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的女儿回国定居已经十六个月了，她不但国语进步，闽南语也流畅起来，有时候还去客家朋友处拜访住上两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来越通俗，认识的三教九流呀，全岛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岛上的人还多——她开始导游全家玩台湾。什么产业道路弯来弯去深山里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后来再去的时候，山胞就要收她做干女儿了。在我们这条街上她可以有办法口袋空空的去实践一切柴米油盐，过了一阵去付钱，商人还笑说：“不急，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大家乐的会头是谁呀什么的，只要问她。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市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到，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吔！”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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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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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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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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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没有二○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