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真相——我指的是我在兵团失踪过一天一夜那件事的真相，当年我没对任何一个人透露过半句。天知，地知，我知。在这件事上我是谁也不相信的。尽管隐瞒真相使我蒙受种种怀疑，但说明真相的结果准会比蒙受怀疑更加严重更加糟糕。今天我要说明真相，不是为了替自己进行什么辩护，仅仅是为了说明真相而已。我他妈的没法成为一个能永远隐瞒真相的人。这没治了。他妈的干吗不来个真相大白？干吗不？
首先我得要求某些人替我作证——就是七连的某些人。有我认识的人。也包括我不认识的人。多几个证人倒并非坏事。喂，你们这些证人，你们一定都记得，当年我给你们连放完电影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对吧？只要求你们说——对，还是不对？
本来下午五点钟就应该放映的。但你们七连的电线突然断了，电工像只野猫似的，钻了十几家天棚才接上，拖延到快七点开始放映。刚放映三分之一，放映机又出了点故障。这可都是事实吧？那天真不顺！
团部放映员是各个连队的宠儿，哪个连队也不敢怠慢。放完影片，不管时间多晚，都要摆一桌“客饭”，对放映员表示“犒劳”，也可以说是讨好。这是条“不成文法”，没有哪一个连队敢破过。
那一天放完电影，我很快装好片子，想立即动身返回团部。七连长哪肯放我走呢？盛情难却，我只好在他奉陪下，违心 “消灭”那顿“客饭”。我那天食欲不佳，没吃什么，却喝了不少。七连长是个“酒痞”。我是个实在人。喝酒的时候，我顶不喜欢推来拒去那一套。他一劝：“满上，满上。”我就干杯。我的原则是——舍命陪君子。仗着自己有几分酒量。其实七连长那号“酒痞”，不值得舍命相陪。我太犯傻。
离饭桌时，我已觉头重脚轻。七连长挽留我住下，我执意要走。必须走。第二天上午七点，我还要给团机关补放一场。当晚不走，第二天也得起大早赶路。三十多里呢。我是个模范放映员，从没误过放映时间。我不愿给人制造口实对我这个“模范”有所指责。我是个珍惜自己荣誉的人。再说，团部那台新买的放映机还没人使用过呢。首映者，也意味着一种荣誉嘛。
七连长有点过意不去，因为他们连耽误了我两个多小时。他亲自到马棚去牵来一匹马，亲自替我备好鞍子，扶我上马，将拷贝箱一边一个搭在马鞍后。他说那匹马老实得很，路上绝不会跟我捣蛋。就是这匹马坑了我。罪该万死的畜生！
我骑马离开七连不远，就意识到自己喝多了。寒风一吹，酒力攻心，胃中灼热，别提有多难受啦。那匹马好像四条腿长短不齐似的，把我颠吐了。吐后，周身瘫软，不得不伏在马背上，搂着马脖子，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完全信赖地托付给那罪该万死的畜生了。
那个夜晚雪下得很大。我没离开七连就下了，还是半路才开始下的，我不清楚。四野迷朦，路途难辨，马却走得很自信。
我也不知自己在马背上伏了多久，酒力稍过，抬头一瞧，马已不是走在江边了。挺起腰，勒住马，四周望望，觉得眼前的草甸子，桦树林，灌木丛，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我迷路了。马却好像一点责任也没有，不断摆头，想使我放松缰绳，给它充分的自由。不远处有灯光。我策马向灯光走去。走近看出，是个哨所。我想，索性就在我们的哨所借宿吧。我们的边防军战士是不会拒绝收留一个迷路者的。便跳下了马。
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声不响地递给我一支烟，那意思是向我讨火。
我接过烟，一边摸衣兜，一边说：“同志，这儿离……”
我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强烈的手电光照在我脸上。接着，对方大喊了一句：“КИТАЕй！中国人……”
我顿悟：老天爷，我怎么到了“大鼻子”这一边啊？转身就朝来的方向跑，也顾不上那匹呆头呆脑的马了。
“站住，开枪啦！”喊的是生硬的中国话。
这两句的俄语我也会。战备的需要。双方一样。我知道这绝不是吓唬人的话。却并没站住。不能站住。站住岂不是当俘虏了？开枪就开枪吧，老子死也不能死在你们这边。死在这边，老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横下心，猛跑。
“砰”……
果然开枪了。不过听得出来，是朝天开的。他们还想捉活的？他妈的没门。
仍猛跑。
身后传来军犬的叫声。
更多的人在追我了。
头脑中只存在一个念头——一定要跑回我们这边来。
到底还是被活捉了。
事实上我在瞎跑，并不清楚“我们这边”究竟在哪边。
我被反拧双臂，押入他们的哨所。他们将我推到角落。其中一个，官衔顶大的一个——下士，抓起电话，一边叽哩咕噜地大声说话，一边从头到脚审视我。苏军官衔，我从他们的肩领章一眼就能分得出高低尊卑。包括他们的将军和元帅。战备教育向我们提供过这方面的学问。这几个苏联兵，看去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可能顶数那个下士年龄大些，但也大不到哪去。一个班的地道“娃娃兵”。那个下士班长，一张瘦长脸，一对黄眼珠子。他那张脸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人留下严肃的印象，却又偏要故作严肃的表情。鼻梁四周布满了雀斑，好像曾当面挨了一沙枪。被这么几个“娃娃兵”活捉了，真他妈的窝囊。
有一个持枪站在我身边，监视着我，不许我动一动。
那下士放了电话，说了句什么俄语，就有一个将一把椅子——惟一的一把椅子，摆在哨所正当中。监视着我的那个，把我推到椅子前，按坐下去。然后，他们就分站到两旁。
下士站在我对面，两肘抱在胸前，一只手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黄眼珠子盯着我。他那模样，使我有理由猜想，他是在扮演捷尔仁斯基的角色。但他扮演得很不成功。他根本不具备捷尔仁斯基那种威严气质，没有捷尔仁斯基那种锐利的目光，也没有捷尔仁斯基式的胡子。先天不足。
