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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健康
陈焜
2001年10月26日
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原载《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5节 “孤证”不孤
周海婴
近日接到罗稷南先生的侄子陈焜同志从美国的来信。读了之后令人欣慰。现在我把它作为旁证摘要披露出来，也给罗稷南先生生前的谈话再添上一个证明，谅必读者会愿意了解的。
陈焜先生信中说：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为历史作证，为你的回忆录作证，为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追求和他们的执着作证，也是对我的伯父罗稷南表示我的怀念和敬爱。伯父去世以后我没有为他写过什么东西，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把我从来没有付诸文字的意思写出来。
陈焜先生的来信使我回忆起1945年那尘封五十年余的过去。陈焜还记得，他那时候住在伯父的家里，有时伯父母会领着他到霞飞坊看望我们。我往往是在制作无线电，看到他们到来会兴奋地向他们展示收音机，让他戴上耳机听。他还告诉我，有
鲁迅题字代海婴送友人百日照。1930年1月4日摄。
时，郑振铎、周建人和许广平一起到罗稷南先生的家里，讨论他们办的刊物《民主》和《周报》。
陈焜先生信中这样写道：你提到的那段罗稷南和毛主席的对话确实发生过的。1957年夏天（7月上旬）报纸上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报道过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知识分子的消息，提到罗稷南也在被接见的人士中。1960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罗稷南家住了几个月养病，听伯父详细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选中罗稷南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过去相识的事，……后来伯父就问毛主席，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一下后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陈焜先生接着告诉我：“我不能说我记得的这段话每个字都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伯父问了那样的问题，毛主席做了那样的回答，这是没有差误的。”
“伯父一生都是满腔热血，忧民忧天下的。他常常讨论教条主义的可怕，常常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包括俄国作家高尔基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困难。所以，这样的问题，伯父是必问的。在我看来，伯父问毛主席的问题，对他是在所必问的。我觉得他一生的道路，都说明他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自然会毫无畏惧地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他的问题本身就说明了很多意思，他的见解和勇气，他的人格和气派也都跃然表现在他的问题里面了。当然，就毛主席说来，他自有他的气派，别人不会这么说，他说的话也就是了解他思想深层的一个窗口。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实。”
前几天我拜读了11月6日《宁波晚报》副刊上贺圣谟先生所写的《“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觉得该文弥补了鄙文的疏漏讹错，非常感谢。今天又陆续接到陈焜先生的补正，我相信就我这次的“抛砖”的确引出了许多的玉来。今后希望更多知情人不吝指正和撰文，亦是一件幸事。
2001年11月26日于北京木樨地寓所
（原载《宁波晚报》副刊2001年12月4日）
附录：1957年7月8日新华社消息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的报道
［新华社上海8日电］
毛泽东主席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小时。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澂、史慕康等共三十六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谈话。谈话后，毛泽东主席并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越剧。
（引自《解放日报》、《文汇报》1957年7月9日，《光明日报》7月11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6节 周海婴写鲁迅书·读得二三事
何满子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
——鲁迅《忆韦素园君》
鲁迅是一面镜子，可以从每个人对待鲁迅的态度中，照见其人的人格。
——诗人绿原如此说
