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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哈尔滨美女特务（图）
1909年，朝鲜民族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沾满中、朝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日本元凶伊藤博文。 1910年2月27日，发动清末第一次新军起义的总司令，被誉为“步徐公之后尘”、“启武汉之先声”、“为军人革命之始”的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后牺牲。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 1933年8月24日午夜，日本宪兵绑架了回哈尔滨度假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生，犹太钢琴家西蒙·加斯普。他的父亲老加斯普是闻名远东的珠宝商，也是马迭尔饭店唯一的老板。 1946年3月9日，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军统特务暗杀。
——笔者根据资料整理
哈尔滨作为东北的交通枢纽地带，解放前一直是多个国家、多种势力活动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城市，曾发生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国际和国内的“特务”混杂其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特务”一词在这个城市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暗杀绑架带来的恐怖，像暗夜里的鬼，使人毛骨悚然。 日伪时期，哈尔滨南岗区颐园街3号，有一座欧式的小二楼一直是日本人屠杀抗日进步人士的场所。许多苏联人和中国人提起它，立刻警觉起来，小二楼张着黑洞一样的大嘴，带着神秘的磁力，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回不来。那时人们诅咒时就狠狠地说：“把你送到二楼去。” 解放初，特务活动仍然猖獗。1948年11月7日清晨，一位渔民在松花江边的“江上俱乐部”西侧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文教局秘书赵洁珊，由此引发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潜伏特务组织案”——哈尔滨市邵玉魁壹号案件。按死者笔记本里的线索，找到了市参议会秘书室女职员邵玉魁。又发现，邵玉魁的父亲在赵洁珊死后两个月（实为一年以后）上交一把崭新的三号橹子手枪和14发子弹。经法医鉴定，死者也是被三号橹子手枪杀害的。邵玉魁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当过国民党兵，妹夫李子和是国民党特务发展的情报员，后投诚我军。连赵洁珊在内，一个特务团伙就“组成”了。根据预审得知，赵洁珊被杀，是因为她的思想有了进步，拒绝合作。这些人被一并收监。 当时，邵玉魁正待分娩。一个月里，她被询问了45次，预审员紧紧地盯住，想要出口供，邵玉魁回答干脆：“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认罪！” 她想，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就“全部交待”了。 壹号文件登上报纸，市政府对办案人员进行表彰。1956年该案被拍成故事片《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播放。1955年2月开始，狱中的的邵玉魁向法院提出申诉，“制造假案中有我一方责任——伪供。”
市委政法部门决定由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重新审理此案。1956年6月15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驳回“壹号案件”。但是，这个案件在全国已经造成影响，一些人仍然坚持不予翻案。1957年“反右”开始了，重新审理案件的两位同志因此被打成“右派”。“壹号案件”也被彻底认定为“反革命杀人案”。1959年4月16日开庭审理，判处邵玉魁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邵莲魁、李子和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邵亚魁有期徒刑七年。 狱中的邵玉魁仍然不断申诉，1981年12月，坐了二十八年监狱的邵玉魁减刑出狱。她继续上诉，为自己鸣不平，她要求彻底平反。哈尔滨市政法委、公、检、法联合进行复查。直到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高级法院的意见，宣告邵玉魁无罪，撤销邵莲魁、李子和的死刑判决。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电影《徐秋影案件》一直被很多人记得，就像记住主人公原型赵洁珊一样。 记得那是一部黑白电影，是在松花江实地拍摄的。那时我还不大，那部电影使我对松花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那时大人们总会神秘兮兮地传播：“松花江又出命案了。”