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从鲁迅的《自嘲》（鲁迅自己将它定性为打油诗）中引出“横眉俯首”一联，不问原意另作解释之后，说是应该拿它做座右铭，这岂不是极为尊崇吗。而另一方面呢，他所说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仅仅是指学他的“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决不要去学他的批判精神，学他的杂文笔法。这一点，他说得十分明确：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重读这段文字，我很自然的联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的一段话：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
朱熹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的命运吧。所以，在延安，可以有鲁迅图书馆，鲁迅艺术学院，在延长，可以有鲁迅师范学校，足见是何等尊崇。可是谁如果要学样，写点文章批评一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那就请看王实味的榜样。
1949年，陕甘宁边区扩大成了一个新中国。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陕甘宁边区的章程了。对待鲁迅也是这样，每逢10月19日他的忌辰，报刊上都要发表赞颂他的纪念文章。中学的语文课本，每个学期都选有他的作品。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受到过这样高的推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然不许学样。1950年的一场关于杂文的讨论，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冯雪峰的《谈谈杂文》一文，是可以看做这一场讨论的总结的，他说，杂文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经有过很明确的指示了”。这就是说，得按照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那一段话去做。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也说了“鲁迅也还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提出了若干保留，例如“文字上的那些隐晦和曲折”，“却完全没有去学习的必要了，更不用说去模仿了”（《雪峰文集》第二卷，第230页）。到后来，继承和捍卫鲁迅传统甚至可能成为犯罪。胡风作为鲁迅最自觉的传人，就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牢里，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放了出来。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止于尊崇，不许学样”的鲜明例证。
鲁迅受到很高的尊崇，可是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代价就是必须为尊崇者效劳。有人把这种尊崇说成是“神化鲁迅”，其实所谓“神化”不过是工具化罢了，就是要把鲁迅变成为自己所用的工具。我早些年写过一篇《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回顾一下十年浩劫时，鲁迅确实被“四人帮”一伙塑造成为他们倒行逆施的先知，鲁迅的著作成了他们的《圣经》，似乎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坏事和蠢事，都可以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根据，都是在鲁迅的启示下做的。
我这里说的还不确切，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四人帮”形成之前，就已经是这样做的了。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吧。
为了配合对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就把《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选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鲁迅这篇文章内容上的问题，我已经发表文章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就说文字技巧，在他的作品里，这一篇也决不是上乘之作，实在够不上作语文课的范文。直到后来中苏交恶，才把这一篇抽了下来。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那一场政治运动中，《文艺报》就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附集”里找出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难答的问题》，重新发表。让鲁迅在配合对《武训传》的批判。其实
1936年10月2日摄于大陆新村寓所中。
这一篇的主旨是批评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某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印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文前加有一条长长的按语，说是要用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来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云。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的题目是《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其中说：
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这说的还不算特别离奇，更离奇的是《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它一字不差地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请注意这一段引文的标点符号。其中没有一个句号，一直是逗号到底。如果这里有谁向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或审稿者提出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根据这篇白纸黑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答案是现成的：他会戴上“红卫兵”的红袖箍，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社论作者说这里用的标点符号有误，那么好吧，就把能改用句号的地方都改用句号。改了之后，鲁迅依然可以被评为“学毛著的标兵”。而且他还不是一般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哩，他是遵照林副主席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的方法来学习的！
如果这篇社论不写“像他那样”这四个字，虽然意思也荒谬，但文章还是通顺的。可是不成，一定要写上这四个字才过瘾，这也就把对鲁迅的歪曲达到了顶峰。
是的，就是歪曲。那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歪曲鲁迅的机构，代号叫做“石一歌”（编者按：指上海市革委会组织“十一个”造反派秀才成立的“写作班子”，即四人帮的喉舌，取谐音叫做“石一歌”。在北京，则有“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造反派秀才成立的“写作班子”，南北呼应）。他们写的鲁迅“故事”，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例：1933年4月11日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不愿让太多的书籍占去起居的空间，就另外在狄思威路租了一间房子，存放不常用的书籍。石一歌著的《鲁迅的故事》却说这是鲁迅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秘密读书室”。事实上，鲁迅只来这里取书、找书，并不在这里读书的。
那些年里，我们看见了对鲁迅的极高的“尊崇”，也看见了对鲁迅的极大的歪曲。可以说，“尊崇”的程度和歪曲的程度成正比。这种情况正好印证了鲁迅自己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里说的一段话：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见事之明真是不易企及的，他看得多透，说得多透啊。他写这一篇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孔丘、释迦、耶稣基督的这种命运，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呢？他死了，无从质证了，任别人画他什么油画像，起草贺电呀，在密室里刻苦攻读马列呀，他总不做声，这样当然可以相安无事，稳坐在第一等圣人的宝座上，接受馨香供奉。“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呢？鲁迅自己在这里提供了答案：“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要是泉下有知，鲁迅听到了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话，是一点也不会觉得诧异的。
鲁迅生前，恐怕已经有这样的预感了。陈琼芝在这一篇文章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曾经听李霁野同志谈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他从英国回来，到上海看望鲁迅。鲁迅和他谈及冯雪峰，说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冯连连摆手，认真地说：“那不会，那决不会的！”鲁迅原意是告诉李霁野，冯雪峰这人是如何老实。但这玩笑中是不是也包含了他对危害革命的大的错误的隐忧呢？
陈琼芝的这篇文章，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上（第562页）。这书出版后曾寄赠李霁野，他没有表示异议，可以认为这一转述是经他认可了的。
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这里说的“崩溃”，当是指旧社会崩溃，也就是“革命胜利”之时吧。这信中的意思，跟他对冯雪峰开的“玩笑”，意思是差不多的。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看来还真是这样。
2003年2月8日
第二辑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设问求答第32节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设问求答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的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化人，都举办了纪念鲁迅的活动，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在上海，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筹划开辟《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专栏。此前主编范泉致函一些文化人，出题作文，约请他们在“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题目下抒写感想。共组稿十五篇，以收到文章的日期先后为序，在《文艺春秋》第三卷第四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刊载，由上海永祥印书馆于1946年10月15日出版。
贺圣谟教授的《关于毛泽东同罗稷南的对话》一文中提起：“我当时想到1946年《文艺春秋》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这个专栏，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大体意思是：如果李公朴、闻一多都要被暗杀，鲁迅当然是不能活下去的。当时（1965年）我问罗老，他向毛主席提这个问题时，有否想到过《文艺春秋》这个专栏，他含笑颔首。……”可见，即使到了《文艺春秋》第三卷第四期出版后的十年、二十年，这个《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在一些文化人心目中，依然记忆犹新。如今事隔56年，朱正、黄宗江、牛汉等先生，对于《文艺春秋》杂志的《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专栏，照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可见这个专栏影响之深远。
编者查阅《鲁迅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