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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信息技术、材料、精密电子仪器在当地根深位重。一个原因是因为该地区在制陶业、微雕艺术和设计方面有1200年的历史。而且京都也是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堡、庙宇、神社聚集地。茶道、插花、舞伎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都源于京都。京都是日本shenbigan水平最高的地方，shenbigan从字面上可译为“审美”。著名的艺术公司，如制陶业的京烧和清水烧，以及生产纺织品的京友禅和西阵织公司都设在这里。数百家和服厂商和木版印刷商也设在这里。传统的手工业为琐细的软件设计、芯片设计、装配以及游戏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学徒机会。
京都地区也以最集中的高等教育学府而自豪；该地区拥有33所大学和11所学院。据说京都的每10个居民中就有1个是大学生或研究生。京都也被认为是人均拥有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地区。富有才华的海外留学生云集京都，改善了它的创新环境。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10）
当地私营经济的腾飞也是很好的例证。整个城市共同努力鼓励新企业的形成。京都有日本第一个服务于为风险型小企业的“孵化器”公司。得益于当地一家公共事业企业的投资，京都是日本少数几个在市区设立民间科技园（京都研究园）的城市之一。京都的企业发展委员会—一个民间组织—致力于评估和支持风险型项目。京都大学开展了日本较早的技术专利活动以加速技术由实验室向创业企业的转化。京都大学有一个风险企业实验室。立命馆大学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管理课程。京都这种高度支持性的经营环境是由当地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的，而不是中央政府机构。
京都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这个城市一直相对闭塞，而且规模中等（有150万人口，大约是东京的1/8）。该城市是二战中惟一幸免于战火的城市，留下了一定的小企业基础。缺乏大的、支配性的企业和工业使得较小的企业可以快速发展。京都的公司得不到通产省大型合作R&D力量的重视。宗教组织、学者、艺术家在京都的权力与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者不相上下。这种非独权环境防止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并且有利于一对一基础上的关系网建设。
由于无法介入严密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京都的小企业不得不同外国顾客接触并同其做生意。京都的公司避免了日本常见的“大公司病”，即一种为国内市场的规模和份额所困扰的状况。相反，这些公司集中于自身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核心业务。由于日本银行不愿意向没有担保或不属于某个企业集团的小企业贷款，京都的公司只有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
京都的例子对我们在研究中的不断重复的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一个包含高质量投入和机构并充满变革和流动性的商业环境中，竞争压力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途径。
政府的新角色
过去，日本政府认为其作用是：在改进效率和提高稳定性的名义下，对竞争进行指导、控制和限制。很明显，日本需要对政府扮演的角色进行新的定义。现在的政府应该为改进企业所需投入、为竞争创造条件、鼓励创新而工作。改进商业环境的质量和流动性，而非管制竞争过程，应该成为政府新的目标。
日本政府应该停止对竞争的限制，并应该开始着手制定反托拉斯政策。政府应停止限制贸易和投资的行为，开始鼓励专业化、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政府还应该停止对日本工业重组过程的阻挠，并且要避免将重组的影响波及到所有的公司。相反，政府应该让市场自由化，这样，只有最有生产力的公司才能在市场中生存。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安全网络以减轻重组过程对工人和各种机构的影响，并促进释放出的资源向其他部门调整。政府应该停止对国内的公司之间竞争的限制，继续重组工作；政府应该承认国内部门的调整对于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十分必要这一事实。
日本政府应该停止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不能扮演公司治理体系的角色。相反，政府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私营企业治理体系来替代，这一体系应该有严格的披露和证券管理要求。最后，政府应停止对经济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的政策，并让权给地方市民及其领导者。
现代竞争中，政府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公司赖以进行竞争的资产的质量，并且设立高级竞争所要求的机构。比如需要对大学体制以及基础教育形式的重新设置进行大量的投资。日本有必要将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带入信息技术的最前沿（见第六章），而且需要进行项目投资以鼓励新企业和企业家的形成。最后，日本政府不应终止其正面管理角色，包括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以及对环保效果不断提高的期望。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11）
日本政府的新角色既不能被贬低也不被轻视。这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更适合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状况和现代竞争现实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扮演新的角色，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也需要加以改变。因为传统的集体决策和政府机构关键职位的经常轮换，政府制定的错误决策通常无人承担责任。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努力培育责任归属更加明确的环境，这可以通过提高选举产生的代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来实现。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必须更加公开，这样各种智囊团、商业团体以及媒体等就可以提供相左的意见，鼓励监督组织对政府决策进行独立审核。
