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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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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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应属于京笔,琉璃厂原本没有这一号,1956年三大改造,把毛笔行业集中组成北京制笔厂,占了唐宋时的古刹延寿寺做车间,生产李福寿牌毛笔,在琉璃厂还用“李福寿”之名开设了门店。    
    卖毛笔的李自实、李玉田、胡魁章不知是否还存在?我是没有留下记忆的。贺莲青、青莲阁有,位于东琉璃厂中间路北、胡开文徽墨的对面;戴月轩在其东,与老胡开文斜对门。还有虞云和、李尧臣、葑正泰湖笔店,名气不大。    
    贺莲青与戴月轩是师徒关系,都是浙江湖州人。戴月轩从师贺莲青,出师后再帮师若干年,而后离柜自开铺子。贺莲青、戴月轩师徒的湖笔店同处一条街,且相隔不远。    
    我小时候,先父带我到这两个店中都去过。贺莲青是店老客稀、一片萧条,有点日薄西山之感。好像老贺莲青已不在,是个老婆婆主事。父亲对她很恭敬,让我按南方规矩叫“婆婆”——祖母。到戴月轩就不同了,这里春意盎然,正值盛期,有股上升的劲头。父亲和戴月轩很熟,是很好的朋友,让我叫戴伯伯。他身材不高,年龄比我父亲要大九岁,很和气。    
    戴月轩,浙江湖洲人,1893年生,1905年12岁时进京入贺莲青学徒,后自立为号,匾额据说是徐世昌题的,已迷失。现在的牌匾是陈半丁写的。半丁老人是绍兴籍,年长于戴月轩,是浙江同乡,过世已几十年,此匾亦有相当历史了。戴月轩逝于1963年。他的铺子中,也是朝南窗户下设有木案,几位师傅坐在那里择笔锋中的杂毛。陈列摆的全是各种毛笔,大小俱全。叶祖孚先生有文详细记述:“戴月轩前店后作坊,后面的四合院也是住家。笔工每天在临街的南窗下捡毛制笔……制笔的功夫在捡毛,能把废毛剔去,好毛留着,撮在一起,其中还有几根用作‘锋’的,即是好笔。一根好笔能用好几年,就是因为毛好。戴月轩还能代客修理毛笔,即书画家把用残了的笔送去,由他们设法添上几根好毛,就又可用了。现在一般商店卖的毛笔,大抵像刷子,绝没有戴月轩所做的那种好笔。戴月轩笔好,当然利润也高一些。从前他从湖州购进的小楷羊毫一封100支,现洋一块三四角钱,经他捡毛后卖两角一支,每支笔净赚一角八。”说得很好,只是“前店后住家”不确。戴家住在延寿寺街笤帚胡同一所四合院,与后来迁居于此的韩少慈相隔不远,韩、戴兄弟称,戴称韩七哥,孩子叫七大爷。这里我去过多次,也这么叫。    
    据说戴月轩著有《笔谱》一书,详细记述了他的制笔经验。    
    戴月轩这个字号,在公私合营后一度曾保留,“文革”中又予以取消,改成北京卡片商店。现在戴月轩的匾额重新挂起,门店油饰一新。可是里面货物很杂,与琉璃厂各店大同小异,失去了特色。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关于碑帖

    关于碑帖    
    人们练写毛笔字,都要临帖。从描红模子学会执笔、舔笔、用墨、描写后,就要临帖练字了。字帖哪里都有的卖,不外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大多是石印、铅印的,实用性很强。把这几种帖写好,再练行楷等,久之字写得就不太难看了。    
    这只是初步。要想升堂入室,就要进一步下苦功,临摹研究著名的书法碑帖了。    
    琉璃厂的碑帖铺出售的各种名碑的拓片(本)真迹,供研究、临写、收藏用,真有罕见的珍品。严格地说,碑帖与实用性的笔墨字帖不同,它应该属于文物范畴,好的碑帖拓本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何况其中还有不属于书法的石像、金文拓本。清末民初百多年来,琉璃厂有好多家有名的碑帖铺,如隶古斋、德古斋、聚古堂、尊汉阁、庆云堂等老字号,后来还有观复斋。二十多年前琉璃厂街道重修后,保留的名店字号,庆云堂和观复斋都在其列。    
