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行！ 到底给忘到八百年后去了！” 哥哥在外屋不满地嘟哝了一句。
婷婷又朝电视中小科波菲尔那哀怜愁苦的面容投去充满同情的一瞥，便向外走去。
哥哥亚文正在对着三开门的捷克式大衣柜的镜子试穿一件崭新的西服上装。他一会儿扣上衣扣， 一会儿解开衣扣， 一会儿抻抻袖子， 一会儿压压两肩。看来这件在外宾服装店用厚礼请高手裁缝做的西服上装他不甚满意。
“你哪儿去？”哥哥问。
婷婷转过身：“到胖妈那去呗！”
哥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皮箱， 打开来， 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大绒女式偏襟上衣，递给婷婷：“把这件衣服给胖妈捎去吧！ 既是叫她来参加婚礼嘛，总要穿得稍微体面点儿，是不？”
“这，这是妈的衣服，留着是个念物，怎么好就送人呢？ 你想给胖妈件衣服，就买件新的！”婷婷没伸手接那件衣服。
“妈的衣服， 放着也是放着， 值得作念物的东西， 家里多着呢！ 再说， 胖妈也不是外人， 妈的衣服也是穿得的。” 哥哥说着， 把那件衣服硬塞到婷婷的手里。
话儿虽可以这么说得， 理儿也固然可以这么去论当， 但哥哥心里是另有小九九的： 既要顾面子， 又舍不得花钱。哥哥在这方面的心眼可精明着呢！
这位二十一岁的美术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未来的女油画家（她对此是异常自信的），对那个被她称作“胖妈”的女人从记事起就充满了情同母女的爱，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植根在心灵深处的超过母女骨血关系的爱。
“胖妈”姓潘，老家在江苏苏北。她曾给市委贺副书记家当过保姆兼佣人。贺副书记患了肝癌，她日日夜夜侍候在贺副书记身旁。一天，严家兄妹的父亲，工业局局长严志鹏驱车前往医院探视自己战争年代的老上级贺副书记。贺副书记拉住严局长的手，目光瞅定站在病床前的“潘阿姨”，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出一番临终嘱托来：“老严，我一辈子没求过人，我现在要求你一件事……只……一件事。她，在家乡……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不能，一蹬腿……一闭……眼睛……就撇下她不……不管了……她为我们家的……大人孩子操劳了……十……几年啊……你、你、你……”
这位颇受人尊敬的市委副书记，想要挣扎着欠起身，却只剩了把头稍微从病枕上抬了一下的余力。
严局长当时并没有立刻悟透老上级死前向他嘱托的到底是件什么事，直至后来听说“潘阿姨”被贺家楼辞退了，无处栖身，夜宿火车站的时候，才恍然领悟了。他亲自坐小车去到火车站，在候车室的硬邦邦的长椅上，从下午一直坐到深夜，吸掉了整整一盒香烟，终于把“潘阿姨”寻见了，用小车径直接到家里。
严局长说：“从此我这个家就是你的家！我们全家人都是你的亲人！我和孩子妈工作都挺忙，你就当我们家的内务大臣兼财政大臣吧！每个月我两口子开了薪都放在抽屉里！”说罢，就从腰链上摘下钥匙，拉起那女人的一只手，“啪”地拍放在她手心里。那郑重其事的神色，像把局长大印托付了，也像和她三击掌。
局长老伴瞅着她，笑盈盈地说：“既然是一家人了，别见外才好！”又亲亲近近地把两个孩子一手一个推到她面前，命令：“叫潘妈妈！”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哥哥亚文惧生，低垂着头，呐呐地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潘妈妈。”赶紧就躲开到一边去，从旁研究地打量这个突然增添的家庭成员。
比哥哥小四岁的妹妹婷婷，打从被紧裹在尿布里的时候就是个“自来熟”，不论生人熟面的，任谁抱都中，任谁逗都笑。她大大方方地叫了声“胖妈妈！”嗓门比哥哥脆亮多了，舌头也比哥哥长一大截，引得爸妈哈哈大笑。她叫完并不走开，也不理爸妈的笑，而往那此时此刻被感动得心里好生不是滋味的女人眼前贴凑，期待着受到一番喜爱的模样。
那女人就弯下腰去，张开双臂，一下子把那小姑娘紧搂住，脸儿贴上了脸儿。
那女人无声地淌出眼泪来。
“胖妈哭了！胖妈哭了！丢！丢！丢！”小婷婷对大人们表现出来的弱点是那么不留情面。
严局长老两口对视一眼，一个朝左边扭过脸，一个朝右边转过身。
局长像被鱼刺卡住了嗓子，咳了几声。
她就这么样由贺家楼来到了严家院。
她就这么样由勤勤劳劳的佣人变成了忠忠实实的管家。
她就这么样由“潘阿姨”变成了“胖妈”。
那一年，她大概四十二岁。她不显老。她只有极少的几根白发，自己梳头的时候才会发现，并且一发现就被拔下来。尤其是，她的身段还挺好看的，不像某些发福的女人一过四十便臃肿肥胖起来。局长老伴、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每每打量着她，用揶揄的口气说：“你年轻那会儿必是怪好看的呢！我们都叫你胖妈可真亵渎了你！说正经的，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呢？愿意，我就给你介绍一个，包你中意！”她光是笑笑，不回答什么，扭身就找活干去了。
其实，她是结过婚的女人。丈夫在婚后的第二年就不幸一病归阴了。她是很爱他的。精明的婆婆为省下一笔钱，逼她“嫂嫁叔”，她为这才打家乡逃出来的。她那么勤快，那么利落，眼里处处是活儿。严局长曾很恼火地对她说：“我们可不是把你当佣人的！你歇闲一会儿是不是就难受得慌哇？”她，也不在意，也不生气，抿嘴儿一乐，眼里又溜见了什么活儿。从此以往，局长夫妇也就只好由她去。
