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任的，久仰，久仰。”敌连长狡猾地边说边大摇大摆地走上来了，他妄图仗着人多势众，活捉雷文学。雷文学不愧为久经征战的老战士，他不慌不忙，等到敌人走到距离十几步处，突然把手往前一指，大声喊道：“你们快打啊！”
敌人吃了一惊，以为他们的背后发生了情况，掉头往后看。雷文学刷地一下拔出枪，对着敌人“砰砰”两枪，敌连长应声倒地。跟着敌连长上来的那些家伙一阵慌乱后，举枪向雷文学射击，只见雷文学倒地一滚。“糟了……”林维先一句话没说完，忽听得一阵机枪声在山岭上响了，弹雨落在敌人连队的头上。这是红军的一班战士从侧后插上去了。敌人只注意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没有防备侧后的突然袭击，因此，乱作一团，朝树林里四处乱窜。迎接雷文学的那一班敌人听到背后的枪声，吓得撒腿就跑。这时雷文学猛然纵身跳了起来，几颗手榴弹摔在敌人的头上。林维先见此大叫起来：“啊！他还有这一手！同志们冲呀！”
战士们个个都象离了弦的箭，勇猛地向敌人射击。红军拿下了马鞍山，朝着逃跑的敌人猛打猛追。约一个小时的战斗，毙伤敌十余名，俘敌六十余名，少数残敌向新州城方向逃窜。
残敌像打惊了的兔子，狼狈逃进了新州城，紧闭城门。红军一直追到城脚下。
为了调动敌人，战士们脱掉保安团的服装，显出红军本来面目。在新州城外游击。随即转移到大崎山，李家山，杀了恶霸地主倪炳成五兄弟，还打了一些土豪，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大崎山、李家山的分粮斗争闹得火红。敌人害怕了，急令敌三十二师向大崎山扑来！
加强连夜行昼宿几百里，长途奔袭巴河街。那里有敌人的军需弹药仓库，打下它可以补充我军的物资装备。
巴河街，又名下巴河，它南临长江，北靠木鱼山，西有巴河，东边是大的湖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要控制木鱼山，巴河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
下午4时，开始进攻。雷文学带着尖兵班，在距巴河大街三四百米处，与敌游动哨相遇。红军再次冒充二十五路军。并拿出关防文件，说是去巴河街仓库领取弹药和服装。并要求哨兵带路。敌游动哨见势来头不小，不敢违令。红军一、二排尾随敌人跟进。三、四排，也迅速向木鱼山运动。谁知雷文学带着一、二排前进几十米，镇上的守敌发现异常，呜枪阻止前进，红军继续前进，边走边对敌喊话，敌人非但不听，反而打得更凶了。林维先看看城防工事；再听听子弹的呼啸声，真好笑，偏离太远了。雷文学用眼光向营长请示。林维先点点头，他猛张飞似的大喝一声：“冲呀！”一、二排在各自排长带领下，左右迂回，迅速突进，像一把巨大的老虎钳，一下钳住了镇东北的警卫排，摧枯拉朽似的，没有几下就把敌人的几个碉堡拔了。几分钟后，三、四排也拿下了木鱼山，解除了真武庙内的敌人武装。不过二十分钟控制了整个巴河街。
巴河仓库打开了。崭新的被服堆积如山，机枪步枪子弹一箱箱层层叠叠，战士们喜得咧嘴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好东西。
很可惜，东西太多拿不了，留给敌人不甘心，没有办法，只好烧掉。
红军撤出巴河街。木鱼山的北麓升起了冲天的烟柱，敌二十五路军惊慌失措，急速向巴河方向开进，山区“清剿”的敌人终于被调出来了。林维先率领加强连又急速回师大别山。
当他们返回麻城护儿山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战士们惊呆了。他们敬爱的“小师政委”方永乐牺牲了！
三角山会议以来，鄂豫皖边区各级党组织和红二十八军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正确掌握分散与集中的时机，牵着“清剿”军的鼻子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日趋成熟，多次取得成营歼灭敌人的大胜利。尤其是红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便衣队相结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其中较有影响的战斗共三十四次，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游击区域迅速扩大到三省边区的四十五个县。这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形势最好的时期。
第十四章 巍峨大别山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不是寒冬的严霜
二十一岁“小师政委”魂断护儿山。红二十八军老人记得军政委高敬亭抱着他的尸体痛哭。他亲自为方永乐换上新衣，揩干他身上的血迹。亲自主持追悼会，对天鸣枪致哀。他对群山峡谷说：“方永乐同志是个好同志，为红二十八军建立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贯忠于党相信同志；他是红二十八军的优秀指挥员，英勇善战，威名远扬。他的死是红二十八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为失去这个好战友而痛心。”
战士们抬着“小师政委”方永乐埋葬在护儿山上。
方永乐之死，使高敬亭感到有愧。在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中，方永乐有很高的威望。战士们爱他，他对战士有很深的感情。手枪团有位上了年纪的教官，是我军与东北军作战时俘虏过来的，他是出色的机枪射手，方永乐很看重他，请他教红军战士打机枪，还经常同他谈心，老机枪手很受感动，热心做教官工作，但由于家乡沦陷，思念亲人心切，渴望回去同家人团聚。方永乐答应寻找时机放他回家。红军打孔垅镇来到长江边上，方永乐让他坐长江轮走了。临行时，老教官依依不舍，表示回东北后他还去找共产党。
高敬亭很严厉。由于长期坚持对敌的警惕性而对内部的同志也爱多疑，甚至发展到甚至不近人情的地步。如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在宣传中的标语里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他就将人家当成“反革命”，严加处罚。而方永乐往往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同他当众争论，不免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一次，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他的饭碗里有人投毒，没有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的同志全部处决。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阻拦不住，高敬亭把他也关押起来。
