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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我们自己的大陆正充分意识到它的飞速发展之际，这样一种有关中华文明的观念主宰了欧洲人的意识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把欧洲搅得乱作一团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因而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欧洲主要思想家心目中，中国相形之下是静止不动的。如果作者憎恨欧洲的动荡不安局面，那么这种静止不动就会被视为一个美德。比如，在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一书中，中国就被描述为“一个历经漫长的一系列时代而保持一成不变的民族……一个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受到一种法律制约、听从一位君主统治的帝国，在长达四千年的时间里持续存在，只经历了一次革命。这个帝国具有如此特别的伟大之处，与它相比，我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贬斥其他一切民族”。但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孔多塞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早年以研究数学著称，曾长期主持法国科学院的工作，与伏尔泰、达朗贝尔、杜尔哥等交往甚密，亲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并在大革命中丧生。主要著作为《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观》。和赫尔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启蒙思想家、作家，狂飙突进运动先驱。著述甚丰，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等，主要著作有《民歌论》、《人类历史哲学纲要》、《论上帝》等。为代表的对中国表示鄙视的态度，虽然两人均出生于18世纪40年代，仅比哥尔德斯密斯晚10年。孔多塞是一位务实的提倡进步的人，他写道：“那些广袤的帝国不间断的存在如此长时间一直让亚洲蒙羞。在那些帝国中，沉溺于无知和偏见中的人类思想因处于耻辱性的停滞状态而遭受天谴。只是在这一大陆上我们才能观察到文明与堕落如此这般地结合。”赫尔德这位德国哲学家业已显示出与其后继者类似的对生物隐喻的钟爱，他把中华帝国形容为“一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木乃伊，身上裹着丝绸，上面绘有象形文字。其内在循环类似于一只处在冬眠状态的榛睡鼠”。
19世纪，人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笃信进步观念，在那一时期林林总总的作家中，我们仅举出两位就足够了。黑格尔把历史视为自由的进程，其中东方文明在这一行列中处于殿后位置。关于中国他这样写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最为古老但没有过去的国度，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在古时就已如此。中国甚至到了没有历史的地步。”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包括那些试图使中国适应其先验的世界历史观的哲学家，就连那些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看法。传教士麦都思写道：“在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之前中国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国家，处在一种恒常的政治体制之下。其习俗、制度和习惯与现今中国的风俗、制度相似。……它的语言和习俗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人们的才智和精神与父系家长制时代一模一样。”麦都思对中华文明的停滞性笃信不疑，执意坚持，以致看不到把他所处时代的官僚制帝国与公元前8世纪的中国小邦林立的状况等同起来有什么荒谬之处。清朝时产生了优雅的瓷器和玉器，其过分雕琢的艺术品味，与周代早期生动而奇异的献祭青铜器，两者之间的不同何止千里！中国帝制后期温文尔雅的不可知论与当时仰赖龟甲、蓍草占卜提出建议的顾问们之间到底有何相像之处，难道麦都思忘记了，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之时早在中国形成期哲学家出生之前，就连孔子也是在此之后很久才出生的吗？
在本章后半段我们将会看到，20世纪的欧洲人也远没有抛弃对中国的这种态度。但在叙述现代的情况之前，我们应当对人们这一所谓静止不变的原因所作的各种解释进行一番考察。本章开头已经提供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的静止不变得之于该国的政治组成。孟德斯鸠赞成并强调国家通过教育施加不发生变化的道德和习俗的能力。他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其国家习俗永不会发生变化的地方！”因为这些习俗就像道德准则那样，“在严肃认真的士大夫的反复灌输下”固定下来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实证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论自由》等。暗示的也是一种政治解释，他认为造成静止不变的原因在于缺乏对统治权有组织的反抗，坚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是要么硬化成中国固定不变的状况，要么陷于土崩瓦解状态”。但从这位《论自由》的作者的个性和兴趣看，这种观点显然不是经过非常客观的研究后得出的。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二）
穆勒在其他地方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谈论中国的静止状况。下面我们以更长的篇幅引用了他的话，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观点这段话选自穆勒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译文参据该书中译本上卷第196—197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第一版）。引文中横线为笔者所加。这两句话实际上是穆勒引用的一位名叫约翰•；雷的话。在该书“论资本增加规律”一章中，穆勒还认为，根据中国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状况”可以期望，“他们在节俭和自我控制力方面要优于其他亚洲人，但比大多数欧洲民族要差”。“限制中国生产发展的不是人民不够勤劳，而是没有长远打算”。由于中国已达到了静止状态，因而超过该国已有数量的资本将找不到利润率很高的投资机会，“而较低的利润率又不足以引诱中国人放弃当前的享受”。：