看样子，他们要开始对我进行审讯了。
被一个下士审讯，落到这般地步，真他妈的可悲。
下士说了一句俄语。
第一个发现我的士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必须回答我们的每一句话。”
口吻挺严厉，但语调很滑稽，像舌头长的东北人学上海话。看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一个哨所，起码有一个会说几句对方语言的人。“土翻译”。
我打定主意，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
下士又说了几句俄语，“土翻译”就用生硬的中国话接连问：“你的姓名？”
“……”
“你是侦察兵？”
还算客气，没用“特务”这样的字眼。
“你越境的目的？”
“……”
“你，持不同政见？”
把老子当成背叛祖国的人了。我感到受了极大侮辱。
“放你妈的拐弯罗圈狗臭屁！”我腾地跳起来，破口大骂。这是我们知青中某些粗俗的小伙子新近集体创作的骂人话。骂起来还挺不顺嘴，像说绕口令。
我不知道按照俄语语法，能否非常准确明白地将这句中国话翻译过去。但看得出来，那个“土翻译”要将这句话翻译过去，水平是很可怜了。他结口巴舌，吭吭哧哧，打手势，涨红了脸，叽哩咕噜了足有三分钟。翻译明白了没有？他们听懂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他们面面相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骂他们，可不是为了使他们开心。我举起凳子，要砸那下士。他们跟我来捷尔仁斯基那一套，我就认为自己应该是许云峰。
结果“许云峰”被“捷尔仁斯基”们揍了一顿。
挨揍正合我意。不挨顿揍我回去后就说不清楚了。
审讯无法继续下去，他们才想到应该搜查我。
边境地区通行证，笔，人民币，折叠小刀，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土翻译”看了看我的边境地区通行证，对下士说了句什么。下士又对另一个士兵命令了句什么，那士兵就走到外面去，将我的两个拷贝箱拎了进来。
下士蹲着研究拷贝箱。他那样子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我带的究竟是电影片子，还是伪装的电台、发报机或定时炸弹什么的了。
一个士兵用仪器——那玩意儿我见识过，是检测定时炸弹的——煞有介事地对两个拷贝箱检测了一番，才放心大胆地打开，见里面满满地装的是电影片子，又盖上了。
他们有点相信我不过是一个因迷路而越境的中国放映员了。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后，竟都有些沮丧和扫兴。我心里暗说：“活该扫你们一大兴！”我的几个在武装连队担任边境巡逻任务的同学，也常常希望隔三差五地捉到个把特务。不是希望没有特务越境，而是希望捉住越境特务，看来这是一种流行于两国边境地区的病。这挺值得心理学家们研究。
他们能相信我不过是一个中国放映员，这一点毕竟对我这个越境者是有利的。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缓和。
下士挺尴尬地抽起烟来，还搭讪地朝我递过一支。我将脸一扭。岂能吸他们的烟？不过可真想吸支烟。下士没给自己人烟，却朝我递过来一支，使我对他的敌意减少了一半。
下士忽然又通过“土翻译”问我：放映员为什么穿军装？
我思考片刻，终于回答了他们一句：“我喜欢穿军装。”何必将已缓和下来的气氛再搞得像刚才那么剑拔弩张呢？于我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土翻译”将我的回答翻译之后，下士居然微笑了。他的几个部下也彼此交换着满意的眼色。这几个苏联“娃娃兵”，大概难得听到什么恭维话。我的回答，哪国当兵的听了都会感到愉快。不过我可不是有意讨好他们。我说了句真话。
接下来又问：
中国的电影好看吗？
当过“红卫兵”吗？
挣的钱多吗？
在我们的“团”里，姑娘们都很漂亮吗？也像我一样喜欢穿军装吗？……
我想：我他妈的可不是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又一想：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机密，纯属民间情况。既然他们不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了，我也就大可不必继续在他们面前维持许云峰式的尊严。使他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点小小的满足，说不定他们会通情达理地放我回到我们这边来。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活泼，可爱。我挣的钱不少，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少尉连长的工资，天天请姑娘们下馆子也花不完。其实我的工资是三十二大毛。我还告诉他们，我曾经是某市红卫兵副司令。不吹牛白不吹，别让他们区区一个下士小瞧了我。我们的电影内容和题材广泛极了，实际上几部样板戏影片在我们的各个连队至少已巡回放映过三遍了。
“土翻译”将我的话翻译了之后，他们都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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