    庆云堂是陕西郃阳人杨姓开设于清朝末年的,据说匾额是李鸿章题的,可是在琉璃厂的名匾录中,却没有这块匾,不知确也不确。清末民初时,琉璃厂的著名碑帖铺不少,这与当时金石青铜器居古玩的主流地位相适应。庆云堂的经营在众多碑帖铺中并不太突出。自从1930年以后,张彦生来到庆云堂,经营大有起色,一直繁荣到今天。    
    张彦生,原名国林,1901年生于河北省吴桥县,1915年来到琉璃厂已开设了60多年的著名的隶古斋碑帖店学徒。他有心有灵气又用功,没用多久就学会了拓、裱和辨认、收售碑帖的业务。他以年轻的后进之身,先后拜访并请教了宝熙、汪大燮、梁启超、李盛铎、徐森玉、罗雪堂、方药雨、于右任、龚心铭、陈淮生、朱幼堂、张伯英等收藏鉴赏碑帖的大方家,因此在鉴别碑帖的真伪、源流等传世知识上大有长进。1931年,他离开了居停16年的隶古斋,要开新铺子。资金、人员、开拓都要从头开始。他巧妙地借用了老字号庆云堂的名义,独立经营碑帖业务,类似于今天的租赁经营。他跑遍了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四川、上海、广州等地收购碑帖,收到了各地名家收藏的相当不少的珍品,充实了庆云堂的货源。他在遍布全国的奔走中,结识了在书法、碑帖方面有高深修养的吴荩臣、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大家,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渊博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张彦生任北京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采购部主任;同时还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身材修长的他,还不时出现在庆云堂门市部,热情地接待顾客,耐心回答客人的提问。顾客在他的指导下,大都能挑选到满意的碑帖笔墨。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1963年起,在《文物》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唐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拓本概述》、《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纪功碑》、《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等论文;还把自己所见善本碑帖加以整理,编撰成《善本碑帖录》一书出版。张彦生1982年逝世,享年81岁。他与琉璃厂的旧书、古玩、篆刻的名家郭纪森、魏广洲、孙会元、魏长青等,都是年龄相近、卓有成就的一辈人。    
    琉璃厂重修后,庆云堂迁到琉璃厂西街,好多人来此购买碑帖,日本书法家更是这里的常客。为方便日本客人,店里配备了懂日语的人。日本书法家雨野雪村专门题写了“庆云留光”匾额相赠。据说,国家图书馆建成后,金石部的金石碑帖拓本资料有不少是通过庆云堂收集到的。    
    观复斋开业较晚,出资人是铜刻大家、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的老板张樾丞,1930年开张,地点就在西琉璃厂万源夹道把口西侧,紧挨着也是张樾丞出资、1925年开张的邃雅斋旧书铺。两个铺子共三间门面,门脸格局一样。观复斋最早称墨印簃碑帖店,又叫敦古谊碑帖店,时间都不长,后来改称观复斋,并请张伯英题了匾。这个铺子可以说是张樾丞为他五弟张杰丞开的。张杰丞1911年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富华阁学徒,熟悉碑帖、端砚等业务。观复斋就由他主持。    
