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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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 第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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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姐妹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张宗杏的身上。同敌人硬拼吧,她们总共才有两条枪、十几发子弹,一颗手榴弹,能参战的尽是些从未上过阵的妇女;撤走吧,全村老老少少百十口人岂是一时半刻就能撤得一干二净的?可是作为负责同志、领导干部,张宗杏深知自己的沉着镇定对于稳定同志们的情绪、坚定大家信心的巨大作用。只见她用双手拢了拢头发,以冷静而自信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在和大家期待的目光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之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嘈杂的会场顿时安静了。
    “没什么了不起!”宗杏挥着拳头忿忿地说,“当年穆桂英还大破天门阵呢!我们有十几个党员、干部,还有这么多群众,难道还抵不上一个穆桂英?”她见大家的紧张心情平静下来便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
    “大家分成两组,”宗杏声音轻柔而深沉,“一组由妇协李大姐负责,领着乡亲们从湾后抄小路向后山撤退;一组跟着我埋伏在湾前道口两边的半山腰阻击敌人。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在敌人没掌握我们实情之前,要尽量迷惑他们。只要挨到天黑,一切问题就好办了。”顿了一顿,她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斩钉截铁地补上一句:“一切听我指挥!现在大家分头行动!”说完,就带着一组队员猫着腰钻进了湾前道口边的丛林中。
    这牛坑冲还真像个牛坑,四面都是陡峭的山峦,仅有冲前一条约二里长的狭长道口可以进村。敌人看到这样的地形,本来就有些惧怕的心更加悬了起来,生怕中了埋伏,行进的速度很慢,还不时地向道口两旁的山上放冷枪。正在这时,东边的山腰上突然劈劈啪啪地一阵排排子枪响,敌人吓得伏在道边不敢抬头。过了半天,他们才悄悄地向村边摸去。可不大一会,西边的山上又传来好一阵枪响,敌人又伏下去好半天不敢动。敌队长一看这阵势,赶忙命令队伍撤到湾口外去。敌人本来就怕死,一听到撤退命令,就连滚带爬地向后跑了。
    宗杏一看敌人撤退,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这时,村子里的乡亲已经安全转移了。天也快要黑下来了,张宗杏才带领姐妹们向后山撤离。敌人终于发现愚弄他们的只是几个“女共匪”,恼羞成怒,一面叫嚣着:“臭娘们,抓活的呀!”一面拼命追赶。宗杏等人已登上山顶,占据了有利地形。她命令战友们:“你们先撤,我在后掩护!”
    敌人追上来了,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越来越近。张宗杏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向敌群扔去,“轰”的一声炸开了花。走在前面的敌人血肉横飞,后面的敌人抱头鼠窜。等到敌人清醒过来,命令士兵追到山顶时,天已黑透。宗杏小鸟似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深山密林之中了。
    一个脚穿绣花鞋、身穿萝衣裙的姑娘,手提卖针线、糖果、香烟的小竹篮,走在通往光山白区的山路上。她就是化了装的张宗杏。她是奉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去自雀园、双轮河、砖桥、斛山、泼河、望城一带从事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眼看前面就是敌人的岗楼了,她仍旧悠悠自得,一边袅袅婷婷地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一边哼着不知名儿的山歌。
    岗楼前只有一个衣着破旧的哨兵,泥塑般地站在那儿,一望就知道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见有人来,他也只呆呆地望着,也不吭声。宗杏停止了唱歌,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从小竹篮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这哨兵上下打量一下张宗杏,点点头,示意她可以过去。
    正在这时,从岗楼里荡出两个身材胖胖的家伙,其中一个大个子瓮声瓮气地嚷道:“什么人,从共匪那边来的?不许走!”
    宗杏扭过脸微微一笑:“老总,小女哪是什么共匪?做个小本买卖好糊口,还靠你多照顾呢。老总,你吃糖。”说完顺手抓起一把糖果塞在大个子手里。
    另一个矮个子看到原来是个做买卖的姑娘,三角眼滴溜溜转了几转,嘻皮笑脸地走过来说:“姑娘,生意不错吧。”说着就伸手抓过一包香烟拈了拈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张宗杏装作没看见,干脆放下竹篮说:“老总们一天到晚站岗,够辛苦的,今儿就在这里卖些香烟、糖果,让你们方便方便吧。”说完就又摸出几包香烟,分给几个匪兵每人两包。他们笑嘻嘻地收下了。得到了好处之后,他们又怕被长官发现,哪里敢贸张宗杏在这儿呢,催她快走。宗杏挎起小竹篮一溜烟出了道口,转过山角,拉开大步一会功夫就不见了。
    1930年春,苏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翻身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赤卫队、儿童团、妇联会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组建起来了,村村寨寨都办起了扫盲夜校。但当时山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读书识字的人太少,想找个文化教员相当困难。张宗杏整天都在为这事发愁。
    一大,支部书记胡永盛笑哈哈地找到张宗杏:“宗杏,村里要办夜校了,你看这教员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是啊!我正在发愁呢!”
    “合适的人倒是有一个,不知她愿不愿?”
    “谁?”“你自己啊!”
    “我……”张宗杏一下子愣住了。她自幼家境贫苦,从未进过一天学堂,怎能担当这个重任?
    “别跟我打埋伏了,近来你在工作中学会了那么多字,就把这些都教给大家吧?”
