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人力型的大范围调查，转变到对科学技术与分析、推理等专业方法的运用，这样比起公共执法人员而言，相对更为敬业、专业素质也更高的侦探（在西方国家，侦探多为医生、科学家及资深的退役警察等专业人士）往往更容易体现出其专业优势。
而整个社会基本被纳入法制轨道，这就使得社会的运作更为透明、公开与公平，换言之，侦探在查处案件时，更多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公开合法渠道去获得线索，以科学的方法、理性的精神去分析证据，并以此发现与惩处罪犯。这一切基本可以在一个可预见的、有法律或者有一定规则的环境里进行，而不像中国传统中的侠客，要伸张正义只能通过以暴易暴的暗杀、决斗等“侠义”行为进行，从而也就为民间侦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法律与制度环境。
世界最早的私人侦探究竟是谁，一般认为是１９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弗兰西斯·维克多，不过更为人们所知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私人侦探与私人侦探公司，则非美国的阿伦·平克顿及他所创立的平克顿侦探公司莫属。早在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国内工商业与畜牧业急速兴起，与此同时盗贼与强盗也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些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财富，而警方由于人力、财力与体制本身的限制，却不能给予这些工商业主与农场主以足够的保护。敏锐而富于探险精神的平克顿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作出了当时一般人看来是十分勇敢但也很鲁莽的决定———１８５０年，他辞去了在芝加哥警察局的公职，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
平克顿侦探公司创立伊始，公司总共只有八名雇员———五名侦探、两名职员与一名秘书，但是由于平克顿本人的领导有方和侦探们的能干（他们是美国的犯罪侦查中最早使用摄影技术与犯罪情报档案，且极善于打入匪帮内部获得情报），公司很快得到了壮大。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平克顿和他的侦探们更是直接为国家效力，为林肯总统的北方联邦军组建了一个专门收集南方分裂势力军事情报的组织。该机构后来成为了美国军事情报局的前身。
南北战争结束后，平克顿侦探公司又恢复了侦探业务。当时美国正值“西部热”，全国包括世界各个角落里不甘平庸的人都涌向了这块似乎具有无限可能性与机会的土地，其中当然不乏形形色色的骗子、武装匪徒，一时间杀人越货、袭击火车、盗抢银行的案件层出不穷。当时西部的地方警察由于人力、财力及州界的限制（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与执法队伍，当时并没有联邦警察机构，跨州办案手续很繁琐），对这么多残暴狡猾的犯罪显得有些束手无
策。于是，平克顿侦探公司实际成为了当时最为大产业主所信赖与依靠的一支保安与犯罪调查力量。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平克顿侦探公司的业务范围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早期单纯的刑事案件调查，发展到各种民事案件、商业事务以及家庭纠纷的调查；从单纯的侦探事务发展到保安与安全咨询、安全防范产品生产与销售、商业情报收集等多个领域。其内部组织编制、协作网络与活动范围也飞速扩大，现已发展成有三万多雇员（保安与安全防范产品领域的不计算在内），在全世界设有一百多个办事处，并与六十多个国家的有关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除平克顿以外，美国的BurnsInternational、克罗尔金融侦探社、欧洲的Securitas①也都是国际知名的侦探（保安）机构。
其他国家的民间侦探机构，像俄罗斯的莱昂斯商务安全公司———由原莫斯科刑侦局资深警官谢尔盖·斯捷普诺夫创办于１９８９年；法国的杜吕克侦探事务所等也都是各自国家有影响的侦探公司。
总之一句话，今天国外的民间侦探（保安）机构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工作与成就对当今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领域都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概述：民间侦探机构的产生、发展与现状第二节民间侦探业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民间（私人）侦探业的发展有三个较明显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就是民间（私人）侦探业的产生期———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管理的放松，整个社会人心思变；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交往的扩大，也给了一些先知先觉者以灵感。
一、产生期（1992年～1994年）
最早的是上海，1992年年底，以上海端木宏峪为首的几名资深刑侦专家成立了建国以来大陆第一家民间侦探（调查）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主要承接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个人安全咨询一类的业务。消息传开，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国内多家媒体都对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新生事物进行报道。