    1956年,同古堂、邃雅斋、观复斋三个皆是张樾丞出资的买卖都公私合营了。后两个字号被保留下来,都有发展;同古堂的字号没了。张樾丞昆仲都已作古了,樾丞的长子早亡,次子幼丞、孙效丞继承祖业,以篆刻名于世。张效丞在已从旧址西移的今天的观复斋等处挂篆刻笔单,有相当名气。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关于乐器(1)

    关于乐器    
    在琉璃厂,乐器当然是指民族乐器。百多年来,这里有过许多家民族乐器店铺,还称不上前店后厂,干脆就是制作的作坊,边做边售。乐器铺大多在东琉璃厂,连火神庙里也有。大多以掌柜的名字称店名,掌柜的就是制作好手,带着几个徒弟、伙计,有两间屋子就干起来,等主顾上门。胡琴、二胡、南胡、板胡、大擂、琵琶、月琴、秦琴、大小阮、笙管笛萧都有,举凡拉的、弹的、吹的、打的各种民族乐器大多是自产自销,有的也需要“过行”,即从经营略有别的同行匀货卖或干脆荐到专营此种乐器的店铺去买,如精致的铜质乐器和打击乐器等。    
    到70年前我记事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乐器店有三家,两家专做和卖京剧用的京胡和京二胡,另一家是乐器全活。前者是史善朋和竹兰轩,后者是文盛斋。他们之间其实还有着师父门人和过行挂名的关系。这里面也有点小故事。    
    文盛斋乐器铺位于东琉璃厂与小沙土园把角。两三间屋子就是车间作坊,掌柜的、伙计、徒弟都是手不停挥,忙着干活。有一些成品可以当时挑选买走,这大多是一般的货,如二胡等;要好的特殊的得另讲价定做。这是一家百年以上的老民族乐器店,东琉璃厂很多乐器铺,像火神庙里的文兴斋、以人名为店名的马良正胡琴铺、施子云胡琴店的掌柜都出自文盛斋门下,而后再往下传,传了几代。    
    很受京剧内外行赏识的“史善朋竹琴社”,也是以人名为店名,位于东琉璃厂信远斋斜对门路北,两间门面门市带车间,后面住家。史善朋是马良正的大弟子,也就是文盛斋的再传弟子,手艺好,二十几岁就离开师门,另开了买卖。我童年时,史善朋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长方脸,白白净净,膀大腰圆,手里的活儿非常漂亮,赢得京剧内行的一片赞誉,这是很难得的。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与史善朋在20世纪30年代,因研究制琴和不断改进而成为莫逆之交。胡琴的音响脆亮,而程砚秋的唱腔又幽咽婉转、沉郁多变,一般的胡琴在音色上与之风格不相谐。周找史多次反复研究试验,例如,试用过改云母片代替蛇皮蒙筒,改变琴筒的尺寸,将之放大或缩小,寻找合适的音色,终于试制出音色比较宽厚、适合程派演唱特色的胡琴,流传使用至今,而二位研究试制者早已作古了。    
    史善朋终日忙碌不停地干,活儿压着,冬天一件旧棉袄,夏天干脆光脊梁。他总脸上带着微笑,周围街坊的人缘很好。他手艺那么好,但光靠耍手艺做胡琴卖,还是挣不了多少钱,照样要吃窝头。他有六子两女,男孩小名大多以“狗”叫之,名字“贱”好养活。他们比我略小,是我小时的玩伴。但这个时间不长,几个孩子就子继父业了,都没有怎么念书,到年岁就从父亲学制琴,在家学徒。一点儿没有因为是少掌柜的而有丝毫特殊,反而要求更严,挨揍也是家常便饭。哥儿几个学得一手好制琴手艺,1956年三大改造时,他们跟着父亲一起进了乐器厂,转瞬几十年过去了。2001年春节,厂甸庙会在南新华街上重新设立开放,尽管难与往日相比,我还是每年必去,还约上三五少年挚友,踏旧寻故。有一年在靠近臧家桥的南新华街路东的一个小门上,看到挂着一块“史善朋竹琴社”的木匾,虽不是当年原匾,突然也有“他乡遇故交”之感。“史善朋竹琴社”的匾,当年是张伯英题写的,裱好了装镜框,挂在门前,这种用书法原件挂匾也是琉璃厂的“独一处”。我不顾冒昧,推门而入,一位比我略年轻些的老者迎上前来。我得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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