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问世。儿子写父亲，是家人父子之间平常生活的亲切记录，对消除上世纪６０年代的那阵子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而肆意扭曲鲁迅形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益。由于那阵子居心叵测地“神化”鲁迅，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招来了一系列的情绪逆反和思想混乱；又正值中国社会转轨的动荡时期，这恶果更和文化整合中的各种负势力交叉感染，干扰着人们的理性选择。因此，如何对待鲁迅，就成了与如何对待文化同义。
问题不在于无知妄人对鲁迅的轻亵，如称鲁迅遗产为“鲁货”，斥鲁迅为“石头”，以及“鲁迅见鬼去吧”之类的低能儿的叫嚣，这些并不能多大地伤害鲁迅；也不在于起源于台湾和海外的文痞而为大陆别有用心的附和者恶意传播的造谣污蔑，如瞎说鲁迅如不早死，抗战时期也会如乃弟周作人似地当汉奸之类的无耻谰言，那种显然敌视鲁迅的谣言世家的鬼话也没有多少蛊惑人心的力量。
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却因为历史的恶作剧而产生了深重的恶果。眼前看得到的最坏的影响有二：其一是，由于曾将鲁迅钉定在“左”神的牌位上，误导人们将鲁迅视为和荼毒生灵的坏货是同伙，其逆反的结果，就连带地将鲁迅战斗生涯中一切对人对事的正确判断都否定了，或大打其折扣。比如，被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评为“拉大旗作虎皮”的后来成为文学权力中心人物的一伙，鲁迅对他们的评断，参照后来的史实一点也没错，且尚很留余地；但因为此类人物后来被更“左”的造反好汉所超过、所黜落，人们因憎恶造反好汉（好汉们确也利用鲁迅的言论打击这些原文学权力中心人物）而迁怒于鲁迅，而不顾鲁迅原先的评论之无瑕可击。
又更如，鲁迅曾无可指摘地批评过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如果不抽空具体的历史语境，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不管这些人以后的表现如何，他们在被鲁迅批评时都处于负面位置。可是近二十年来，却有人故意吹扬这些人，或明讥鲁迅为“偏激”或隐喻鲁迅欠高明，进行了一阵“软翻案”鼓噪。甚至连汉奸周作人，也被捧出来以其“冲淡”来反形鲁迅的“偏执”和“激进”之不可取；更不说以胡适的“公正和平，允执厥中”，推许为新文化的正宗，人文精神取向的典范，用以反衬鲁迅的“过激”为不可师法了。
（这里面也有对“左”的逆反情结。胡适应有胡适的地位，上世纪５０年代对他的“搞臭”批判是非理性的、不公平的。但胡适的努力并未能溶入中国社会的基层，对动摇中国社会的旧制度、旧意识、旧风习没有震撼性的力量，他的启蒙，总的说来是“外烁”性质的。而鲁迅，真所谓是“民族魂”，是生发于民族内部的历史新觉醒的代表，和中国社会的基层运动血肉相连的。鲁迅与胡适的根本区别在此。）
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之二是，由于反感于“神化”鲁迅，人们努力要把他拉回人间，这原不错；可是或由于矫枉过正（这样的成分很少），或出于市民的庸俗趣味和某种阴暗心理，其中也不能排除原因多样的对鲁迅的蓄意抵制，拼命把鲁迅往庸人堆里拉，使之市俗化即矮化。那办法就是去找一些市井小妇人最热中的东家长西家短之类的委琐事由，当作鲁迅“研究”的话题，就像小报的末流访员津津乐道歌星隐私、影星婚变似的，将伟人扯淡在、淹没在庸俗无聊的口水涎沫之中。前些年台湾曾有谣言世家编造鲁迅在早年留学日本时期醺酒狎妓等胡说八道，趣味十分低级；近年来国内也有些人“探索”萧红与鲁迅交往的“恋父情结”，也有“考证”鲁迅与许广平定情系在哪年哪月何时何地的文字，据说是用弗罗伊德法或蔼理士法“研究”鲁迅的“新开拓”。因投合庸俗趣味，颇有市场。然而这种“开拓”不论花样多么新鲜，“考据”何等确凿，都不啻“邻猫生子”，能给人带来什么效益？无非是提供点言不及义的无聊谈柄，有如鲁迅小说《肥皂》中四铭太太所说的“格支格支，不要脸”而已。通常人们为了揭露某些头上有神圣光圈的伪君子，才追究其见不得人的隐私，还他们以言清行浊的丑陋真相，以此来找鲁迅是找错了对象。即使本无恶意，也只如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鲁迅逝世以后，关于他的传记、印象记、回忆录，不知凡几。大抵侧重于排比事实，为人物定位。写得较真恳的如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等，也只从思想风貌着眼；有的则只是政治宣传，如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总之，都令人觉得与生活实感疏离。可能因为这些作者都是文学家，有某种“做文章”的框框存于心中之故。周海婴遵守父亲的遗训，“不做空头文学家”，只从所忆所感，老实写来，表述的都是事实，正如鲁迅所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当然，鲁迅弃世时，周海婴还是一个孩子，但他的一生都和鲁迅关联而且不得不关联，而鲁迅又和不少人关联着。因此，读这本《鲁迅与我七十年》时，看得出他下笔时有不少顾虑，某些段落的踌躇畏缩之状也很显然。这因为，从根本之点说，做鲁迅的儿子就不知有多少难处……
做伟人或大人物的亲属是很难的——我将伟人和大人物分开来，是因为，大人物未必是而且多数不是伟人，伟人未必是握有权力而且多数不是握有权力的大人物——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在中国这个宗法制度、风习、意识浓厚的环境下，其状尤甚。他们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