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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我们嘴角儿连糖末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两人也可以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秩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那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来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女孩子家比较矜持，纵使心里再按捺不住，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乖乖地收敛起欲望，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为了花花绿绿的糖纸，他们当掉了刚到手的绿豆膏和脖子上的虎头项链，卖掉了姥姥的绣花手绢和爸爸老旧的上海牌怀表……为了一刹那的骄傲，他们牺牲了好多物质的欢乐，甚至承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屈辱。但当他们捧出满满当当的糖纸儿，心里的幸福滚烫着要喷涌出来，那幸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秒，男孩们也会自豪地挥一挥拳头，吼出憋了好久的话：“嘿！值了！”
那会儿我们不光赌烟标、集糖纸，还玩挑冰棍棍儿。那冰棍吃剩的木棍儿可是夏天里孩子们的宝贝，现在的人不理解，这么脏的东西有什么用﹖那时的孩子们不但四处找，相互之间还争得头破血流呢在当年，穿冰棍的木棍都是木头的，小木片，两头呈椭圆形，不同厂家出的产品格式也是一样的。把木片收集起来，自然是多多益善，然后稍微洗一洗，不然会很粘手，不舒服，这倒不是出于讲卫生的目的。具体的玩法是，每个人在预测对手的木棍数量之后，拿出一定数量的棍儿，数量多的先玩。把两人的木棍合在一起往地上一撒，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相互压住的棍儿挑开。只能一根一根地挑，而且挑起来的木棍不能落下来砸到另外的，能挑出来的就是战利品，但如果触动了下面的木棍，就只能让位于下一家玩。这个游戏对人的定力是一大考验。
现在的男孩子炫耀的方式张扬且极端：染头发、穿低胯牛仔裤、骑动力机车、蹦的、玩ＤＶ影像、打碟、泡吧、叼着香烟说后现代的酷词……相比之下，七十年代的孩子要寒酸得掉眼泪，但是他们天真、淳朴，孤独却能自找出路，把单薄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那一切像未完成的剧本，任何后来者都无法挫败他们的骄傲，一串稚气却自信的脚迹，朝着阳光的来路，无限延伸。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的“战斗童年”
七十年代的“战斗童年”——打水仗、打雪仗
七十年代可真是匮乏得可以，偷吃一根５分钱的冰棍还得躲到旮旯里，那墙角的霉湿味铺头盖脸地呛过来，但我们心里依旧乐得直抽风。那会儿大家伙常倚在门栏边上，翕张着嘴朝巷口张望，做梦都想着四邻能发生一点惊天动地的事儿，如哪家屋顶着了火，谁家的孩子被吊在梁上打得屁股脱了皮。可是奇迹很少发生，我们像守着一窝子婴孩的村妇，每天算计着日子过，愁得快要白了头。但大家总得找些乐子，而我们最欢喜的是偶尔为之的“战斗”。说是“战斗”，不一定就是横刀越马，披肝沥胆，年小的我们，更喜欢来个温柔的“颠覆”。
那会儿，“战斗”的主题之一就是打水仗，省钱实惠，还能顺势捞回两块漂亮的鹅卵石。说白了，打水仗可不是用水枪来打，而是不用任何器具的徒手游戏。每年放暑假的７～８月份，是最为酷热的时候，下河洗澡是我们那时候渴盼的美事。一帮孩子疯了似的冲向门外屋边的小河，站到齐腰深的水里，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大家分成青红两帮，用手掌把水拂起来，打击对方。可以用单手，也可以用双手。但手掌不能切入水过深，这样的话，拂出去的水没有冲击力，手掌应该有一定的下压角度，用掌心击水，一股水流并不大，但却像水箭一样直扑对方的门面，几次击中的话，这个对手也是不好受的，会呛水。有个孩子特有意思，嘴角叼了根芦苇棒子潜水，半边白屁股全露在了面上。他还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蹲在一暗角儿，伺机攻击别人，我们哥几个约好了全都爬上岸去，热烈地聊着天、脸上不动声色。那家伙闷在水里，实在憋不住了，才挣扎着浮出头来，一脸悲愤状。他在岸边呆坐着猛喘粗气，脸红到脖子根，嗓子哑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们怀疑再多个一时半会，他肯定得憋晕过去。不过大家都没有戳穿，依旧是嘻嘻哈哈的，继续用手拂水逗乐。他便有些感激，说要请我们去他家吃刚出锅的豆腐脑儿。一帮人自然是假意推脱，说了许多不着四六的话，而刚别过脸，眼角眉梢便吊了上去，心里高兴得要尖叫起来。
