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印色等货物。据说为书画家公开挂笔单，还是荣宝斋首任经理庄虎臣在清末民初时的开创，又由其弟子、第二任经理王仁山发展起来的，使荣宝斋和近代书画家结成深厚的翰墨缘。其他南纸店也有这项业务，但不如荣宝斋做得好。这项业务开展好了，既有利可图，又可和书画界的上层人物结交，扩大本店的知名度。但真做好了也不那么容易。
清末民初时，有不少是清朝遗老，当过状元、进士、翰林、尚书、侍郎，或是在民国接着做大官，他们书法好，绘画艺术高超，卸任无事，以书画古玩消遣，不以鬻字、卖画为生，却要表示自己宦游归来，“两袖清风”，为沽名钓誉而挂笔单。有的遗老笔墨丹青、金石篆刻的技艺超众，而生活确实陷入困境，需要一些笔墨钱，挂笔单以谋生。有的官大字画又好，脾气派头也随之而大，难伺候。当过清末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以挂笔单挡住许多求字者，不仅润例极高，还不出“双款”，令人望而却步。
也有隐居不求名利、不肯同流合污之士，擅书画篆刻，清高博才，如魏旭东、寿石工、陆和九、祝椿年等人，他们的润例人们较易接受。做过一任甘肃省长的清末翰林潘龄皋，真是清贫如洗，一直以卖字为生。
庄虎臣、王仁山通过挂笔单，与当代书画家、篆刻家用不同的方法交往。同时还通过挂笔单、展销书画，帮助穷困的书画家、篆刻家推销作品，为宦海归来者，脸上贴金，还为卸任的大官僚挡了求书求画人的驾，免去笔墨应酬之烦，而荣宝斋也出了名、赚了钱。
书画家成名，有不少是通过荣宝斋挂笔单、展销书画，向社会推荐而逐步出名的，齐白石、张大千是为典型。20世纪20年代，齐、张还不怎么有名声，王仁山深知齐、张作品不凡，努力将他们推荐给社会。张大千的十二扇山水通画屏风，展放在荣宝斋前厅；齐白石的作品挂在明显处，通过挂笔单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张、齐声名大起后，仍不忘与荣宝斋和王仁山结下的深厚友谊。
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前，琉璃厂的南纸字画店大多沿用老例。1956年改造后，琉璃厂的古玩铺合并为文物商店。过去个人以卖字画为生者也被组织起来，同时对古玩、字画的收和售都有所限制，基本上取消了“挂笔单”的传统，且不准私人间买卖字画，包括自己的作品。当代书画家的字画只能由荣宝斋收。价格有规定，不高，按尺计；而后由他们标价出售。门市出售价和画家收入价往往能差十几倍，但只有这条路，别路不通，否则就是“犯错误”。通过这样的方式，荣宝斋收、售了大量当代精品书画。更因为他们是开放单位，可以向外国人出售，当然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样的经营已由传统的南纸店步入古玩字画店，而又有所不同：经营有相当的垄断性。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收购精品藏国家（2）
以“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为例，名家上等篆刻治印，荣宝斋付出的工价是每字1～2元，它的门市标价每字至少10元。有名气的已“落实政策”的国画家的作品，每尺付价最高不到20元，四尺画作，画家卖给荣宝斋，所得不到百元，此画出售价往往在千元上下。这种价格和价值的人为悖反，反而促进了书画、篆刻的私下交易。境外购买者也逐渐谙熟此道，托人直接找到书画、篆刻家当面订货讲价。这不是荣宝斋经营之过，而是僵化的体制、“左”的观念的桎梏。他们不能不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文物盗掠一霸康生，以他的职务权力横行琉璃厂，曾给荣宝斋用左手题了一块匾，他们敢不挂在门前显著的地位吗？“文革”一结束，这块匾立即摘下。
好多领导人在书画文物上有修养，常和荣宝斋有来往，偶有购买，也是公平交易。像前《人民日报》领导人、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冤逝的邓拓同志，酷爱书画，有相当的修养，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陆续在这里买了不少古书和二百多幅名人字画，那时这些东西价钱很便宜，邓拓的稿费和工资还能应付。但碰到价高的珍品，他就囊中羞涩了。1962年，重庆的白龙平先生携其珍藏的苏东坡的名画《潇湘竹石图》来京求售，暂住在荣宝斋。因为现存的苏氏书法已经很少，画更少，一些人认为此画是赝品，荣宝斋没有收购。邓拓听说并看过后，认为确为宋画，上有26人题跋，其中有明代状元杨慎写的很长的一段竹枝词。邓拓决心购买，对方索价2万元，这实使邓拓难以承受。经朋友努力斡旋，售价降至5000元。邓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以一个老顾客老朋友的身份，请荣宝斋暂垫5000元，由他们挑选他的藏画偿还。荣宝斋最后从邓拓的藏画中选出32幅抵还。而邓拓的藏画中，不乏倪赞、徐渭、石涛、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郑板桥、华岩等人的名画。若是他凭北京市委的主管书记强来，荣宝斋也不敢怎么着，邓拓是绝不会这么干的。而康生是经常这么干！邓拓还收购了一幅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此画早被文物部门认定是赝品，他反复考证后证明是真作，从而挽救了这幅珍品。邓拓费尽心血收藏的古画名画精品大部分捐献给国家，其他收藏最后还是毁在抄家的红卫兵手中。
