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这张照片时，却看不出“藐视的意味“来。只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活泼、乖巧地对着我。眼中的笑意洋溢着，幸福而灿烂。看不出任何背景，仿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放在“猜猜猜”节目里，还以为是哪个明星的儿童照呢。
但是，在那样幽暗的背景下，无论多么喜气的神情总觉得有些压抑。
第一部分朱红快乐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不经意的一瞥，已隔了数年。从天津到上海有一天的船程，一昼一夜间，她脱离了天津油腻腻的不能舒展的空间，来到繁华苍凉的上海。
当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时，回头看去，影响往往缓慢深长。像水流过河床，流向也是隐秘的。八岁的爱玲站在海轮上，看到渐渐靠近的城市，是否开始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个城市与自己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纠葛不断的联系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对未来有先知。
然而毕竟只有八岁，这样的年龄，即便如爱玲般的聪颖，也是懵懂的。这懵懂亦是天真，对命运的婉从，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悦惊动。
天津散发出暧昧模糊的气息，被逼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颤巍巍站不住脚，伸不直腰。我甚至怀疑，如果爱玲一直留在那个窘迫尴尬的城市，她身上还会不会有那样逼人的清贵呢？
也许上海是她前世的乡魂所系，她跟上海一点也没有隔阂。一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非常绔气而快乐的富家娇女，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逊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会沉浸在陌生的喜悦里，爱玲也不例外。多年后，她依然回忆着那羞涩的房子，于她“也是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间，没有那样陌生的喜悦。上海于我，如同不爱的情人，即使被拥抱，依然觉得寂寞。
八月骄阳艳照，我去寻访那些老房子，仿佛就在那里，却无法确定。不能轻踏脚步惊扰，只是远远安静地眺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阳台。那里曾经坐着爱玲的父亲，他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望着檐前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的脑海晃过的还有小小的爱玲惊惧的眼神。
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就从父亲身上，隐约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如同我从亲人死亡里体味到决然的无可言喻的空洞。我们最易从亲密的关系中觉察到疏离，从最亲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惧。最无能为力的离弃，就是死别。
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的图案，只能描摹，静静等待轮回。
如果还有力量令死亡迟疑的话，那就是爱！一九二八年，爱玲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父亲发誓痛改前非，进了医院治疗。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更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忏悔。除了忏悔，也许还想挽回与妻子之间摇摇欲坠的感情。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态复燃。他和她之间也无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离婚，时年爱玲九岁。
一个人的个性从年幼即开始被塑造，长大后再经环境磨琢定型，一路走过去，除非日后历经大的磨难变故，否则不能动摇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强的个性，铸就的棱角，就不是轻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爱玲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颠倒的印象，以为英格兰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后来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却始终无法矫正最初的印象。因为那是她记忆最甜蜜温暖的一种印象。
母亲归来，父亲妥协，大人逼仄尴尬的情感拉锯战中，竟然留出了一丝空隙让小孩繁衍无根的快乐。爱玲因此度过一段朱红色的快乐时光。她看见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开始学画，弹钢琴，学英文，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泪，开始扮演母亲所期许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岁月静好，没有后来的波折，爱玲在这样富贵优渥的环境里长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陆小曼似的才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会少一个张爱玲。
