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9-先贤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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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9-先贤之信-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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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雅各不是一位只会咬文嚼字的、研究枯燥无味的历史作品的学者。像耶稣会的前辈一样,他首要的、最大的热情,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他研究中国古籍,是他认为了解这些知识,对他传讲福音很有帮助。完成这些译著以后,理雅各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我们在人们中间传道,应该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不断取得的成果”。    
    上文提到的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评价理雅各的学术追求:“翻译中国古籍只是业余时间从事的第二工作,他主要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上,因他对中国人的爱,受到中国人的颂扬。    
    他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情和信任,很少有外国人做到这些,他爱中国人,中国人也理解他那质朴纯真的爱。这也是他独到之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从病床起身,用他特有的古式的礼貌来问候一位出身寒微的、官品又低的年轻人,他这样做,唯一的动力是这位年轻人的血管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像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所敬拜的唯一真神上帝,和基督教里的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像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也受到攻击,他为自己正确的观点进行辩护,与批评家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他们的争论是如此的激烈,有下面的记述:    
    他爱中华民族,他绝对忠实和崇敬他们信仰当中一切真实和良善的地方。他曾进行过的最激烈、最长久的争执,是因为某些传教士对中国古老信仰根源的见解与他不同。表面上看,汉语中有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翻译关于上帝理念的。但问题的根本是,他们本身是否知道上帝存在的理念。而理雅各坚持认为他们知道上帝存在,难道他不是凭借爱心和知识来断定这一点的吗?”    
    理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他学业出众,早年就展示他的潜力。在牛津大学金学院,他多次赢得学生奖学金。当他在金学院读书时,他的生活中一次次展现他性格的力量。他得到一份助教的工作,这份工作使他在学术的增进方面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但是这一工作要求他加入苏格兰教会,这是国家教会。理雅各的父亲曾经很积极地支持独立教会运动,理雅各说:“假如我只是为了那些暂时的利益,遵从父亲的愿望,而没能转向这个科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人生的开端。”理雅各说他如果不加入国家教会,就不能使他攀登学术事业的阶梯。不到两年,理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做传教士的呼召,他进入神学院,改变他一生的事业。    
    1838年,理雅各23岁时,加入了伦敦差会,第二年,和他的新婚妻子经海路出发,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旅行,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大陆,于1840年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拉卡。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里,理雅各,除了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学习汉语以外,他还兼任英华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由伦敦差会创办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训传教士,并负责经营学院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社的创立,开阔了前往中国的先锋传教士马礼逊的视野,马礼逊的计划是教育和训练中国的信徒,使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国民传教,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可以有时间,创经营学校、医院、诊所、技术知识的团体,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为了能够达到这一双重的目的,出版社印制中文圣经,宗教小册子、双语字典和语言课本。在马礼逊死后的六年,理雅各接管了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这个出版社已经营了半个世纪。他很出色地继续马礼逊的工作,采取马礼逊的方法。他也一样作了传教士,献身于神学事业。他们同时认识到提供教育机会的价值。    
    1843年,理雅各和他的家人定居香港,在那儿他创建的联合教堂,在香港依然存在。理雅各是那的第一位牧师,在那儿服侍了30多年,因此他被称为“联合教会之父”。理雅各致力于为中国学生创办学校,让他们在英文和汉语方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同时还协助香港的教育部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香港社会具有几十年的影响。理雅各对城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教育领域,在社会服务的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被公认的,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1865年他离开香港时,香港政府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证明书,上面写着:“香港政府将这个茶杯和咖啡的托盘,赠送给理雅各博士,因其对香港公共事业无私的奉献和无偿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香港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上午工作。后来被他描述为“15年以上艰苦努力的学习”。    
    在一本传记中记载,理雅各意识到“打开中国的钥匙,在于对中国经典著作的认知。这些著作影响着中国人整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他们的思维、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政府体制。”    
    理雅各在他的文章之中写道:“谁了解中国,那他也一定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必须“精通中国经书,并且……通过中国的历代圣贤,对中国思想领域做了全面的调查”。在他的晚期,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思想。他刻苦学习汉语,就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利玛窦一样,上帝恩赐给他学习语言的天赋及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引起他同事的嫉妒。他的一位同事曾经回忆说:“他的大脑可以很轻松地记住大量的单个的或复杂的汉字,这些字曾经吓退无数个想学习汉语的人,但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轻松地记住它们。”尽管这样,直到他在香港居留了15年以后,在1858年他打算开始出版他的译作,下一步他不但要寻求资金,还要安排诸如笔墨纸张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1861年第一卷书的第一版才开始印制。理雅各一共完成了8卷书的翻译:    
    四部儒家作品《书经》、《易经》、《孝经》和《礼记》    
    一部道家作品《道德经》    
    两部其他作品《佛都记录》和《太上感应篇》    
    浪漫派爱国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    
    他在香港居住了三十多年后,回到了英国。1876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席汉语教授。1897年,他在伦敦去世时,仍在翻译楚辞的第九章。


