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小说阅读-第14节-文学-998读书网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8节　讲真话的勇气和智慧

　　　　萧蔚彬　　　　
　　　　黄宗英站出来作证了。作为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那段著名对话的现场见证人，她说：我“亲聆”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设问：要是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海婴的书出版以来一年间，围绕着这段“罗毛对话”，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信者说其有，疑者说其无。但都反映出文化界、知识界对数十年来深藏心底的这一敏感话题的关注。　　　　
　　　　对“罗毛对话”存疑者的主要论据是：海婴提供的对话内容是个“孤证”，不足凭信。现在，“孤证”的提供者贺圣谟出来发言了；现场目击证人黄宗英也出来证实了。（见2002．12．5《南方周末》）争论应可告一段落。　　　　
　　　　值得评论的是黄宗英站出来讲真话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据《南方周末》的两位年轻记者讲述——　　　　
　　　　他们去黄宗英家取《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这篇稿件时，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法律关、事实关、辩驳关、身体关、文字关。毕竟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涉及的又是二十世纪两个伟大人物毛泽东和鲁迅的敏感话题。要如实地把当时的情况讲出来，需要正直和勇气，也需要谨慎和智慧。因为她经历过讲真话招致不幸的过往日子，也面对着讲真话仍可能遇到种种诘难的今天。　　　　
　　　　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实地说出来，本是天公地道之事。但在实际上，要冷静客观地正视历史的真实，无论对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并非容易。黄宗英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但勇敢地说，而且冷静地面对，哪怕要承受思想感情的“交错撼震”。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毛泽东不愧是一代伟人。他爽朗而坦率地回答了罗稷南出人意料的提问，勇敢地说了实话，令后人钦佩。　　　　
　　　　黄宗英不愧是老一代正直的文化人。她也勇敢而冷静地说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看到她如释重负——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文字多么优美，感情何等真挚。我钦羡个中蕴蓄的人格之美。　　　　
　　　　（原载《同舟共进》2002年12月）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9节　文化人论辩的规则

