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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川与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友谊更是深厚无比。抗战前，魏曾留学朝鲜，他与夫人王碧书的信件往来，都由来薰阁收转。抗战胜利后，魏先生一度曾受聘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从重庆起程赴台湾，带领教授台静农、何子祥、张宜忱等和学生共40多人，路过上海，以来薰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魏夫人率子女从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时正逢中秋佳节，却苦于经济拮据，困在那里。来薰阁分店及时送去白面、猪肉和钱，真是雪中送炭，魏夫人十分感动。建国前后，魏建功先生经常介绍好多学界朋友到来薰阁选购图书；他编辑的《钱玄同遗墨》、《中华新韵》等书也由来薰阁上海分店出版发行。1980年魏先生临终前，对子女言：“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陈济川是书店老板。经营店铺，利润是第一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时还要牺牲一点财帛，以全义气。在日伪侵占北京期间，诸事险恶，买卖不好做，琉璃厂的旧书、古玩、新书、南纸等行业，大多生意不如过去，来薰阁也不例外。陈济川是个乐天派，整天还是那么嘻嘻哈哈的，四处张罗，大家以为他的来薰阁底子厚，还顶的住，这话也不假。但相对说，在旧书商中，他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抗战时大批教育单位、学者教授文化人奔往大后方，也是十分缺乏必要的书籍资料。这些东西在北京有，敌人控制很严，沦陷区与大后方间通邮十分困难，一封信要辗转绕好几个地方，几个月才能收到。已撤退到四川的专门研究考古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更是缺乏研究资料，写信给陈，请他帮助购书。陈济川就把《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考古书刊，拆散后，单页装入信封，分多次陆续寄给身在大后方的胡教授。胡先生收到辗转几地、被污得油渍麻花的北京来信，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用“久旱逢甘霖”一语形容当为贴切。抗战胜利后，胡教授回到北平，安顿好后，立即奔赴琉璃厂来薰阁，面向陈济川致谢，并付书款邮费。陈笑而拒收，说，这是我们分内之事，何谈区区之钱。他后来还为胡厚宣先生等考古学家出版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多种印数很少的学术资料专著。胡先生说：“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投身社会主义改造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陈济川在旧书业中的威望高，一贯积极、助人为乐，在1950年初成立的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他被选为主任委员，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后来他在旧书业还发展了一些民建会员，这些人在各方面都积极带头。他还在1950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之后又被选为前门区人民代表。
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成立资金旧人民币两亿元（折合今两万元，当时是巨款，若按实值今天恐在几百倍左右），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出资6000万元，工人出版社出资4000万元，来薰阁出资2000万元，宝文堂书店出资2000万元，另由陈济川负责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该社组成七人社委会，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王春，工人出版社秘书长张诚、负责人苗培时，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游、副处长宋匡五，来薰阁经理陈杭，宝文堂书店副经理刘玉铮组成。王春任主任，苗培时任总编辑，陈杭任经理。社址设在杨梅竹斜街世界书局东隔壁，一座两层楼，今天遗址痕迹还有。该社出版有革命内容、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即新黄历，印数竟达120万册；还编辑出版了杂志《说说唱唱》，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新内容新形式又通俗大众化的好书，很受欢迎；还吸收了一些著名文人，包括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在内，担任编辑。新大众出版社在建国初期开拓建设北京新文化上贡献卓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出版社没有几年就给拆散了，像宝文堂这个名号就无偿地归了1956年成立的中国戏剧出版社使用至今；《说说唱唱》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市文联，更名《北京文艺》。
新大众出版社无疾而终，陈济川还是在琉璃厂经营他的来薰阁，兼管图书出版业公会的工作。
1956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陈济川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的。他的来薰阁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后核资定产，各为5万元，居旧书业之首。他带动了好多旧书业同行积极迎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他还把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这部珍本古籍捐献给国家，以示态度和决心。