她话不多。她是个爱恬静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干的时候，就把小婷婷抱在怀里，搬个小板凳，坐到阳台上去。一边轻轻拍着，晃着小婷婷，一边小声哼唱家乡苏北的歌谣。小婷婷是很淘气的，但这时便非常乖，非常听话， 偎在她怀里，听她唱一支歌谣又唱一支歌谣， 往往就在她怀里睡着了。不久， 四岁的小女孩也学会了唱好些个苏北歌谣。于是她们再坐到阳台上，就不光是一个唱，一个听，而是两个一块儿唱了。
“婷婷，咱今儿晚唱哪个？”
婷婷歪着脑瓜儿，似乎极认真地想一想，便回答唱哪个哪个，不唱哪个哪个，先唱哪个哪个，后唱哪个哪个。
她们便开始唱起来。一个中年女人的柔和缠绵的音调和一个娇声娇气儿、口齿不清的女 孩的二重唱，常使局长夫妇出神地侧耳聆听。
唱一会儿，就会听到阳台上有诸如此类的严肃而认真的谈话：
“胖妈，下一个你说唱什么，就唱什么！”
“婷婷，下一个唱什么，还是你说了算！”
“胖妈，为什么老是我说了算呀？我还是跟你学会唱的呢！”
“你嘛，在我眼里是小公主，金口玉牙！”
“公主？什么叫公主呀？”
胖妈就讲一个公主和驴皮王子的故事。
小婷婷属于“十万个为什么”那类孩子，她往往还会怀着无尽的好奇再追问： “公主是金口玉牙？那吃饭能香么？”
这些疑问便会把胖妈难倒。
“婷婷！ 别缠着胖妈不休！ 胖妈！ 你早点歇息吧！”解危的不是局长，便是局长老伴。他们的干涉总是很及时地挽救了胖妈在小婷婷心目中无所不知的威望。
婷婷离不开胖妈了。吃饭，要胖妈亲手盛到碗里的，还要坐在胖妈膝盖上。睡觉，要胖妈亲手铺盖好小被小褥，还是胖妈搂着。胖妈干活的时候，她殷殷勤勤地帮倒忙。要么就撒娇地双手搂住胖妈的脖子，像口袋一样吊在她背后。逢上过年过节，看电影，逛公园，胖妈不去，她是无论如何绝不肯去的。
她竟至于到了不肯去幼儿园的地步。要她去的话，须是胖妈也非去不可。
“我的心尖！”胖妈几乎对她百依百顺，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竟用那四个字取代了婷婷两个字。
“胖妈！”
“我的心尖！”
这个家庭好像有一台录音机一天到晚开着，重复地播放着上边那两句话。
局长夫妇不无埋怨地说： “胖妈，你要把她纵惯坏了的！”
胖妈一笑：“哪能！我还能教育她不许说谎骗人，做了错事要承认，要自己洗脸、洗脚、扎小辫哩！”
他们也无可奈何……
男孩子亚文，却不像妹妹那么恋着胖妈。倒不完全因为他比妹妹大四岁的缘故。他对胖妈很有礼貌，但那礼貌之中隐隐透露出一个初识世故的孩子对一个来自乡下的女人那种疏远。一个生长在局长家里的孩子，一经懂得了待人接物的礼貌，也就几乎同时学会了用小小的世故的眼光按周围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区别对待之。他们比一般家庭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形形色色、身份地位有巨大差别的人。他们那种“区别对待”的信条是从周围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现、启迪、奉守来的。他读书的那所学校是A城独一无二的“高干子弟小学”。在那里他们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课堂上、课本上的教育； 一种是从同学关系中，从老师对父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学生的关系中学到的。这两种教育的结果往往在孩子们身上相互抵消。而家庭教育同那种社会大课堂的教育成果相比较，会显得多么渺小啊！
“胖妈不是我们家的佣人！是亲人！记住，是家庭成员！”
爸爸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妈妈也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但当同学们谈起这类话题时：
“我们家里又辞退了一个佣人！”
“我们家里又新雇了一个佣人！”
“我的衣服、袜子都是佣人给洗！”
……
他也会插上一句：“我们家也有佣人！我们都叫她胖妈！”
在这种话题中要是没机会插上这么一句，他那小小的心灵中便会产生一种羞耻感。
有一天，这孩子终于第一次公开对那女人表现出轻蔑。
在吃晚饭的时候，胖妈从厨房里为他端进一满碗滚热的菜汤，他看着胖妈被烫得揪起眉，咧着嘴角吸冷气，却像课堂上端坐得最规矩最守纪律的模范生一样，一动未动。
胖妈就差一步没来及把那碗汤放到桌上，被烫得松了手。一碗汤扣在地上，碗摔成两半。
“你怎么不赶紧接一下？”当妈妈的隔着桌子斥责。
“那碗汤不洒我也不喝的！”儿子保持着那种一动不动的姿势，很有理由地说，“你们没看见她的手都沾到碗里的汤了？”
站起身绕过桌子添饭的爸爸，停住脚，放下饭碗，问：“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儿子： “跟佣人说话也得像跟校长说话一样吗？”
“啪！”儿子后脑勺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儿子摔下筷子，离开饭桌，面对墙角抹眼泪。
当妈的走到儿子跟前，问：“亚文，你今天怎么对胖妈、对爸爸这样子？”
儿子猛地转过身，高高提起两条裤腿，眼睛瞪着胖妈，汪着泪，大声说：“我今天挨了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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