内部之隙，为敌所乘。一个叛徒跑到敌方告密，引来了敌一○三师三团对红军的堵击。就在战斗最紧急的时刻，被关押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请求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结束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得让我把敌人甩掉，把部队带到安全地带！”
高敬亭应允，亲自为方永乐松绑。
方永乐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山头，投入激烈的战斗，结果战斗胜利了，而他却没有回来。听战士们回来说，“‘小师政委’为保护军政委和部队安全，让战士们都撤走，他一人阻击冲过来的敌人，就站在阵地前，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战士们看到他把敌人全部打了下去，敌人的子弹也像雨点般向他射来，他没有躲闪，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
高敬亭听了泪如泉涌。他深知方永乐的枪法百发百中，如果不是含冤他不会死的。方永乐的死使他想起皖西特委书记，二四六团政委徐成基。
这是两个带领鄂东北独立团在抱儿山与他会合的人。徐成基被他留在舒城驼岭领导皖西北特委工作。他建立便衣队，创建游击根据地有卓越成绩。他几次率领手枪队化装潜出合肥郊外，配合独立游击师打击反动势力。1935年冬天在光山、罗山。新集交界地带，破袭“九里十八寨”。全歼守寨的反动武装，解救了几百名坐牢群众，整个“九里十八寨”一片欢腾，豪绅地主惊恐万状。有的向便衣队缴械投降，有的派人与便衣队联系，表示不再与红军作对，并愿为红军效劳。
1936年3月，徐成基到麻城三河口向高敬亭汇报请示工作，鄂东北此时正在“肃反”，高敬亭把他也作为“肃反”对象，撤销了他的警卫员，缴了他随身带的手枪，责令检查交代问题。徐成基受到极大的冤屈，但并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只身寻找革命队伍。他来到英山瓦夺庙被叛徒告密，“白狗子”端着枪合围而来。手无寸铁的徐成基与敌搏斗，赤手空拳打死敌联保主任和一敌对分子，不幸被敌人残酷杀害！
徐成基不是含冤出走也不会死。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下达密令：务必趁与共方谈判之机，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消灭共产党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组织。具体时间限定为三个月。
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的策略不奇怪。攘外必须先安内，一直是他的主张。正是为了亲自监督东北军和西北军对陕北中央红军进行“围剿”，他才飞往西安。不想却被扣留了，全盘计划因此而打乱，不得已才被迫答应联合抗日，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到死都坚持认为这是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被共产党利用了，从而坏了他的大业。现在光北方的红军就令他伤透脑筋，欲除不能，那么，若南方又冒出一支强大的红军游击队，这样南北一呼应，他的蒋家王朝还保得住？
蒋介石能不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之机，企图迅速地剿灭包括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在内的南方游击队？
那时，南方红军游击队虽然相对弱小，人数也有限，但却是国共双方都极为看重的一个战略支点。这个“支点”是谁也不敢忽视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浴血奋战，坚韧不拔，其意义也就在此。
因此，西安事变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内战虽然基本上已停止，但南方各省游击区包括大别山区所面临的形势，不是趋向缓和，而是显得更加紧张和白热化了。
1937年4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任命卫立煌为公署督办，并授予他调整撤换辖区地方有关官员的权力，以期加强对鄂豫边的“清剿”指挥。
卫立煌总结多次“清剿”失败的教训，强调切实贯彻“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方针，要求国民党各级政府与正规军配合，加强防卫。强调在“清剿”红军主力的同时，对便衣队也进行彻底“清剿”。然后，下达并部署了具体的“三个月秘密清剿”计划。
由于红二十八军主力在鄂东北活动，所以，卫立煌把此次“清剿”的重点定在鄂东北。
5月，国民党新的大规模“清剿”就全面开始了。
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凶狠的一次。
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但是，以高敬亭为首的红二十八军主要领导人却没能及时对敌人新的“清剿”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麻痹轻敌思想，对严酷的现实认识不足。致使红二十八军主力长期停滞于鄂东北一带，正置于国民党重点“清剿”区域内，由于延误了转移时机，结果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仓促应战，舍命突围，致使红二十八军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损失。高敬亭不但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署反“清剿”上，行动上未作必要的准备，反而在鄂东北“整顿”道委，大规模开展错误的“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