旧书业的改造，全归并到中国书店，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他努力工作，积极帮助各地建立中国书店，经领导同意，选派有经验有魄力、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去协助广州、兰州筹建中国书店。
陈济川的晚年在中国书店愉快地工作着。他终究是私方代表性人员，再努力工作，也还是外人。他躲过去了1957年的“反右”，据说差一点儿就落水，还是有好人拉了他一把，结果旧书业这顶“右派”帽子给了邃雅斋经理、也是旧书界的头面人物董会卿。到1966年的“文革”，那谁也跑不了，何况陈还是拿定息的资本家，身为中国书店副经理，被打成是“混进领导班子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他没能挺过去，1968年含冤而逝，享年才66岁。陈济川平日身体较壮，要不是“文革”摧残，他还能再活一阵子，必然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古旧书业，作出更多更出色的贡献。
不过，重修琉璃厂后的新来薰阁，继承了陈济川的老来薰阁的热心为读者顾客服务的优良作风。笔者只要回琉璃厂，必要去他们书店逛逛，感到舒适开心，真是如沐春风，当然每次不空手而归。在店中经常碰到日本、台湾、香港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寻书购书人。前不久又去那里，顺便询问陈济川的后人在哪里？中国书店不知道，而来薰阁的门店负责人就告诉了我。交书款时，两位日本女士用简单不熟的华语，向我赞扬来薰阁藏书丰富、服务周到。
陈济川先生若泉下有知，必欣慰而笑。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古 玩 业
古 玩 业
金石文玩是琉璃厂的第二大产业。它的起始略晚于旧书业，门店也比旧书业少，在民国前期最兴盛时，曾达到百家左右。经过兴衰更替，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还有40家上下。这里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店铺和人物，略述几个故事。
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
说琉璃厂、道酸梅汤，谁全知道指的是有名的老字号信远斋。那信远斋怎么又跟古玩铺连在一起呢？这里面有个故事。
琉璃厂有许多开设于清朝中叶、后期的古玩铺，开基创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清朝道光年的举人祝锡之，在道光二十年后开的博古斋古玩铺。他为琉璃厂的古玩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可是它只存在了60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歇业。但人们尊重历史，尊重这个对琉璃厂有突出贡献的老古玩铺及其掌门人祝锡之，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后，把博古斋的匾又挂了出来，在名义上接续了这家老铺中断了80年历史。
像博古斋这样结束较早，基本上在清末民初、百年内只占了个开头的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还有不少，对它们也采取这个插叙而不单立题的办法；在近百年内，您怎么也要占上一半，才好说。所以先从信远斋以酸梅汤在清同治元年（1862）带出了一个经营了80年、到1942年才歇业的大古玩铺论古斋、且开设了一个“艺苑画廊”（那可是在荣宝斋前的头一份）聊起。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事情要先说乾隆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信远斋的出现，与之有关系。
为修书，纪晓岚率领着一批清朝的翰林、詹事等“高级知识分子”，苦干了10年。琉璃厂是他们常去必去的地方，书的源头在那里。在琉璃厂寻书、阅书、查书，虽有旧书铺可以落脚，依然很辛苦，尤其夏天热，书铺有茶，还是想喝点凉的。这时有个衡水人姓萧的，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一位翰林见这个茶水萧殷勤和气，就给他出主意卖酸梅汤，还给他淘换到宫廷里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茶水萧在琉璃厂租房按秘方制作，让修书的翰、詹们喝，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四库全书》修了10年，他的酸梅汤紧跟着卖，越卖越红火，就有了字号：信远斋。之后萧家发达了，宅子就在文明胡同中，包括论古斋古玩铺。笔者与萧家后人“宏”字辈的萧宏选、萧宏远是师大一附小同学，他们家包括那时在胡同口还没歇业的论古斋，我都去过，是去玩，好几个院子都是萧家的，房子很讲究。
再说乾隆年萧老汉制售酸梅汤，卖出了字号和名气，信远斋的牌子在文明胡同对过的两间门面上挂了出来。后来信远斋的匾，是清末名士、宣统帝师朱益藩题的。达官墨客只在夏天才能喝到酸梅汤，还不满足，最好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宫廷风味。他们把宫里制作果脯、蜜饯、冰糖葫芦、温朴（带汤的蜜饯红果）、秋梨膏等秘方，陆续搜罗给信远斋，让其制作，他们尝鲜。信远斋就在琉璃厂红火了起来，也传了下去，发了财。
到了道光年间，发了财的萧家，也想改变门庭。当家的萧老头（也许是第二代了），把儿子萧秉彝接来北京读书，盼子成龙，能考上举人中进士。但萧秉彝的八股文作不好，乡试未中，没举人资格，进士当然也就吹了。他终日吟诗作画倒也消闲自在，没事时到信远斋柜上，遇到了不少文人名士。他们大多对字画有很深的修养，这时萧秉彝更来劲了，反正他家有钱，就买了不少字画，在自己屋里堆放、悬挂。越来瘾越大，就和他父亲商量想开一家字画店，请到信远斋喝酸梅汤吃蜜饯的名人们过来欣赏。老父亲也同意了，开古玩字画铺，在琉璃厂还是正经营生。父子约定：老的精心继续干信远斋，这买卖不能倒；小的好好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