她开始显示自己聪明早慧的一面，开始了她才女历程。三岁能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七岁熟读《红楼梦》，开始写章回小说。这些并非因为早教，而是天生聪慧，事实上，她的教育环境并不好，虽是书香门第，但父母经常为她剧烈地争吵。父亲不赞成她上学。
或许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内在的驱策，读书好象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仿佛有天生的灵力，毫不费力的驱策它们，布阵行军战无不胜。她又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破开众神之王的脑袋跳出来，百无禁忌却又理所当然。
优秀，也许是出于勤奋，而卓越则定然与天分有关。否则那么多人，接受那么多的文学启蒙，却难得出现第二个张爱玲呢！
短暂的两年，温暖了一生。那两年在她的灵魂里烙下了无法覆盖的印记。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要从自己的童年经历里抽取感情和记忆。要打动别人就要折腾自己，写作是绝望的慢性自杀，无法被饶恕。爱玲的后来，阴郁而光明凝练的文风，隐约就是这段岁月的抽象延续。
朱红色的快乐，渐渐紧缩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者项上的鹤顶红。
第一部分去家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玉树后庭花
厌一个人时，又何其坚贞强硬，自然他的好亦成了浮云遮日，总是看不到。譬如，人们因为喜爱爱玲的缘故，又因着爱玲写了“私语”，倾诉了年少时被父亲责打拘禁的往事，她的父亲张志沂和她的继母孙用蕃就化做了专制势力的代表了，仿佛天生是来打压爱玲，折磨爱玲的。
“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爱玲这些忧郁的基调更是这些观点最权威的注解。
我却始终不以为然，相反觉得，没有张志沂也就没有爱玲的文才惊世。母亲黄逸梵留洋走得早，那时爱玲只有三四岁，再多的熏陶和教导，也只如记忆里的一脉温香，淡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后来她几番来回，黄鹤一般，更是踪迹渺然。
这期间总是张志沂与爱玲在一起的时候多。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他鼓励她读书，甚至孙用蕃对爱玲爱书成癖颇有怨言时，他还出言回护。
可以想象，几十年前，上海张公馆昏黄的书房里，也曾有父女俩并头谈书论文的温馨场景。他也必像一个严肃温和的父亲一样，为女儿的天赋微微惊讶，轻轻惊喜。爱玲的小说受《红楼梦》影响深远，家藏的石印本也应该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读，慢慢浸淫其中的。他为她打下的根基，与黄逸梵赋予的个性一样，惠泽了爱玲的一生。
若我的言不足为凭的话，尚有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话可信。
“我父亲看出这个女儿有创作的天分。我父亲虽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爱看书。他的书房里有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西洋小说。姊姊在家的时候，没事就在书房里看书，也常和父亲谈一些读书的感想。父亲鼓励她做诗、写作；他那时也已看出这个女儿有文学创作的天分。姊姊在他指导之下，也真的写了一些旧诗。有几首父亲很满意的，亲友来访他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瑛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
“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姊姊的创作才华。”
他像一个天真的父亲一样得意着，希望亲戚朋友也夸奖女儿的才华。在抛取了旧体观念的某个瞬间，他也只是个对女儿充满爱惜之情的父亲。他身上仍有世家子弟的遗风，读古书，做诗词，清风明月亦懂得不少。为爱玲的小说《摩登红楼梦》拟的六条回目，也颇见功力。“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看第一枝”，也得到他的赏赞和鼓励。
试想，他不允爱玲读书，他不指点教导爱玲的话，无论多么高的天赋，又怎可以“小荷才露尖尖角”呢？
如果爱玲是“三生石畔绛珠草”的话，他算不得神瑛侍者，起码也算曾经是一场甘霖，予她雨露培育之恩。怎可将他对她的好一概抹去？
只不过他对爱玲的栽培也有限度，这大约是张氏一族的家风——与钱财上的精明和糊涂矛盾地并存。
依旧受旧时思想的禁锢，于他的立场，也许爱玲认字读书已是恩赐，家中延师教塾也就够了，新式学堂不必去了。
人总是不平衡地成长，不是优点，就是缺点，总有一样拔节而出。当他的俗高出他的雅，他不过一个没落的世家公子，玉树后庭花，堪看不堪折。
他的不出色，让他惧怕接受新事物。他的自卑，让他怕爱玲和她的母亲一样一去不回。他知道自己没有掌控她们的能力，所以只能说：“如果你和你母亲一样的话，便打断你的腿。”
他无疑是爱着黄逸梵的，那个年轻貌美聪慧的女子。他却留不住她，何其失败啊！对情感隐晦回避的他，自然妒恨爱玲在情感上偏向母亲。失去才懂得珍惜，年少轻狂，风流放荡，不懂怜惜眼前人。到她离去后，又暗悔在心。
他窃窃于心希望她过得不太好，这样或许会回来乞求他的庇护。但那个节烈的女子以他始料不及的艳丽姿态盛放着，映满了他的眼帘——黄逸梵很快有了深爱着她的情人维葛。
男人的自尊和情感被压抑得过久，失却了正常流泄的途径。所以，他才会情绪失控地虐打女儿，才会连自己的妹妹一起打。索性一并得罪了。
他拘禁她，恐怕是一种心理上的替代吧！女儿脾气秉性有妻子的影子。他拘禁了她，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仿佛拘禁了她，紧紧抓住心中那一丝眷恋。
他心底也是一戳即破，苦不堪言的。终日沉迷在烟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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