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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民还蒙在鼓里，正当他在皖西积极推行“左”倾错误之时，中央却不知何故又派张国焘到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献身革命的沈泽民倒并不在乎这些。中央后来指出他和国家关系不正常，也不是因为这个。这时，张国焘从鄂东北带信来，不久将和陈昌浩前来相会。他倒是很坦然地说：“呵呵，来吧。”
红五月正是大别山杜鹃火红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沈泽民却心绪烦乱。这天夜里在金家寨一座祠堂的住宅里，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和整个房屋都沉入了白茫茫一片水底之中。
翌日清晨，山林中的小鸟早已把他喊醒。勤务兵告诉他，夫人走了，她从山上采来一束映山红送给他。这是红白相间两种颜色的杜鹃花，也是沈泽民第一次看到白杜鹃！
夜宿柴山保
1931年4月9日，沈泽民夫妇从水路一帆顺风进入皖西金家寨。张国焘、陈昌浩从旱路由上海经武汉同时到达黄安七里坪。当天又由黄安独立团特务队一路护送来到光山地界柴山保。“真是一块红薯地”，张国焘不无幽默地感叹这块最早由吴光浩开辟的根据地，具有着非凡的政治水平的他，毫不费力地就了解到戴克敏、吴焕先在这里打游击时，路过红薯地，不吃群众一块红薯的故事，一语双关地道出了柴山保是一块红色土地。
光山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高敬亭奉命接待了来自党中央的贵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听说过张国焘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去过莫斯科，也见过列宁，中共一大会议他负责组织事务。高敬亭佩服得不行，崇拜张国焘五体投地。高敬亭由一个农民青年，成长为一个担负党政军全面责任的高级干部，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是鄂豫皖根据地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经验的领导人物。但由于他的特殊的革命经历：他一生没有离开过鄂豫皖边区，在频繁紧张的战斗中，也没有来得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也没有直接受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在他一生中，他接触最早、受影响最深的是中央派来的张国焘，这就潜伏着他后来犯错误的根源。在他身上，既有觉悟了的农民忠诚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也还有没有完全摆脱的狭隘的农民意识。高敬亭在许多问题上对张国焘盲从，以至于张国焘的肃反路线、家长主义作风一直影响到他的后来。但这不能说高敬亭就对张国焘跟得很紧。高敬亭从一个懂得“打土豪，分田地”，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农民革命者，见了一个从党中央来的代表，对其相信，甚至崇拜，这是很自然的，再说还有一个组织上的安排问题。当他真的见到张国焘和陈昌浩时，开始却弄不清谁是谁。
像所有来自中央的要人一样，他们也是商人打扮，其中一个青年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谈吐豪健；另一个年纪稍大，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话语不多。
经人介绍，高敬亭知道了：前者名唤陈昌浩，是中央新派任的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后者就是新来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父祖辈对这个新生的男婴期望甚殷，不久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特立。特立者，特立独行之意也。
高敬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中央派来的“领导”，十分困难地给张国焘搞到一只鸡吃。他的主要任务是陪伴二位“首长”度过柴山保之夜，翌日黎明送他们上路，随军东进到皖西北巡视，并和沈泽民夫妇相会。
见过大世面的张国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他，善于观察人，研究人。他很快就了解到高敬亭的身世，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苏维埃主席，是个有用之才。
高敬亭，从小跟着父亲在董店杀猪做点小生意。董店有一条街，北面有一条小河，过了河又是一条小街，人们叫它“柳棚”。有一个姓曾的地主在街上开设一爿“春和畅”杂货店，店里有个雇员管帐先生名叫梅颖先，他有个儿子叫梅光荣，是高敬亭的同窗学友，而且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少年时常在一块谈古论今，说天道地。这一年的秋，田里的稻谷收割完了，山上的枫叶红了，农闲的时节到了。一天晚上，梅光荣去高敬亭家说：师兄，我有个表弟叫方进贤，是箭场河方家湾人，很有才华。他曾经到武汉求学，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懂得很多道理，又蛮讲义气，好交朋友，不知你是否愿意同他结拜兄弟？”
梅光荣与高敬亭是同年生的，只是小他几月，因为他父亲是管帐先生，常与南来北往的商人接触，信息灵通，思想开放，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一直让梅光荣读书深造，不惜财力。这一段梅光荣又接了父亲的班，在“春和畅”店里当了管帐先生。眼前的这位师弟比高敬亭的学识渊博多了，他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大褂，举止文质彬彬，待人大方而有礼貌。高敬亭瞅瞅师弟，再看看自己赤脚裹腿的样子，不禁对师弟有一种羡慕敬佩之感。尽管两人长大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同学之间的情谊还是真挚而深厚的，他们在心中仍不分彼此。想到这里，高敬亭回答说：“只要你和方先生不嫌弃愚兄，理当一拜。”