    听了胡支书的话,宗杏腼腆地低下头。是的,她自从参加革命后,在工作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文化的困难,每当看到别人看文件、写标语,她是又羡慕又惭愧。于是她决心学好文化。宗杏生的聪明,记忆力强,又谦虚好学,加上平时喜欢唱歌,所以进步很快。她从不放过一次学习机会,用手指、棍棒做笔,拿桌面、地面作纸,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几个月的时间,她就能够自己写信和拟写工作提要了。可是她毕竟识字不多,要当教员实在没多大把握。
    胡永盛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严肃地说:“这也是斗争的需要啊?你可以学中教,教中学嘛!”张宗杏默默地点了点头。
    白天,她组织妇女们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晚上,她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提块小黑板,早早地来到夜校。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不大一会也就挤了满满一屋子人。宗杏将小黑板挂到墙壁上,用竹棍在黑板上轻轻敲了几下。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
    “今天我们学习两个字:‘团结’。”张宗杏将这两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
    “什么叫团结?大家看我这头发。如果一根头发,一扯就断,可是把许多头发编成辫子,你们谁能扯得断呢?这就像我们闹革命一样,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只要大家结成伴,抱成团,力量就大了,我们同地主老财斗争,还有不胜利的吗?”
    下课了,姐妹们一起围住了她,称赞她讲得好。她乘机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在宗杏的影响下,不少小伙子报名当了红军,一些姑娘也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后来还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呢。
    宗杏在自己的工作中日益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受到了上级重视。1933年10月,她被提升为中共鄂东北道委妇女部长。1935年2月,宗杏调任光麻中心县委书记,宗杏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为恢复光麻苏区作出了贡献,短期内使苏区工作有很大发展。1936年12月,宗杏被害,时年二十八岁。
    史玉清看到高敬亭伤心的样子,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安慰他说:“看来她们都是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啦!”
    高敬亭说:“怎么说呢,对党我是绝对忠诚的,不然这三年我坚持不下来,蒋介石以十万大洋来悬赏我的脑袋,结果没有拿去;他们也用高官厚禄来诱惑我,我毫不动心,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生是大别山的人,死是大别山的土。为了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了。我觉得唯一对不起大别山人的是我到皖西北来,继续推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推行肃反扩大化,1934年我上任的九、十月间,省委派我到皖西检查工作。我根据在红七十五师“肃反”的所谓“经验”,捕风捉影地夸大“敌情”。我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在领导。结果省委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还差点脑袋搬家。其实郭大个子和我还是好朋友。省委让我当皖西北道委书记。我上任后又大举肃反,许多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有实战经验,有才能的共产党和党政领导干部,大批地作为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先后被杀的同志有原皖西北道苏维埃主席、后为道游击总司令吴宝才,红八十二师政委、六霍县委书记江求顺,三路游击师师长高克文,师政治部主任夏玉华,皖西北道团委书记雷前相,赤南县委书记陈启松,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和县苏维埃主席刘文炳,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金,师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仅在熊家河和南小洞两次开会,就逮捕了一百多人,先后被处决的几十人,当时的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等一部分人被弄去做苦工。那时候成批的干部被逮捕处决,使部队无人指挥,苏维埃组织无形中解体。1934年冬,皖西北这块根据地受到极大摧残,敌人疯狂地进攻,皖西北这块根据地成了百里无人区,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皖西北人民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红二十五军西移之后,留下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又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于1935年2月3日在太湖凉亭坳重建红二十八军,才使大别山红旗永远不倒。可是,就连战功赫赫,能征善战年仅二十一岁的“小师政委”方永乐;中共皖西特委书记、红二四六团政委徐成基,因为我的错误怀疑,致使他们英勇牺牲了。
    史玉清说,这些事情我们都害怕着呢。就连我们山林医院的女医官范明大姐也被说是“改组派”,拉她到森林边上去枪毙,还是那些伤员们集体围在她身边替她挨枪子儿,才……你那时怎么就那么硬心肠呢?听说郭述申书记冒着杀头危险证明夏玉华是好同志。许多同志一提起这件事,都说郭书记好!
    高敬亭说,好啊,郭大个子就要从延安回来了!
    史玉清说,原来我看你那严肃的样子,就像只怒吼的雄师,真叫人害怕;此时此刻的你,却像头驯服的牛,在辛勤为我耕耘犁地……史玉清用双手在他的宽厚的脊背上抚摩着。
    高敬亭也兴奋地说,平常你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口罩,只露出两只黑眼睛,背着药箱,手拿着注射器向我走来时,我也害怕你呀!就像见到母老虎似的胆颤心惊,没想到你这时却像一只小羊羔哩!
    史玉清拧着他的腿说,“你真坏,你敢骂人哩,小心你再病了,我用注射器狠扎你的屁股。”她轻轻地咬了一下他的耳朵……
    高敬亭又认真地说,“玉清,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出发的前夜举行婚礼吗。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留下大别山上一粒籽。假如我的热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无论生下男孩女孩都叫‘映山红’……”
    1939年6月24日早晨,虽然是晴空,但很快升起了浓浓大雾,接着大际边响起滚滚雷鸣。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行刑战士“护送”高敬亭上路,走向了荒野,只听一阵枪响,便送走了高敬亭的忠魂!顿时,大地呜咽,苍天好像发出一声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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