而更好玩的是打雪仗。持续的严寒里，漫天大雪飞舞，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模样像绒布底子衬出农民的忧愁。如果是在学校，那自然是在操场上就开起火来，我投一个“流星球”，你撒一把“回旋镖”。战斗总是进行得异常激烈，当我们回到教室里的时候，除了身上的一身雪水之外，头上还顶着几个大包。放学的路上，我们一样会打起来，不怕冷的，就直接用手去搓雪团子，随着战争的升级，搓团子的速度也在加快，手反而很热了，因此，玩打雪仗的小孩子很少有生冻疮的。这游戏往往是分成两派人对打，男孩、女孩全部上阵，打得过于激烈，连周围的雪都抓完了，女孩子自告奋勇地去运输“子弹”。把书包的东西腾出来，一人背好几个。在这种异性的神秘力量的感召下，我们男孩子更加团结一致，奋勇当先，最后，在一阵声嘶力竭的“冲锋”嚎叫里结束了战斗。对了，还有一次，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让我们用雪把他身子给埋起来。他穿着厚棉袄，皮肤上贴着几片晶莹的雪，一行清鼻涕冷月般吊在脸上。最后，还是老师把他给抱了出来，用棉被捂着他在办公室的热炕上坐了好久，他才恢复知觉。没想到这傻蛋儿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啊！真是爽死我了！”不久前还听说有人在什刹海冰上用雪雕了一座大弥勒佛，那可真叫壮观啊，用朋友二胖的话说：“首都人民可真会过生活！”
现在都已过去那么多年，真要强迫自己去追忆，就有点白头宫女话当年的味道了。不过年少时的欢喜尖叫，还有自然对于我们的诱惑，都是那么地真切可感，就让我们轻轻地回过头来，道一声——再见了，童年。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最优美的弧线
七十年代最优美的弧线——打水漂、扔飞刀
化学中有个专业名词叫“萃取”，那些光洁鲜活的溶液在不同的吸管中跳跃，从一个瓶子到了另一个瓶子。有时候，我们曾经历过的许多细碎的生活片断，就是在这样不停地“萃取”中，在脑海里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它们虽然已经过去了，却依旧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等待着我们再次虚构与重建。
比如，我常常会在臆想中重回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清水没过足踝，一块块鹅卵石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有孩子光了屁股在水里潜泳，青苔柔软地滑过他们的皮肤……但这些极有质感的画面，在你恍惚的一瞬间，又立刻遁身无形，只剩下一声略显煽情的叹息。可是，二十多年前，这些东西却是真切存在过的。记得每次放学后，路过河边，我们哥几个总要比一比，谁的水漂打得最远，最漂亮。一块块扁平的石头在我们手中扬起，沿着水面盘旋，起落。游戏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真正要玩得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它得讲究力度，还得讲究出手时的速度。力道用足了，出去时它如一支满弓扣发的箭，之后便像贴在砧板上的肉，擦着水面凌厉滑翔。最多的时候它能连续击出十几次，最后才踉跄一下，沉入河底，激起几丝微澜。数数声、叹息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女孩子还会小心翼翼地掀起蓝布裙子，用裙摆把瓦片一垒垒地兜来。那欢乐全缩在这过程里了，手足之间的友爱，男女同学的相互体谅，满满当当的都写在了脸上。真到了最后那一撒手，结局却无所谓了，瓦片飞得再高也还是要沉落水里，能沉醉的，只有那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
当时与打水漂相类似的把戏还有扔飞刀，不过我们可不是李寻欢，纯粹是自己逗弄着自己，瞎玩乐。那会儿还没有现成的工具，小刀也是靠着自己变着法儿做出来的。用一根大铁钉，放到铁轨上，火车一过，基本上就压成了一把小刀的雏形，然后再精心打磨，就是一把飞刀了。我们为了贪多，这样的飞刀一般要做好几把，却又怕挨打，藏在箱底里，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炫耀。扔飞刀这把戏危险，得找个空旷的地儿，一比高低。通常是下课后，几个孩子相约到小树林里，或是没人的废弃工地上。找一个结实的木桩，用粉笔画上靶，谁能射中靶心自然谁是赢家。大家表面上都是好伙伴儿，暗地里较着劲，非要争那个第一。这争斗搅和了气氛，玩乐就变得俗气和卑琐起来，扔得准的嘴上不说，心中却暗自得意，后来者自然就跟着毛躁，一个闪失立马误伤旁人。孩儿家也有孩儿家的野心，它使得单纯的游戏不再似初时那么温情。扔飞刀到了后来，伙伴们之间愈发剑拔弩张，由吵嘴升级到“战争”，为了一个空头名位，大家捋起衣袖，横戈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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