利用日本人才资源潜力
这个新日程安排的实施不只是恢复日本的竞争力所必要的，而且还会有利于日本的增长并保持其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日本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日本及其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现实。大家不太理解的是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将会使得进行我们所描述的变革变得迫切需要。除非日本生产力更高并且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利用劳动力，否则日本的生活水平将难以持续下去。
三个因素决定着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资本供应的增长以及生产力增长。日本的储蓄率已经很高了，而劳动力的增长将会比较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日本继续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寻找到增加劳动力以及急剧提高生产力的新办法。
短期而言，失业仍是问题之一。然而几年之后，劳动力短缺将成为真正的问题。日本因贸易壁垒而幸存的低效率的国内部门和低生产力的企业将再也无法供养工人。将这些部门劳动力解放出来就成为当务之急。日本还需要让妇女作为平等的劳动力加入劳动力大军。获得这部分新雇员不仅需要观念上的变化，而且还需要结构上的支持，比如增加工薪阶层的日托设施。建立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也是一项必要的措施，而不仅仅是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必须的，有了这一新市场，市民将可以兼职，也可以使退休者仍然能成为劳动力。没有这些变化，健康的经济增长比率几乎就是无法实现的。
结论
日本政府在二战后进行了不寻常的经济重建。然而，昨天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所执行的政策—已不再适宜。日本政府迟迟没有制定新的政策，这使得日本看起来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也就无法适应现代的竞争现实。日本政府试图利用所谓的“护航体制”来管理和保护少数几家公司的利益，这种做法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是过时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下，政府将失去控制经济的权力，同时新公司和新产业每天都会不断涌现。
当日本迈入21世纪时，日本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参与竞争的方式，重新定义其在经济中的任务。在现代的全球竞争中，政府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与过去不同的角色。尽管在日本有要求变革的呼声，但变革的计划还不成体系。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种系统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将会提出一整套新的政策，它们将互相加强。贸易的放开将会加速低效率的国内部门的重组进度，表现之一就是帮助日本公司处理好日益加剧的地区竞争。新的公司治理体系将会提高利润指标的重要程度，并鼓励公司制定更有特色的战略；同时，大学体制和激励措施的改进将会使日本公司变得更具有创新性，而且还会培育出新的出口工业。这些领域内的改革之路将会崎岖不平，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要对前进的方向的整体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将能够克服阻碍改革的疑虑和优柔寡断。
第三部分第六章 日本公司的转型（1）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公司一直面临着持续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很少有公司的领导者对本公司进行竞争的基本方式提出疑问。日本公司在对经济的缓慢增长做出反应时，采用了在不相关联的业务领域内进行多角化经营的方式，而不是解决其核心业务领域内的问题。而日本公司对盈利能力降低的反应是将业务转移到海外，以获得低廉的劳动力和实现其他投入上的成本降低。最近，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削减生产线、裁员并且努力使组织结构简化以提高效率。但是，大体上来说，这些步骤只代表着经营方面种种考虑的一种延续，而不是改变竞争的方式。以上方法都没有触及日本公司真正存在的问题，即日本的公司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竞争模式。
日本公司新的日程安排
日本的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不低于其政府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公司必须立足于自身在过去真正具备的优势，同时，又必须做好以不同于原来的方式进行竞争的准备。日本公司需要完成的新的日程安排应包括以下要素。
制定有特色的长期战略
尽管经营上的有效性仍将会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实现更出色的业绩的。也许，日本公司面临的最基础的挑战就是要采纳新战略，同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以将自身与竞争者区分开来。
采纳新战略要求日本公司就“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一问题做出艰难选择。在模仿已经成为一项原则的国家里，公司必须选择是开展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活动还是以不同于对手的方式来开展业务活动。
好的战略要求公司做出取舍，但是日本的公司在进行取舍方面存在一些麻烦。因为，日本的公司已经习惯于通过扩展生产率边界来进行竞争—也就是同等地追求成本和质量上的优势—以至于没有能够看到现在的问题是：想在生产率边界曲线上的哪一点上展开竞争。
日本公司在采用这样的新战略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内在的障碍。举例来说，日本文化中对一致意见的重视，加重了日本公司努力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的趋势。在日本，小孩们首先学会的诸多谚语中有一条就是：“冒头的钉子挨敲打。”在日本社会中，与众不同并不是一项优点。相反，保持一致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公司之中。以公司的招募程序为例。在1997年所谓的“雇工合同”废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