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在开封城内接到“鄂豫会剿”失败的报告时，蒋介石发自南京的斥责和再次组织“围剿”的电报也接踵而至。刘峙痛定思痛，明白自己小看了鄂豫边境的红军，决定弃豫南潢川、光山地区的李克邦、顾敬之部不用，调驻守信阳的敌第四十八师两个团，与鄂东北的夏斗寅第十三师，对鄂东北苏区和商南苏区实施南北夹攻，力争一战“剿灭”徐向前和周维炯领导的红军。在上报给南京的军事计划里，他将此次行动称之为“徐夏会剿”。
敌人重兵进攻的首要目标是鄂东北苏区和红三十一师。特委情报工作“不灵”，10月7日，徐源泉的两个团由河南罗山、潢川两路南下，突然攻占了苏区北缘重镇宣化店和陡沙河，夏斗寅部一个团也由黄安出动，向北占领了苏区南缘的卡房，徐向前才知道“徐夏会剿”已经开始。特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受敌徐源泉部攻击的北线苏维埃干部一心想让红军帮他们“保卫家园”，报告说北线敌人只有四五百人。特委仓促决定红三十一师立刻出发，歼灭北线之敌。
徐向前、戴克敏率部冒雨出发，经过半天的急行军，到达预定设伏地点天台山铁寨岗，那里竹林、树林、葛藤特别多。红军没有机枪，只有几百条破步枪，子弹也不多，想缴些枪支和子弹，抓一把就走。红军以山寨为依托，埋伏在树林两边。下午3点左右，敌一个先头营出现在我伏击圈内。徐向前一声令下，各大队一齐开火。敌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后逃。但是不久，红三十一师却遭到了敌人一个整团的合围，十几挺机枪将红军战士压得抬不起头。
“向前同志，怎么办？”戴克敏着急了。
“不要慌，顶住敌人进攻，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出去！”徐向前沉着地回答。
敌人在机枪掩护下数次冲锋，都被我军打退。天黑下来了，敌人现出疲惫之态。
“各大队分路突围！”徐向前下了命令。
“同志们冲啊，冲啊！”红军的官兵如同猛虎下山，高声呐喊着，冲向敌群，在夜暗的掩护下分散遁入山林。
徐向前留在临时指挥所里掩护部队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副师长，咱们也走吧！”山寨最高处的临时指挥所里，小号兵对徐向前说。“你快走，我来掩护你！”徐向前回答。一伙敌人已冲到指挥所前，他卧倒在地，与敌人展开对射。
小号兵冲出去了，只剩下徐向前自己。他手提双枪，一个猛冲，杀出指挥所，向山寨外的林子里跑去。几个敌兵紧紧追赶。徐向前腿伤尚未痊愈，跑不快，只是因为跑进了林子，敌人怕挨冷枪，才没有进去搜索。他又走了几步，实在坚持不住，只好坐下来。
二大队队长廖荣坤率队突出重围，回头不见了副师长，急忙带人回来寻找，大快亮时，才将他找到背了出去。部队收拢后，徐向前发现牺牲了四个同志，其中就有同他一起来鄂东北工作的黄埔一期同学、二大队党代表桂步蟾。
他的牺牲让红三十一师全体官兵悲愤填膺，决心向敌人讨还血债。面对南北优势敌人的夹击，徐向前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带领全师由天台山悄悄西出，隐蔽于宣化店与平汉路之间的山林中。这里已是敌人的后方，敌人想起红三十一师可能会向东进入大别山腹地，却不会想到他们已经埋伏在自己撤退时必经的道路两旁。
刘峙的“徐夏会剿”这时却草草收场了。1929年9月，在中国北部，蒋、冯、阎大战已拉开序幕。9月13日，徐源泉两个团从鄂东北苏区调回信阳，夏斗寅十三师奉命调驻平汉路沿线，准备加入襄樊战场。徐向前闻讯，急令各大队分散出击。红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率三大队设伏牛坑坡，一战击毙一名敌营长及数十名敌兵，其他大队也各有收获，为桂步蟾等烈士报了仇。
部队随后进行了大扩编，由三百余人、一百条枪发展到七百多人、六百多条枪，苏区也从黄麻地区扩展到罗田、孝感、黄陂、光山、潢川境内，纵横达百余公里。三个月前，还是一个陌生人的徐向前，此时已成了这支红军队伍的中坚。
自从进入鄂东北苏区，在共同的战斗中，徐向前和戴克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年底，由戴克敏作媒，徐向前爱上了七里区程伍德村妇女干部程训宣。据说程训宣长得很漂亮，年仅20岁，聪明活泼，徐向前很爱她。程训宣家里有兄妹五个，他们全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是侦察英雄，在徐向前部队当特务大队长。打杨平口时，徐向前把程启光叫到跟前。
“敌人昨天驻进了北面的郑家店，你们到那里去，把他们引过来！”
程启光高兴了，道：“保证完成任务！”
孝感游击队大队长也挤过来：“报告师长，我们熟悉地形，我们也去！”他大声说。
“好！”徐向前点头。
两支队伍下了山，一前一后，不慌不忙地朝郑家店前进。
驻在郑家店的一团川军自出了广水，一直没有遇上红军，十分麻痹。昨晚宿营之后，天大亮还没起来。
程启光带着师部特务大队和孝感游击队大摇大摆地走到郑家店村外。
“哪一部分的？”川军哨兵发现了他们，大声问道。
“老子是红军！”程启光大声回了一句，举枪打响。后面的队员们也就地卧倒，“砰”、“砰”地朝村子里打起枪来。
敌团长被枪声惊动，亲自跑到村边来。
“龟儿子们，慌啥子嘛！”他一边大骂，一边观看林外的形势。
“红军不多！”敌团长小胡子高兴地翘起来：好安逸！离开广水好几天了，一个红军没打着，回去不好向上司交待。真要遇上大批红军，他也害怕。现在村外打枪的不过几十个红军，正好将他们“剿灭”了向上头报功。
“龟儿子们，都给我冲！”他叫起来。