《先贤之信》 三理雅各:热爱中国的人(2)

    像早于他三百年来中国的利玛窦一样,对汉语言和古籍的研究,使理雅各相信,中国人理解的上帝和基督徒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在1852年理雅各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时,在第一段的开头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上帝吗?”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展现我面前的中国文学和历史中提供的证据是如此充分,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在对它做过研究以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像利玛窦和耶稣会的教士一样,理雅各对中国的历史和古籍有深层的理解,他同样也提倡用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上帝”一词来翻译英文的“God”。像先于他以前的会士一样,理雅各面对来自中国教科书中接受低等教育人士的激烈反对。天主教选择两个新的汉字组合来表示“God”。19世纪新教的传教士选用“神”这个词来表示“God”,而理雅各一直认为“神”这个词只能表示一般的神(god)或者神灵。他这种观点,掀起一场与西方传教士的争论。在1852年,理雅各写了一本完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书,《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在这本书中很明确地阐明,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上帝”这个词专门用来指那位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真神“God”、创造世界并统治世界的主。他认为“神”表示英文中的“god”;而上帝是英文中的“God”;两个字母“g”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他还罗列出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中一系列的证据,证明“神”只是指那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宗教传说中的众多的精灵和小神,是不能和这位全能的上帝混为一谈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服这一点。这种持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就是20世纪初中译本圣经两个版本的出现,南方和合译本圣经使用“上帝”表示“God”,而北方的版本则用的是“神”。    
    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的颂文中,很恰当地描述了这一争论,症结不是语言上的而是理论上的。因为选择“上帝”这个词来表示“God”,理雅各加入到利玛窦及其他的耶稣会学者的行列,他们都认为古代的中国人认识唯一的真神上帝,而那些选择新词“天主”或“神”来表示“God”的人,在理论上持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日并不认识基督教敬拜的上帝。    
    但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比较,那些力主使用“上帝”这个词的人,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理雅各,他们都以他们的博学、严谨、和真诚而著称的(事实上,理雅各还是当时中国学者的领袖。中国的学者王韬(1828…1897)认为,无论是汉语还是其它方面理雅各是唯一的能接任他的学者。)。    
    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但他们的纯真,不允许他们为了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而歪曲真理。他们甚至简单的认为,假如要赢得中国人的心,对文化的敏感和理解是缓和氛围所必须的。但无论怎样都会认为,他们从没有妥协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那种学者的正直,在他们一生的传教事业中,是他们把上帝救恩的知识带到了中国。    
    用一句理雅各自己的话,来结束这一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坚持认为,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上帝,就是我们语言中的God,西伯来文中的Elohim;希腊文中的Theos。”


《先贤之信》 三神州

    今天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起的,而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一词最初指东方古国的瓷器。后来演变为瓷器的原产国中国的名字。其实“china”一词,最早起源于“秦朝”的译音,在早期的汉译英中,因为秦朝(公元前246…210)被按音译直译为“Ch’in”。    
    但是中国人却给自己起了含义完全不同的名字,就是处在中央的或中间的国家,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使用是在尧(公元前2357…2258)和舜(公元前2255…2208)交替时期。第一次使用“中国”这个词的记载是在我国最早的历史专著“禹贡”中,也被称为“大禹的贡献”,主要记载由大禹向诸王讲述控制洪水,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控制了肆虐20年的洪水。大禹徒步巡行当时的九州(全国)各地,从东部的海岸线,几乎到今天西部的青海省,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端,南几乎抵今天的广东省。禹观测土地,评估耕作土地的等级,确定赋税的标准。他翻山越岭,绘制了河流及其它水域的地图,同时他开垦山地,赶走了野兽以便百姓能够安居。然后他又建立防洪体系,深挖疏通河道,以便湖泊、沼泽和湿地的排水泄洪。    
    在完成了这一难以置信的治水事业之后,禹向舜帝报告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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