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名家前人的经典谋划，一个完整的谋略制定过程从逻辑机制上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审时：任何一个大谋划都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宏观环境形势的准确分析把握之上，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就是这个道理。不对自身要进入的环境所处的大格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对发展的基本潮流趋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是很难谈得上有的放矢地开展具体工作的。
２．料敌：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这里的这个“多算”有很大程度就是指的“料敌”这个环节。古龙有段话很精彩，大意是，你要对付一个人就首先要把他了解得玲珑剔透，连他上厕所用几张厕纸如果都弄得一清二楚的话，那么你必定能够取胜。在对抗性的活动中，对对手的意图、活动规律特点、优势与不足了解得越全面深入，取胜的机率就越大，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是为无数的事实所确证的了。
３．知己：要制定一个有实操性的对敌方略，一定要考虑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这里边对我方自身的实力、状况的准确评估在其中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只有知我所长知我所短，才能有效地扬己之长避己所短，并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４．造势：中国传统兵家很强调“势”的概念，有“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的说法，意思就是善于作战的人首先应使自身强大，处于有利的不易被击败的态势，以等待敌人（发生）错误而发起攻击；打胜仗的军队与被击败的对手相比，态势（通过有意识地营造）就像千金之力压在很轻的物体上一样。其核心涵义也就是战役的指导者应尽可能为自己的部下营造一个尽可能有利的态势，以使其在具体作战中能更有利地发挥战斗力。
５．争胜：主要是就直接的战术行动而言，在基本态势、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如何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直接打击对手，争取胜利。
由上可知，一个所谓对抗性谋略思考的核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对抗过程的特点、对对手与自身的优点与不足的认识，所谓知己知彼。其二，在深入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从整体环境营造、对抗过程优化、自身组织结构整合、手段方法体系健全等方面的具体谋划。下边我们就联系对集团化专业制售假活动调查打击的实际来一一剖析。
第五章 重中之重——专案调查第五节专业化制售假案件调查的谋略思考（2）
（三）打假调查中的审时———假货产生的背景与根源以及全面看待打假调查应持的几个观点。
所谓审时者，则是从对抗活动格局的整体上、宏观上来看待局中人的地位、特点及基本潮流趋势，是任何一个大筹划所不可或缺的环节。具体到集团化专业制售假组织与从事打假调查的调查公司这一对具体矛盾对抗双方来看，客观、深入地认识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本质，集团化专业制售假组织产生的根源、制售假行业与其他相关行业、组织的关系———既包括被侵权的正当守法企业，也包括消费者、执法部门、政府机关、其他企业、社会组织等；以及此类活动当前的主要特征与趋势就是此种“审时”———综合形势分析评估工作主要要完成的任务。
假货为何会如此泛滥，屡禁不止，这种集团化专业制售假组织是如何形成的，它们背景支持是什么？
国内打假研究权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原全国打假办公室副主任叶伯林在《假冒伪劣商品是二十世纪的工业“毒品”》一文中认为全球假冒商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有暴利可图。“造假比销售麻醉品和走私军火的利润更高，且没有风险”，是一个高获利低风险的产业。
２．很多国家打假或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不健全。
3．使用假冒的设备、材料和劳动力等相当便宜。
４．除极少数恶性事故外，总体来说，制假是“低级无伤害的犯罪”。有些国家虽然有健全的“打假”法律，但是，“书本上的法律不等于实施中的法律”，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人们往往看重偷窃有形资产的罪行，而偷窃无形资产的制假罪往往被放到次要的位置。
５．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增长（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际贸易总的趋势是消除或减少各种贸易壁垒，主张同国际贸易自由流通，例如，美国对船运货物的抽查只有３％，这样在１９９４年一年中，美国海关还是查禁了３７００万美元的假冒商品。
６．原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些国家，由于转轨的速度过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监督体制已失调和弱化，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形成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在新旧体制转轨、碰撞和摩擦中，假冒伪劣商品迅速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我认为叶文对假冒商品泛滥的原因的评估是相当准确而有见地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几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以至于我基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的制售假，特别是集团制售假行为将会越来越泛滥猖獗，压在政府打假职能部门及民间打假调查公司身上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地区）基本都有过一段制假猖獗的历程，无论是早期工业革命中的德国、法国，还是后来的日本、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四小龙就更不用说了，其中的中国台湾货前些年还被认为是全球生产价廉质差商品的典型呢。我认为这里边是有一定规律性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根源的。