荣宝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充当民间博物馆，收藏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收藏近现代名人书画和文房珍玩。1960年国家拨专款15万元，用于荣宝斋收购艺术珍品收藏用。这就使他们大有周转余地。在“文革”前，民间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画较多，尤其在东北。溥仪的伪满政权迅速垮台，他们从清宫中偷带出来的文物珍宝包括字画，在逃跑中流落民间不少。后来北京的古玩商多次到东北寻找收购，还真能收到好东西。20世纪60年代，一个半大孩子，拿着一幅已经破损的古书法作品，包在包袱里到荣宝斋问要不要？收购人员一看，是米芾《苕溪诗》残部，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东北。”这幅字怎么来的？“捡的，多少年了，再搁就全烂了，所以上北京问问。”收购人员商量后给价千元左右。这孩子喜出望外，没想到这幅残破了的字竟值这么多钱，马上点头答应，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他们再研究，觉得此件书法杰作够国家一级文物，价钱给定低了点，应该再给这孩子补添到1500元。按他留下的住处去找，他已经走了，而外地老家的地址不准确，没法子找到。这个故事说明荣宝斋作为国营商店，收购文物不蒙人、作风好。
荣宝斋这几十年到底回收了多少珍贵文物，这是不能也不应公开的机密。我从一本《荣宝斋新记50周年》的纪念册上，看到他们“经年积累的典藏”一节中公开发表的一小部分藏物的图片，有明代的毛笔、笔架、明清古墨，钱大昕刻铭的梅花端砚，陈师曾刻铭的破荷砚，赵芝谦刻铭的雕凤随形歙砚，清卢葵生制、金农刻铭的漆砂砚，刻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大铜墨盒，各种红木镶银丝，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清雍正青花印泥盒，乾隆水盂和镶玉，镶象牙的铜水勺，高23厘米、宽16厘米、重4275克的“田黄王”，清世袭罔替和硕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晓的各重945克的田黄大对章，各种田黄石、鸡血石、白芙蓉石、寿山石的造型奇特、历代名家篆刻的图章，柯九思的楷书《老人星赋》长卷，沈周的《恋容川色图》，文征明的《东皋图》，盛懋的《清溪鱼者》，吕纪的《双鹤图》，徐渭（文长）的《行书五言诗》，归昌世的《竹石图》，仇英的《松溪高士》，王原祁的《仿大痴山水》，华岩的《昭君出塞图》，李方膺的《风竹》，朱耷《凫鹰鱼雁四条屏》，刘彦冲的《水木明瑟》，赵之谦的《瓯中物产》，石涛的《山麓听泉图》，任颐的《渔樵耕读四屏》，邓石如的《隶书八屏》，郑板桥的《竹兰图》，吴昌硕的《红梅图》，黄宾虹的《山水册页选》，齐白石的《福寿图》、《朱梅图》、《借山吟馆》，徐悲鸿的《天马图》，傅抱石的《蜀江图》，潘天寿的《映日》，李可染的《奇峰深壑图》。图列的仅是他们所藏珍品的极少部分，已让人美不胜收、拍案叫绝。
几十年来，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各种门类的艺术珍品达数千件，是北京收藏这类文物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这些藏品除了供专业人员观摩学习研究外，还经常在国内外举办多次各种大型展览，把中国古代、近现代的著名书画大家的精品之作，介绍给广大的海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书画艺术的爱好者，扩展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荣宝斋内能人辈出
荣宝斋内 能人辈出
荣宝斋本来是一家业务范围有限的南纸店。虽然它历史悠久，货品精上，但在清朝中后期，它的地位和影响不如它的西边斜对门清秘阁南纸店。那时阁臣巨宦下朝回家（汉臣都住在北京的外城，内城住旗人，满汉分居），常顺路到琉璃厂小歇，落脚处常是清秘阁。这里门前设有搁官轿处，官员们在铺子里脱去官服，换上便装，喝茶休息后，就开始了他们在琉璃厂对金石文物、旧书字画的浏览品玩活动，当然免不了选购一些喜欢之物。清时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有学问，对金石文物、旧书字画十分内行。清秘阁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又有这批大佬们光顾支持，理应兴旺发达，远胜于在它之后的荣宝斋（松竹斋且不论，其地位也在清秘阁之后）。进入20世纪后，荣宝斋的经营理念更新，发展步伐加快，在南纸业中后来居上，佳作迭出，声名鹊起，这与自1926年就担任荣宝斋经理的王仁山的努力、劳绩、开拓分不开。
据今仍完整留存的荣宝斋1898～1948年“万金老账”上记载：荣宝斋1894年开张后，1898年投入周转资金3000两白银，由老“铺长”（经理）主持经营30年，累计获利98243两白银。老铺长庄虎臣过世，由本号之徒胡少堂代理三年，经营不得法，业务每况愈下，胡“不堪此任，辞退出号”。“刻有本号之徒王仁山，老成持重，万金可靠，今托中友人聘请王仁山接充荣宝斋南纸店铺长之职……”。听说这里面有一段人事矛盾斗争：胡少堂当上代理铺长后，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要”，容不下能力出众、深孚众望的师兄弟王仁山，把他排挤出号，自己却把荣宝斋搞得一塌糊涂。东家“张德善堂”（过去一个富裕的人或家族常以堂号为代称，经营处理各种产业以至财产分配，这个堂号有法律权利，却不等同于企业字号），把胡某辞退，礼聘王仁山回来，1926年出任第二任经理。
在他的主持下，荣宝斋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各地开设分号，总体规模扩大了四五倍，并与北京和外地的古玩业，合作得很好。又率先在1950年就实行了公私合营，进一步又实现了国营。他一直担任副经理，很好地协助经理侯恺，兢兢业业经营建设新荣宝斋。
1950年，从解放区来的、只有30岁左右的侯恺，出任公私合营、很快就国营的荣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