原来方进贤和梅光荣早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董家店、泅店一带已发展了八名党员，秘密地建立起党小组。现在梅光荣又来做高敬亭的工作。他了解高敬亭是一位性格直爽的人，很讲义气，爱讲实话，于是进一步说：“南乡的共产党发动农友们闹起运动了，你听说了吗？”
“共产党到底是怎到一回事呢？”高敬亭近来也听说一些革命和共产党的传闻，正想弄个清楚明白，于是急忙反问一句。
“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党，就是要领导穷苦人闹革命，打富济贫，不让地主豪绅欺侮穷人。”梅光荣解释说。
“那不是要造反吗？”高敬亭追问道。
“就是要造反，也是逼上梁山！你不是看过《水浒传》吗？那一百单八将不都是造反吗？是要和昏庸的朝廷对着干。但那时没有共产党领头，最后失败了，现在不造反行吗？就拿你家来说，从你爷爷到你，这三代人，一直以劳动为本，活没少干，苦也没有少吃，想富就是富不起来。可那些地主豪绅不劳动，还吃香的，穿光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说，地主豪绅该不该推翻？”
高敬亭心里明亮了。他想到祖母死后，书也没法读了，跟着父亲学杀猪，亲眼看到穷人有的连饭也吃不饱，而富人三天两头，总是大一块、小一块地把肉往回提。富人们肥的吃腻了，还专拣瘦肉割。自己家里每年辛勤劳动的粮食有一半都交了租，做点小生意或杀一头猪还要交很重的税，真太欺负人了。他回答说：“按道理地主豪绅要推翻，可是……”他没有说下去。
梅光荣看到高敬亭思想有顾虑，接着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放心往下说吧，难道还信不过我？”
“造反，我看不那么容易，这事搞不好就会脑袋搬家呀！”高敬亭不无担心地说。
“是呀，要革命成功的确不容易。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反动统治很不得人心。他们抓了派款，欺压百姓，人们已经难以生活了。特别是那些当官的贪污腐化，有的一人当官，亲戚朋友都仗势欺人；有的一个保长就明娶暗占，搞几个老婆……老百姓心中怒火满腔，他们希望有人出来领头。只要有人领头干，他们都愿参加。历史上陈胜、吴广、李闯王都是造反，响应的人成千上万，力量能移山填海，势不可挡。你说是吗？”梅光荣耐心地说着。
“可是他们推翻了一个朝代，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还不是一样统治别人，最后也忘记了老百姓。搞来搞去，还是少数人占便宜得利，大多数人吃亏。”高敬亭又提出新的问题。
“但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就要前进一步。而今天的共产党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领导穷人革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消灭阶级，铲除压迫和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让大家人人平等。这是跟过去任何朝代都不同的。”梅光荣耐心地说，高敬亭认真地听，不时地点头。接着梅光荣又说：“要推翻统治阶级，就要担风险，甚至要牺牲生命，用少数人的牺牲，换来更多人的幸福。因此，要革命首先就应不怕死，怕死就不要革命。对不对？”他俩像从前上学时一样争论不休，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夜，高敬亭留梅光荣在家里休息。
不几天，梅光荣又领着高敬亭到方进贤家里去拜访。方进贤对他们热情地接待，并介绍了箭场河地区农友在吴焕先的带领下掀起了农民运动，人们都叫吴焕先“七相公”。
高敬亭回到董家店后，立即打着防匪保家的旗号，办起了“红枪会”，二三十名青年农民都来参加。他率领红枪会学员每天夜晚练枪习武，还让妻子给会员们做夜饭吃。会员们越学越带劲。
1927年贝回月，南昌、秋收起义之后，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著名的“黄麻起义”，一举打下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高敬亭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但他第一次看到了农民革命的胜利，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排山倒海，风雪激荡。
12月5日，黄安城得而复失，重被国民党政府军占领。起义的农民被迫撤至黄安北方，后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战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这时，梅光荣、傅梅臣等共产党员已经在董家店地区开展起秘密的革命活动，高敬亭的家就成了他们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的联络点。
一天，麻城县乘马区的民团，在一个姓范的团总唆使下突然闯进董家店，先去捕捉傅梅臣扑了空，后来又同新集的民团勾结闯入高敬亭家里。他们在高家搜到一些“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传单，就以高家私通共产党为名进行残害。当时高敬事出外卖猪肉没被他们抓住，他们便将高敬亭的父亲抓走了，带到了泅店。董家店的父老兄弟闻讯后，立即推选代表去商谈保释。而范团总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将高敬亭父亲带到乘马岗河滩上活活打死。
高敬亭回家看到房子被烧毁，妻子王氏也被反动分子杀害，不满一周岁的儿子下落不明。伯父、伯母们也都逃难去了。他又听说父亲惨遭毒手，反动民团扬言还要挖他家的祖坟。二十一岁的他眼望一堆废墟，仰天长啸，嚎啕大哭。悲伤过后，他愤然从破屋基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杀猪刀，在磨刀石上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