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塑造成了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也因造就了春树小说的市场：一类读者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抱着猎奇心态的人，而另一类读者则是把春树引以为同类或者心怀向往的青少年。
经过“美女作家”和各种各样的“隐私”洗礼之后，人民群众已经尝到了甜头。不过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糊弄大家也是不对的。这是个求新求变的时代，出版界也不例外。春树的《北京娃娃》就是夹杂了青春小说、隐私小说、美（少）女作家这样的几个卖点隆重上市的。那个年月郭敬明还没火，青春市场上就韩寒一枝独秀。“残酷青春”的口号一出场就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青春文学一直沉浸在个人琐碎生活的述说里面，热衷于描写现实的疏离和破碎的梦境、成长的困惑和不知所措。春树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避开了韩寒所擅长的调侃和黑色幽默，把笔对准了成长中的困惑、怀疑、沮丧。
但是你从春树的文字中看到了什么？
我的初三是甜蜜的、红色的、破碎的，莫名其妙又昏头昏脑，非常具有戏剧色彩。我有许多专属于初三那年的朋友，过了初三，他们就统统不见了。他们只属于我那永远长不大的初三。
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如此年轻，内心是空虚的，这是漫长的冬天，这是阴冷的冬天，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我坐在窗口，看着你枯萎，我没有希望，内心是潮湿的，我在等待你的到来，我在等待你抓住我，我在等待你的到来，内心是潮湿的，我没有希望，如此年轻。
我总是分不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那些绝望的往事，每一件都是致命的，我在性格方面是无可救药的。
我的愤怒无法遏止。我被彻底击垮了。
一种显而易见的表像化，热衷于虚妄的情绪，一味地堆砌感性直观，想到哪说到哪。她过于急切地想表达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合的沧桑和隐痛，却在叙述上浮光掠影。
在80后较为有名的女性写作者中，春树和张悦然算是代表了女性个体写作的两个方向。说得简单点，张悦然是“我看世界”，在她笔下带有她自己的强烈主观色彩，所描绘的世界是经过变形处理后的迷幻世界，她的人物基本如同活在梦中，尽管语言华美却略略的显得重复而虚幻。春树则是“世界看我”，她如同把自己的生活剖开了，向读者展示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历程。但在这一点上春树也并没能走出太远，她没能像她的前辈比如林白、棉棉那样，仅仅把叙述作为骨架，来表现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生命意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她生活经历的不足。通常来说，文字跟年龄并没有强烈而本质的联系，特别是在写作者到了可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年龄之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作品中，春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追问意识，没有对生活的质疑，往往只是即兴的表达，或是把“我”对生活的放任自流，把固执的个性，发挥到极端。
尽管是写特殊的，甚至有点惊世骇俗的体验，先抛开写作的技巧和意识不谈，春树在写作态度上的严肃性也是远远不够的。当时那些出位的宣传只是让春树名噪一时，但是如果不纠正这种随心所欲的写作态度，若干年后，春树和林白这样的写作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年的卫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一些优秀的女性作者，都喜欢从一个都市少女的个人体验中，伸展出对无语性别群体的生存体验的触摸，而并不在于暴露女性的隐私。戴锦华在《个人和女性的书写》一文中谈到这个观点。上一代那些杰出的女性写作者，虽然不少人在叙述故事方面都驾轻就熟，但她们更看重叙述引发的思想和情感，而不仅仅是拉拉杂杂讲完一个故事就了事。小说语言的魅力，归根到底还取决于其表现的人生感受。
春树批判残酷青春是一面旗（2）
造星运动新高：让我们荡起政治和性的双桨
春树这种带着本能的叙述性的文字，就让人不得不想起在几年前声名鹊起的棉棉。春树在给人写序和访谈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时候，媒体通常都是把棉棉和卫慧相提并论的，在对春树最初的那些访谈里面基本上也都提到了这两个人。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没有她们作为铺垫，春树也不会这么快就顺利成名。但事实上，棉棉和卫慧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沈诗人也认为卫慧显得矫情和虚假那样，她的文字彻底失去了文学的意义。而棉棉得到的评价则刚好相反。虽然“残酷青春”是在春树手里发扬光大的，棉棉却是这词的始作俑者。如果说棉棉是“残酷”的话，那么卫慧就只剩下“酷”了。尽管《北京娃娃》这个名字看上去和《上海宝贝》联系更加紧密，但是把商业的宣传因素撇开，春树更像是棉棉的缩小版，而不是卫慧的。卫慧的失败一则是她当年做法过于嚣张，更重要的是她玩的是文学的“假唱”。她稳稳当当的坐在复旦的校园里面，编着那些香艳的故事，生活经历的单一导致故事重复，她的名牌知识串串烧的写法，和对“性”过于抽象的作秀立场，诸如此类的不诚恳都让她最终成了靠写作养活自己的娱乐明星。
与卫慧的“假唱”相比，棉棉则有惨痛的生活经历，吸毒，做妈咪，处于社会地层。18岁到25岁，生活动荡。热爱当DJ，胜过写作。春树虽然谈不上如此复杂的经历，可在多数过着寻常生活的同龄女孩们看来也算是惨白可怕的了。也正是因为这种亲身的参与性，春树让小说成为了以人生作为抵押换来的货真价实的生命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革命。