　　　　——谈《文汇读书周报》展开“关于1957年毛罗对话”辩证的经过　　　　
　　　　明远　　　　
　　　　报刊辟出专栏称为“群言堂”或“争鸣园地”之类，为时久远矣！为数众多矣！但恕我直言，其中公认够格者恐怕还是较少罢。所以，《文汇读书周报》近来展开“关于1957年毛罗对话”之辩证的“群言堂”（而非“一言堂”）态度，值得读者们赞赏。　　　　
　　　　“辩证法（dialectics）”的希腊语辞源，本来即是“对话（dialog）”或“不同话语（dialect；因排印限制不能用古希腊字母，此处借用英文字母）”；而它的中译文“辩证”则来自先秦古典，意为通过辩论而证明。“对话”或“不同话语”者，至少有双方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话，可公开、对等发表是也；“辩证”者，共同挖掘真相、探讨真理，有证有据、越辩越明是也。　　　　
　　　　“偏信则暗，兼听则明”。保障不同话语正常对话和辨证的场地，方能称为“争鸣园地”或“群言堂”，乃实现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必备条件。　　　　
　　　　（一）　　　　
　　　　2001年10月是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许多纪念活动、学术讨论和出版物中，周海婴所著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备受重视。此书面世后，国内外一些报刊纷纷转载、摘编；特别是书中最后一节披露的“1957年毛罗对话”首次见诸文字，两年来成为各媒体（包括印刷品和互联网）评述、辩论、和读者们关注的热点。　　　　
　　　　2002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第918号头版头条，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是——　　　　
　　　　“秋石撰文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婴先生，请读读《鲁迅全集》”　　　　
　　　　报道如下：　　　　
　　　　［本报讯］秋石近日撰文《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和我七十年〉》，对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的若干内容作了“探究和澄清”，并进而指出：“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能捏造或篡改的”，“希望海婴先生将来再度著书立说，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时，稍稍花点工夫查阅一下历史资料以及父亲的书信日记，这样，失误和偏差就会大大减少，莫须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秋石的这篇质疑文章原载9月17日《文艺报》，本报今日特选刊其中的部分内容——《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文见十六版）。　　　　
　　　　同一天的《文汇读书周报》“文史”版，还以全版篇幅登载了陈晋的长文《“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转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九期）全文以考证推理，驳斥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最后一节披露的1957年“毛罗对话”为“不可能”。这两篇长文，在读者群特别是文化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二）　　　　
　　　　作为爱护《文汇读书周报》的长期读者，钟沛璋同志为此写了一封信：　　　　
　　　　“文汇读书周报主编先生：　　　　
　　　　看到9月27日贵刊登载两篇质疑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文章。其中陈晋一文，通过推理分析，认为1957年7月时，罗稷南不可能向毛泽东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现读第24辑《老照片》（2000年8月出版），看到罗稷南的侄子陈焜写的《我的伯父罗稷南》一文，文中详细记述了罗稷南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并从罗稷南的经历、思想和性格，说明了罗老当时为什么会在‘反右’已开始的情况下，还会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　　　　
　　　　陈焜是在1960年在伯父罗稷南家养病期间，听到伯父亲口向他说的。这比周海婴到1996年才听到别人转告要确切得多。　　　　
　　　　据说当时黄宗英也在场，亲耳听到这番谈话。　　　　
　　　　考证、推理分析诚然可贵，但终不能胜于事实。　　　　
　　　　贵刊既然转载了《百年潮》陈晋的文字，是否也可转载《老照片》上陈焜一文呢？现将该文复印寄上，请酌。　　　　
　　　　顺颂　　　　
　　　　编祺！　　　　
　　　　钟沛璋2002年10月6日”　　　　
　　　　果然，《文汇读书周报》接受了钟沛璋同志的正确意见，不久便转载了《老照片》上陈焜的文章。又按照钟沛璋同志提供的重要线索“据说当时黄宗英也在场，亲耳听到这番谈话”。立即向远在北京养病的黄宗英同志组稿；并与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加上广州《南方周末》共三家）约定：在12月份，南北同时发表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　　　　
　　　　（三）　　　　
　　　　遵照文化人论辩的“对等原则”，2002年11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第927号头版头条，又印出了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　　　　
　　　　“毛泽东罗稷南1957年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有当事人为证——黄宗英：我是现场见证人”　　　　
　　　　预告如下：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　　　　
　　　　“……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毛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　　　　
　　　　［预告］黄宗英同志授权本报与《炎黄春秋》同步首发——　　　　
　　　　“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　　　　
　　　　本报下期（12月6日）将刊发全文（约3400字）　　　　
　　　　敬请读者留意　　　　
　　　　这预告，公平而朴实，认真而负责。没有“胡侃神聊”的叫卖腔，更没有“炒作包装”的铜臭味，因此特别吸引读者们的注目，翘首以待。而且《文汇读书周报》这一期（2002年11月29日）在“人物栏”刊登了倪墨炎先生的《翻译家罗稷南》一文，为“1957年毛罗对话”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背景资料。　　　　
　　　　不久，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由北京《炎黄春秋》月刊总第129期（2002年12月4日出版）、广州《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总第928期（2002年12月6日出版）这南北三大报刊几乎同时发表，此后，国内外各报刊、传媒纷纷转载和引用。文化人逐步达成共识：“1957年毛罗对话”由此一槌敲定，真相大白。史料考证阶段可画上一个句号。这为进一步更深入展开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的社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对于文化史开展研讨，包括考证、评论、抒发感想、撰写回忆录、访谈记等等，曾有过“百家争鸣”、“思想论战”、“学术研究活动”等称呼，所指对象都是文化人之间的论辩。　　　　
　　　　我更欣赏“文化人竞技场”这样比喻性的说法。奥林匹克竞技场，无论是各种球类（如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这样一对一的对手赛），甚至拳击摔交等，竞技者的基本权利一律平等。“体育竞技场”的参与者是运动员，“选手”则是经过选拔、筛选的水平较高的运动员；“文化竞技场”的参与者是文化人，学者专家则是基本功扎实、学术有专攻的文化人。“重在参与”的精神固然可嘉，而参赛和裁判的基本规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　　　　
　　　　“公开”是什么？就是“辩论形式开放”的规则。发表文章光明磊落，不允许徇私舞弊的小人动作。具体说来，不搞权贵密令“写作班子”奉命讨伐；不搞权钱私下交易、操纵买文炒作；不搞诬陷捣鬼、假造“民意”。切实保障不同意见，都能及时、公开地发表。　　　　
　　　　“公平”是什么？就是“竞技场所对等”的规则。发言权利平等，畅所欲言。对立双方的文章，基本上以相同版面、相同篇幅发表；不搞“一面倒”、“一言堂”的起哄。特别必须保护少数，维护少数派的发言权和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因为历史证明：有些时候，未来的实践会证明某些真理恰恰是在某些“少数派”手里。必须尊重辩论双方的人格，避免侮辱性的话语，不允许漫骂与恐吓的手段。事前、事后，决不打击报复。　　　　
　　　　“公正”是什么？就是“裁判有理有据”的规则。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

《假如鲁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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