为了“剿灭”这不多的“共匪”，这个团的敌人由敌团长率领，倾巢而出，猛扑过来。
“敌人被钓出来了，快撤！”程启光说。
两支红军小队且战且退，不大一会儿，就将敌人引进了我军伏击圈。
“师长，任务完成！”程启光跑上山头，气喘吁吁地对徐向前说。
徐向前在山头上，把下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命令部队，开火！”他说。
部置在敌后尾的数挺机枪首先“哒哒哒”地叫起来，将敌人的退路堵死。一瞬间内，四面山头上，枪声大作，冲进山谷的敌人纷纷倒地毙命。敌团长知道中计，在山谷间大呼小叫，忽儿带着残兵前涌，忽儿后逃，乱成一团。
“师长，敌人太多，要赶快把他们切成几段！”师参谋长刘英说，“我带三支队冲下去！”
“去吧，”徐向前说。
刘英带着倪志亮的三支队从左边冲下去了，徐向前自己也忍不住，带着王树声的一支队从右边冲下去，两支部队如同两把利刃，转眼间冲至山下，将敌人切成三段。随后戴克敏也率领程绍山的二支队杀进了敌群！
号兵吹响了总攻的号音，激越的号音激励着浴血苦战的红军将士们。郭汝栋的部队即使在川军中也是弱旅，官兵吸大烟成风，俗称“双枪兵”。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冲杀，当即一群群一片片地跪在地下，口喊饶命。王树声一支队的一名小战士，竟一人俘虏了二十多个敌人，缴枪十八支。
两小时激战后，敌团长和后卫营固守的最后一座高地也被突破。敌团长见突围无望，举起了白旗。
这位老资格的团长被带到徐向前面前。
“请问，贵军有多少人参战？”他说。
“你以为有多少？”徐向前不动声色。
“大概有三个团吧？”
“不错，”徐向前笑起来，“是三个团。”
杨平口一战，红军空前大捷，首次以一千二百人歼敌一个整团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枝。徐向前、戴克敏率部回到黄柴畈，全师重新编为三个团，每团二个营，每营三个连，兵力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这时黄安苏区执行过“左”的土地政策，一些农民“反水”，地主武装死灰复燃。特委急请红军回师黄安“稳定局势”。徐向前回师黄安“平叛”。月底平叛结束，他和程训宣喜结良缘。
舒传贤六霍起旋风
莽莽苍苍的大别山主脉，由河南商城南部一路向东南延伸，过牛食贩、吴家店、松子关，在湖北英山金家埔以北突然折转向东，进入安徽境内。在这条主脉的东麓，由北向南一字摆列着皖西三县六安、霍山、潜山。受黄麻起义和鄂东北红色割据形势的影响，一场红色风暴也在这里酝酿着。
1929年4月的一个晚上，春雨潇潇，夜暗如墨。一个人影忽然从霍山县公署大门里闪出来，急急奔向东城一条不起眼的小巷。这人影停在一座茅屋前，迅速闪了进去。茅屋里，一个颀长的青年迎了过来。
“传贤，不好了！”来人一副县衙属员的打扮，急急地说了一句。“伯驹同志，别慌，坐下来慢慢说。”颀长的青年说着，将来人按坐在长凳上。
身材颀长、一副精明果断神情的青年是中共六（安）霍（山）县委负责人舒传贤，那个刚刚问进门来的人则是六霍县委打进霍山县衙里的地下党员刘伯驹。
蒋介石和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为了“稳定皖西”，于这个月上旬，将白军桂振远旅一个团派往霍山驻防。敌情的变化，给正在酝酿中的六霍起义带来了重大威胁。
“刚刚听到的消息，今晚桂振远与甘县长密谋，要收缴六霍地区所有民团枪支，告示都写好了，说是为了什么‘以绝匪患，西靖地方’。”刘伯驹急急地说道，“其实甘达用和桂振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真正要缴的是诸佛庵刘淠西民团的枪支！”
甘达用就是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委任的霍山县县长。
舒传贤眼里射出严厉的光。“伯驹，你快回去，别让他们发现了你，我来应付这件事。”
茅屋的门开了一条缝，刘伯驹像刚才进来时一样，影子般闪了出去。
情况紧急，舒传贤一夜无眠，天朦朦亮，把守城门的白军哨兵刚刚将城门打开，放下吊桥，一身教书先生打扮的舒传贤就出了城，直奔西北方的诸佛庵。
历史名镇诸佛庵，外称“小南京”。距霍山县城四十里，北与六安以淠河为界，盛产竹、木、茶叶，南来北往、商贾云集。豪绅地主为保财产，招募团丁，兴办民团。
中午，请佛庵地下党员、民团“团总”刘淠西，打进民团的六霍县委军事部长朱体仁，在一间密室里接待了自己的上级。三个人进行了紧急磋商。
“与其让他来缴我的枪，不如我先缴他的枪！”刘淠西说。他是霍山桃源河人，早年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回到故乡，以国民党霍山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的身份打入诸佛庵民团任团总，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基本上控制了这个民团。
“现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同意淠西同志的意见，建议提前举行起义！”朱体仁说。他是六安人，地下党内一位敢做敢当的军事人员，舒传贤同意他们的看法。舒传贤是霍山人，1899年生，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留学日本，1926年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成立了霍山县委，领导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