说句不太符合从事这一行业的“政治正确性”的话，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虽然是相关法律原则的自然延伸与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自觉体现，但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一种不尽公正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特别是市场格局中的先发者对后起者进行压制的工具。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新产品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与时间是不假的，但对于多数技术含量一般，主要靠品牌价值撑起来的商品将其品牌的附加值标定得如此之高，是否合理那就见仁见智了。对于很多生产同类产品的后起者，庞大的专利费与使用许可费是它们无力承担的，而它们生产的商品在很多情况下与正品相差不远，甚至消费者还更乐于接受，这就是明证。说得更直接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后起企业而言，发达国家某些企业所制定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事实上就完全剥夺了它们通过正当手段获得技术与使用许可，从而进入市场的可能。这一点，前段时间思科诉华为的案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国内这方面的矛盾有时表现得更明显，如浙江的温州，十多年前谁都知道这是中国假货及假货标志生产的大本营之一，而如今它们当地的很多企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自己已经不再造假（这本身当然还是好事），反而开始对内地一些刚起步的企业口诛笔伐。这种情况在今天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些摸着石头过了河的人（其中何止是一两次地湿鞋）转过头来就把路给断了，惟恐有人顺着他走过的路也过河。因此，说起国家法律当然是应该遵守的，但对于这种因不同地区、阶段的政策不同造成的矛盾如何处理也是一个值得很多人深思的问题，要不非但人心难服，到时真正的法律秩序、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市场秩序也难以有效地建立。
正因为假货的泛滥涉及这么多很复杂、一时又很难解决的深层矛盾———如某些地方政府对一般性制假行为的默许、部分地区民众的生计对假货生产的依赖等等，因此假货泛滥的问题也不要期望一下就能有大的改观。中国加入WTO后，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加工生产能力极度膨胀，而高层次研发、品牌创建能力的严重不足使假货的生产、泛滥产生了可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签订加入世贸保护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对假货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打击力度也将越来越大，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对国内有远见的调查公司未雨绸缪地及时加大力度尽早整合各方面资源，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谋篇布局可以说是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空间。
（四）料敌———当前集团化专业制售假活动的一般规律与特点。
前文已经提到这类活动一般具有专业化强、组织化程度高、调查与反调查之间具有高强度对抗性等突出特点，因此对这类案件的特点及调查工作规律进行深入地分析，在思路上总结出一整套制胜策略技巧不但对于调查公司本身提高工作水平、减少不必要损失有明显的助益，而且对于从事相关打假维权的公安经侦、工商、技监等职能机关的朋友也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根据我个人这几年的观察与思考，此类制售假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或者说规律最值得引起打假方的注意。
第一，对市场具有极大的冲击性。前已详述，此不赘言。
第二，分工负责，环节独立、公秘结合、幕后指使———此类制售假活动本身的特点。这一点在前边已经提过，这里从它给调查带来的难度再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分析：除了制售环节相对独立，降低了可能的刑事与经济风险外，制假者的主体身份也正由原来以港台企业、乡镇企业为主的本身无品牌的作坊式制假发生变化，一些已具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国有或民营企业出于牟取暴利、减少自创品牌的成本、打击竞争对手等多种考虑也开始加入规模化制假这一违法群体中来。由于此类制假主体本身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与企业声望，同时也进行合法品牌的生产，因此一般视线很难把它们与专业制假工厂联系起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就销售过程而言，此类集团化售假流程一般呈多级递减的模式，先是与生产工厂最近的内部销售部门，下一级是各地区的专业批发商，然后是各大专业批发市场的二级批发商，然后再通过这些二级批发商将货物通过来进货的批发商批发到全国，最后才到各销售终端和客户手中。因为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制售假组织的老板一般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自己亲信的管理或技术人员负责各种具体生产和销售活动，再加上流通过程本身的多层性———必须经过多级中转批发假货才能到达直接用户手中，因此从市场上进行明面地顺藤摸瓜，要找到背后的真正源头确实非常困难。
记得有报道说中国加入WTO的一次中美高级谈判中，美方代表抱怨中国侵犯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现象一直没得到遏制，而且中国打假打了这么多年，假货越来越多。这些确实不是有关方面不努力，制假者所采取的种种降低风险、规避打击的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五章 重中之重——专案调查第五节专业化制售假案件调查的谋略思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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