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 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黄河殇》 第一部分第一章 燃烧的土地（6）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
6
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
一般来说，前线战事顺利蒋介石是不会主动约见他的，但是吃败仗就不一样了，军事失利是蒋介石的软肋，越打败仗他在党内的筹码就越少，就距离下台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跟汪精卫是同一战线的同盟军，他们在前线战场上帮助汪精卫削弱乃至推翻蒋介石统治。
抗战以来，蒋介石推行“以战逼和”的抵抗路线，汪精卫主张 “以谈促和”的柔性战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表面看似对日策略不同，本质上还是领导权之争。如果蒋介石到处打胜仗，打得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成为民众拥戴的统帅和抗日英雄，那么一惯大唱反调的汪精卫岂不等于自掴耳光自掘坟墓，自绝于党和国人吗？所以蒋介石的失败就是汪精卫的胜利，反之亦然，说明国民党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
如今前线已有徐州战败的风声传来，令汪精卫精神亢奋如沐春风，说明日本人又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承担罪责，他是头老奸巨猾的九尾狐狸，惯于玩弄金蝉脱壳的花招，比如首都南京失陷，他该辞职下台以谢国人，不料却以撤职处分一批高级将领搪塞过去，那些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替罪羊。但是汪精卫以守为攻信心百倍，他相信形势对他有利，这就是说，不动声色的汪副总裁一旦出手必然一击致命。
会议室一侧的小门悄然打开了，露出一条通往中国政治铁幕的后台幽径来。蒋介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对来客伸出手来作欢迎状，关切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汪精卫也快步趋前，双手一齐伸向那个同床异梦的党内政敌，两人表情愉悦握手言欢。这是抗战初期蒋、汪举行多次秘密会晤中的一次。
这天汪精卫直到天黑以后方才离开武昌军委会。
历史表明，1938年的汪精卫距离实现其政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不仅获得主持“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权，控制中央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还得到蒋介石“不拒绝谈判”的让步，加速同日本人进行幕后交易。蒋介石企图通过妥协来缓和反对派的逼宫，事实上他将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因为汪精卫绝不会满足于获得部分权力，他觊觎的正是蒋介石统治宝座。
当载有这位国民党大人物的汽车悄悄隐没在朦胧夜色中，另一轮与日本人的秘密和谈即将开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距离汪精卫公开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
《黄河殇》 第一部分第二章 “下克上”（1）
1
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五月，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后十个月，两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实现胜利会师。
“七·七事变”日本华北派遣军登陆天津大沽港，然后一路攻占包括热河、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以及豫北在内的北方数省，他们只是后来才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遭遇开战以来的顽强抵抗。另一路稍晚在上海吴淞口登陆的华中派遣军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在淞沪战场付出伤亡近十万人的惨重代价之后才逐渐打开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权。如今这两路相距千里的日本大军终于打通津浦铁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这就意味着日本太阳旗已经升在比日本岛国大几倍的中国土地上。
此刻两位意气风发的日本总司令骑在各自战马上，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彼此微笑地注视对方。日本将军都是小个子，他们身披同一制式的黄呢斗蓬，腰挎御赐军刀，连仁丹胡都修理得一模一样，看上去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几年后他们也将一同排上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将军身后紧跟着军乐队，乐队之后是仪仗队和战斗部队排出的威武方阵，当将军向对方行举手礼致敬的时候，军乐队便开始奏乐，士兵一齐发出欢呼，日本记者纷纷涌向前去拍照，记录下这个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并把“徐州攻克”的重大新闻抢先发回国内。
尽管此时中国大地还在流血，士兵脚下的泥土还在震颤，城市还在被战火无情吞噬，死亡阴影笼罩广大乡村，说明前方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但是日本人庆祝胜利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内寿一大将客气地对另一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表示：您辛苦啦。感谢华中派遣军及时对敌人实施攻击。
■大将答谢：华北方面军的战绩值得好好学习啊。
寺内大将：不过敌人还没有完全歼灭啊。
■大将：是啊，请多多努力吧。
仪式完毕，两位总司令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军方发言人向记者发布徐州会战的战绩称；支那（中国）军队已经遭受决定性打击，皇军歼灭敌人第五战区主力三十万人，俘虏数万人。
有记者问：皇军下一步将进攻武汉吗？请阁下予以证实。
■大将答：这是军事机密，恕不奉告。
一位西方记者：请问阁下，你认为贵军会占领重庆吗？
寺内傲慢地说：是的，我认为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两位司令官开怀大笑，笑得空气颤抖不已。
西方记者：司令官先生，外界流传日本代表正在与中国政府谈判，请问这与贵军的行动矛盾吗？
寺内大将皱起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告诉诸位，这里是战场，皇军不接受谈判，只接受投降。
西方记者追问：目前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贵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和以非人道方式虐待战俘的报道，请问此次战役的俘虏将会受到何种对待？
寺内大将生气了，他厉声说：这是敌人造谣……你们将会看到皇军以怎样一种仁慈的方式来优待支那俘虏。
这天各国记者果然在野战医院看到一群正在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员，他们大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表情恐惧而惊慌。日本军医耐心细致地为他们治疗，还有天使一样的日本护士小姐推着小推车，到处为伤员敷药和包扎伤口。
在战俘营，记者也亲眼目睹中国俘虏得到人道对待的场面，他们不仅正在大嚼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喝上肉汤和洗上热水澡。记者当场拍摄许多照片，发回许多报道，有力地驳斥了外界关于日本军队残暴虐待和杀害中国战俘的种种传言。
西方人对于日军残暴本质的深刻认识当等到三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不仅任意处决西方战俘，比如砍头、腰斩、活埋、火刑、挖心剖腹、喂狼狗、做刺刀靶子等等，而且制造多起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大规模虐俘暴行，比如著名的“巴丹半岛死亡大行军”、“穿越马来西亚死亡丛林”、“修筑泰缅铁路”等等。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亚洲战场至少有九万多名盟军战俘成为日军暴行的牺牲者，伤残者无数。
2
与徐州沦陷同时，一架涂有国际红十字机徽的美国运输机在徐州前线机场徐徐降落。
从机舱里钻出来一群趾高气扬的西方绅士，他们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装戴礼帽，这些神态优雅的西方人个个身挎照相机，有人胸前还挂着望远镜，好像这里不是血腥屠杀的战场而是旅游观光一样。西方人受到日本军人隆重接待。日本人为他们举行简短欢迎仪式，然后客人分乘几辆军车，一路扬尘向徐州战场驶去。
这是一个来头很大的国际观察团，团员中既有西方各国驻华武官，也有美、英国防部官员、武器专家和新闻记者。他们此行目的当然不是观光，而是实地考察中日战争，并对日本人的战争能力做出恰当评估。日本人虽然十分恼火却不敢得罪这些居高临下的西方人，因为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有求于人，所以无法拒绝西方国家的强硬要求。根据战后披露的文件，三十年代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抗战爆发后两国军火交易额更是连创新高，达到战前的十倍以上。另外美国还是日本最主要的废钢铁来源国，来自美国的废钢铁占日本全球采购总量的百分之九十，而澳大利亚则是日本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国。当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