欧洲人着眼于遥远的未来，他们对中国因无远见和不大关心未来而长期劳累，并且陷入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忍受的不幸之中而感到十分惊奇。中国人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相信这一切劳碌是出于天意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把生产进行到这样一个水平，该生产水平产生的报酬额与该国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时，该国便达到了所谓静止状态。在静止状态下，虽然资本从总体上不再增加，但某些人会变得更富，另一些人会变得更穷。
关于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所持的特殊看法，可讲的东西非常多，但这里点到为止，余者留到下一章展开叙述。
就在现代经济学家赋予经济因素在决定历史进程的各个因素中以无可比拟的优先地位，以此弥补过去对其主题的忽略的时候，传教士们也一直倾向于对伦理思想的力量作过高的评估。理雅各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过错出在孔子身上。他这样写道：“前进的趋势一直存在，但孔子一而贯之地试图使国家倒退。他所追求的是原则而不是‘财富’。结果，中国古时的版图大大扩展，但思想并无相应的发展。其政治实体像一个巨人那么大，但它的大脑依然是婴孩式的。它步入了白发苍苍的老年，有的却只是老迈糊涂。”
理雅各在此使用了一个生物学隐喻来表示他对中国文明发生端的看法。但在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他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和衰落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等。的著作中，文明的发展被用生物术语来描述，而不是用它们作比喻。在他那里，文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停滞和衰落都可以用生物学术语作出解释。斯宾格勒所作分析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在对待单个文明的生命周期时把它们看成似乎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它未为文化的交往或融合留出余地，并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一个文明的最后阶段可能并不是僵化时期，而可能是经由衰微的文化与新生的文化之间的汇合而孕育出新生命的时期。希腊化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例证。此外，斯宾格勒在叙述问题时并未以文献为依据，而是有时在生物学隐喻之翼的带动下任思绪在空中飞翔，下面一段即为一例：“每一种文化都与广延即空间存在着一种非常象征性的、几乎是神秘的关系，置身于其中并经由它奋力使自己成为现实。一旦目标达到——思想、内在可能性的整个含义实现并外在具体化——文化就突然僵化，它变成了坏疽，其血液凝固下来，其力量分崩离析，而它变成了文明，一种我们由埃及特性（egyptism）、拜占廷特性（Byzantinism）和中国官僚特性（Mandarinism）等词上可以感受到和理解的东西。这样一来，它们可能就像原始森林中干枯的巨树，像我们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看到的那样，数百年或数千年间一直把其朽枝伸向天空。”
就这样，斯宾格勒相信，在经过早期的兴旺和发展阶段后，文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但在理雅各及其传教士同行的有些简单化的观点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说，即没有基督教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发展。中国不可能有所发展进步，因为她是一位盲人，缺少上帝的导引。历史哲学家以更复杂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论点，他们宣称，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历史发展。正是基督教传授了人类精神的自由，首次使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提出了人类的永恒命数问题，人类才形成了以人类经验和价值标准衡量宇宙的思想和超越自然的力量感，因此成为现代的根本性驱动力。相反，正如N别尔佳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佳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把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转向基督教末世论。著有《自由与精神》、《论人的命运》等。所述，“印度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之完全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本性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即创造性主体的自由没有在那两个文化中显现出来”。基督教启示的自由“最终在基督教时代开始的同时引发出重大的世界历史”。与此相对，人文主义否认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并与上帝相似的说法，其悖论性后果就是一方面把人抬高，使之处于宇宙中心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贬低人的高度境界。
因而，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静止特性从政治、经济、生物和宗教方面作了阐释，这些阐释涉及人类的所有主要方面——他的有形自我，他与同类的关系，与物质世界以及与超自然世界的关系。但除此之外还有更自我中心的解释。比如，黑格尔对中华文明除了持有较一般性的见解外，还引出一个奇怪的论据，说东亚“没有意识到海洋提供的文明的要素”，因而，“只有在被其他民族发现，其特性受到其他民族的探究之后，他们与其余的历史才有了关系”。这一评语不仅忽略了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这一事实，而且构成了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典型范例。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三）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人类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