随后沈阳的孟广刚（原沈阳市某派出所所长）、成都的魏武军（在军队中从事过侦察工作）在１９９３年又相继成立了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按照这两位可算中国民间侦探业最早一批“吃螃蟹”者的说法，他们都是先从事过公安、部队侦察工作，然后又由于各种原因对社会接触较多，深切地感受到，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多元化趋势有所加强，人与人的关系、企业与企业关系较之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更为复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部分人由于企业竞争、解决人际纠纷的现实需要，对专业调查与安全的服务要求越来越强，而这样一种更具商业契约性与个性化的安全与调查服务恰恰是传统公共执法机关所难以满足的。于是，孟广刚与魏武军也正是看准了这一急剧扩大的需求趋势，分别开办了自己的调查事务所。不过在当时，孟广刚与魏武军的营业（受案）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主要以诉讼证据的调查与收集、查找恶意转移隐匿的可执行财产、一般性的资信调查、打假、婚外恋调查为主；与此相应，他们事务所的正式成员一般也不多，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类事务所要招到合适的人员也不容易。魏武军１９９３年在成都登过一个招聘广告，一下子来了几百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与军队退役人员。但是后来经试用，绝大多数都不太适合实际工作。这里边一则是多数人确实缺乏专业调查的能力与经验，二则要在没有政府机关支持的情况下，靠个人能力获得信息、收集到有关证据，这对调查员的综合素质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一行业当时确实显得过于新潮，社会观念、人们的意识乃至此行业自身的专业能力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后来陆续还有一些人试图成立此类机构，但大多没有成功。在政策方面，１９９３年年底，国家公安部鉴于当时未经注册的“侦探”们出现得过多、过猛，兼之这种机构与调查行为确实很难管理调控，容易导致一系列负作用，专门发出“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通知具体内容包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公安部的通知一下，工商部门随即也对各地的此类机构进行了取缔。大部分注册业务面过宽，经营方式出格或无正当手续的此类机构都被取缔，作为国内第一家侦探机构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也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营业。沈阳的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调查事务所虽然没受到这次整肃的太大影响，但各方面行动也开始转为低调。整个民间侦探业一时陷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
二、沉寂期（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
民间的侦探机构虽然被限制了，但是此类业务却没有停止开展，对侦探类业务感兴趣的公司与个人越来越多。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与上海长江三角洲一带，经济的高速发展，涉及到经济纠纷的法律类事务越来越多，由于在这些案件里，一方当事人隐匿毁灭证据、转移可执行资产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一些律师事务所为了打赢官司并帮助自己的当事人真正获得赔偿，开始有意识地在事务所内设置调查部一类的机构，专门为本所或有关委托方进行专业的取证调查服务与可执行财产的查找服务。在这类部门中，由于其高度的专业性与工作本身的危险性，律师能够参与和愿意参与这类调查的并不多。
打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业务领域。由于制售假者手法与能力不断增强，以及黑社会势力搀杂其中，打假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危险。单靠一般工商部门的调查能力与手段，已很难对制售假行为进行足够的遏制，公安机关由于其他经济类案件的大幅上升，真正能倾注在打假上的力量与精力也很有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外跨国企业的在华代表处与一些国内知名企业纷纷求助于专业打假公司，而这些打假公司的开办者与骨干恰好大多也就是当年侦探公司的从业者。
此外，国外大型的侦探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如世界上最大的民间侦探机构之一平克顿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很宽，但目前在中国只是为跨国集团提供打假方面的知识产权调查服务）、克罗尔联合（KROLLASSOCIATION）①以及英国最有行业影响的知识产权调查公司罗思国际等相继进入中国，并逐步扩大了它们的业务影响。
企业自身也是这类侦探类工作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中国国内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市场秩序本身的不健全，不正当竞争行为屡屡发生。企业用工流动性的增加，也带来了员工违法违纪事件的增加，收受回扣、出卖公司机密情报、侵占挪用公司财物的事层出不穷。而通常在事态发展还不是不可收拾且容易给公司形象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企业是不大愿意司法机关介入的。于是，各大型企业集团纷纷组建法务部，招募具有调查与情报收集能力的专业人员，对内对外开展各种反不正当竞争、防范与查处内部违法违纪案件的工作。以某大型保健品集团为例，其法控中心就包括综合处、法务处、监察处、保卫处、反不正当竞争处、督办处与特勤处等众多部门处室，对企业内部违法违纪案件防范与查处、市场纪律监察、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管理、涉诉案件处理、工商税收事务、防范与查处商业间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专门地操作，负责此类工作的很多人都是退役的司法机关干部、军官及有过侦探工作经验的人士。
三、发展期（１９９８年至今）
时光流转，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整个社会与国际惯例的接近，民间侦探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企业与公民个人对此类专业调查服务的需求已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