，开会要借助轮椅。
87岁时，国务院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于91岁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全体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有上百年历史的杭州西泠印社，请他担任社长，他欣然接受了。
启功先生既是一位高逸之士，又是一个尘世凡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间正直、善良、宽厚、博爱的美德。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心，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一般老人，多爱回忆，启功却极少回忆，即便回忆也只是文坛掌故、名士逸闻，并无伤感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启功先生的生命力极似原上草，顽强旺盛，是心智的力量填补了体魄的不足。
难道启功先生真的没有悲伤，真的没有烦恼吗？不！
对启功在二十年中所遭受的苦难，人们只能通过他对亲人、恩人、友人的纪念文字中获得片言只语的了解，更多的只能从他充满调侃幽默的诗句韵文中体味到。他对自己的不幸经历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回忆文章，也从来没有对过去的人和事发表过任何看法。家人和朋友感觉他一定有很多委屈，希望他能够诉说出来排解悲情。人们遭受苦难，受委屈时，何尝不可悲怆地呼天地父母，何尝不可诉说、抱怨，寻求解脱，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但，启功从不抱怨，也不肯讲出来。
有很多人曾问他：“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为何还这样开朗？您是怎样对待人生的？”
他很平静地说：“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失去老伴，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些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许多因素，遇到挫折我不生气。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讨不痛快干什么！”
启功先生能够把一个人的自我成败从小悲中解脱出来，转成一种养生之道，也许这就是他为何九十高龄而精神健旺的原因。
启功先生把痛苦放到哪里去了呢？
启功说：“我是相信命运的，但不是通常大家理解的宿命论的命运，这‘命运’是由时间、地点、条件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