这也是春树能登上《时代》的原因所在，在春树日渐式微的时候，这件事算是让她再次浮到最面上。国人历来对外来偶像的热情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没有消退过。比如诺贝尔，比如戛纳电影节，《时代》也算上一个吧，尽管这次冲锋陷阵的是《时代》的亚洲版，心急的媒体和出版商根本顾不了这么多，就急匆匆的闹开了。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如何炒作如何赚钱。媒体是耐不住寂寞的，同时出版商的口袋也是耐不住寂寞的。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就开始了。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所以很多人只好选择成为一个被命名团体的一份子以进入史册。对于不幸的“80年代后”，春树却很幸运的被选中，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可以说，《时代》所选中的四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在这次造星运动中得到最大好处的，竟然不是在眼下中国“80后”一代中影响最大的韩寒。大概在老外的眼里，这个现任赛车手并不足以担当“中国的垮掉的一代”代表的重任。
而春树作为青少年亚文化代表的形象，其对主流文化的不满与对抗，生活的放纵颓靡，以及在性上对传统中国人保守形象的颠覆，都让《时代》依稀看到了35年前WOODSTOCK草坪上那些热情喧嚣的身影。或许春树自己都对被拔高到如此高度感到吃惊，她一身朋克打扮出现在《时代》封面，然而有意思的是，春树却说这种打扮是她不常穿的。
“PUNK”这个词除了有废物、小流氓的意思外，还有个引申意思是“无政府主义者”。难道这是真的？“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已经崛起，而我们却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迪克·赫布迪在他那本著名的青少年研究著作《次文化》中信心十足地说道：“青年文化生活方式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提出象征性的挑战，但是他们最终不可避免的以建立新的一套惯例准则告终，以创造新的商品、新的工业或者复活旧的告终。”
而这种次文化或者说亚文化和所谓的真正反文化（counterculture），也就是和美国的60年代——垮掉的一代——有着很大差别。反文化的群落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着对官方和主导文化的明确的反对形式，有着详尽的“供选择的制度”，而次文化是象征性通过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的背离主流来表达反抗和不满。
看来《时代》真是给中国人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广大读者在春树那里看到了成长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由这些问题构成的碎片似的流水账，而《时代》的编辑们透过他们的泛政治化的眼睛，看到的却是性与政治。与此印证的是，《北京娃娃》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也让人无一例外地想到性手枪乐队的封面。这仅仅是巧合？外国友人们啊，你们显然是多虑了。曾有很多人说春树是一个伪朋克。在我看来朋克这事倒无所谓真伪，本来这样的音乐形式和热爱它的人群都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同学，连那些上了年纪的死硬的朋克老炮都那样充满活力而具有表现的欲望。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清楚，朋克的姿态和那一丁点青春期的躁动与愤怒并不能打造中国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如同中国无法产生性手枪般的乐队。那些乐手拿的吉他只是玩具，而不是所谓的武器。毕竟，那个时代过去了，也无法在中国复制出来。
艳阳天里的金光大道，及春树涅
春树的第二本时与《长达半天的欢乐》从文字上看比《北京娃娃》要历练不少，但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仍然是继续着以前《堕落天使》《朋克时代》《红星I》这些符号的拼贴，唯一不同的是隐约有纪梵希的Indecence这样的小资符号加入其中，并把一些支离破碎的情感揉进了这本北京摇滚地图之中。在我就要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又在网上看到了她的新书《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消息，照片上的春树跟《时代》封面上的已经判若两人。也许这是个好事，特别是对于记录过太多波折的人来说。接着，在《北京青年周刊》上也看到了关于她的采访，当记者问她，为什么新书中更多地充满了青春活力和热情想像，而不像前两本书——记者问：“一段新的爱情？”她回答：“你可以这么说。”
说到这，我只能把海子那几句地球人都知道的话念上一遍，“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尽管这样做显得很俗套，但我仍然愿意这样说。
（霍博，网名我的拐弯夏天，重庆人。《我的江湖，我的花朵》曾获得新浪主办的“万卷杯”长篇小说一等奖）
孙睿批判《草样年华》是这样炼成的（1）
模仿石康，画虎不成反类犬
在这一批少年作家中，孙睿不是第一个靠模仿起家的，同样地，他也不是第一个模仿石康《晃晃悠悠》的写手。据来自群众们的雪亮眼睛的报告，韩寒的《像少年啦飞驰》一书就曾大量地模仿了《晃晃悠悠》，从语言到故事，再到小说的主题。
《晃晃悠悠》，仅从名字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部小说的内涵，石康在小说中描述了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这代人中最常见也最苦涩的生活状态——“从学校到学校外，从朋友、同学到情人，从食堂到商场……的晃晃悠悠的人生。”晃晃悠悠而无法摆脱，像草一样不能自拔，最后只能老死其中不知悔改。小说中周文由北到南的经历，阿莱的被判，那种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尝试一切都不确定的感觉，与其说反映某种人生观价值观，毋宁可以认为，那就是我们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