女特务徐秋影的美丽让人不能忘记，她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自然地垂在胸前。曾经相传，瓦莉娅和赵洁珊、邵玉魁一样，是当时哈尔滨四大美女之一。在传说中，现实和子虚乌有被交织得惟妙惟肖。 瓦莉娅曾在狱中见过邵玉魁。那时，她还有半年就刑满了。她被送到另一个监狱。犯人们正在建一所医院，听说有一座平房是邵玉魁设计的。瓦莉娅说：“她很漂亮，非常漂亮；会打毛衣，什么样的花样都会；1米60多的个子，干净利索；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很文静，从不吵架，也不随便和人来往，很独立。”瓦莉娅刑满出狱前，邵玉魁对她说：“祝你幸福，我非常羡慕你。” 70年代以后，电影《黑三角》也和瓦莉娅联系起来了。据说电影里的女特务就是以瓦莉娅为原型创作的。人们总是把女特务和美女联系在一起，就像古希腊传说中总是把美女和魔鬼联系——所谓哈尔滨“四大美女”有三个就这样被传成特务……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否认自己是特务（图）
瓦莉娅回忆起不久前，她的领导和同事们，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她。那是一种冷漠、憎恨的目光。想起那样的目光，她不寒而栗。“大概他们真的把我当成特务了。”瓦莉娅无奈地说。一晃五个月过去了。进看守所后的每一天都重复着一件事，接受审讯。每一次审讯都在问一个问题：“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让我去做钢琴老师。” “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他们在利用你！”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是跳舞，玩！” “你为什么要出国？” “为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老了，想回苏联，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在苏联。” “这就对了。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你已经被苏方利用了。” “利用我干什么？” “搞情报。” “什么叫情报？他们让我教钢琴，我不同意，这就是情报吗？” “你老实一点！认真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公安人员给她一本俄文版、北京新华社编发的小册子，上面是有关国家对政治犯的政策。 瓦莉娅每次回到自己被看守的房间里，都仔细地看着那本小册子。她实在无法把自己的过去和上面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她有一千个理由说明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她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 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安人员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他们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质问我，甚至叫喊起来。我也非常生气，也喊。我不能忍受他们对我的指责。可他们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瓦莉娅很无奈。 “我能怎么办？”瓦莉娅一次次问自己。已经被认定了，她就是特务，她没有权力澄清自己，她感到绝望。她想起王维嘉，想起那次他在她家的院子里，割颈自杀的事情，想起了溅在自己身上那带着体温的鲜血。那惨烈的情景，勾起了她自杀的念头，那是唯一能洗清自己的方式。可是看守所里没有能致死的机会和工具，两个女青年还时时刻刻盯着她。 审讯又开始了，还是那些问题。审讯者已经没有了耐性，变得很暴躁。 “你要彻底的坦白，他们究竟给了你什么任务？说！” “没有人给我什么任务，我根本没罪！”瓦莉娅也愤怒了。 “你在和政府对抗！” “不！我不是特务！” 声音一个高过一个。 在一轮一轮的审讯中，一个个对立的怒目和叫喊中，瓦莉娅已经变得很冷静了。她在想着自己，想着怎样解脱这种说不清的纠缠。 瓦莉娅看见了桌子上的水杯，它是易碎的。 生命也是易碎的。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狱中割脉不成（图）
瓦莉娅趁人不注意，抓起水杯，砸碎。迅速拿起玻璃碎片，把它放在脖子上，一抹…… 但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机警的公安是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的。她的手臂被猛地击了一下，杯子的碎片被打落了。 她没有能力让自己的鲜血淌出来，以此作为清白的证明。她想悲愤一次，壮举一次，让生命为自己发出一个响声来。但是，她做不到。她只能选择忍耐和等待。 这件事发生以后，看守所对瓦莉娅的看管就更严了，周围又增加了几个人，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五个月过去了。一天，瓦莉娅又被叫了出去，告诉她，重新给她安排个地方。瓦莉娅想，这回一定可以见到妈妈了。她总是那样简单地想事情——那时她最想见的就是亲人，只有爸爸妈妈能为她擦去委屈的泪水。 她被告知：“送你去监狱，在那里要好好反省，认真交待。什么时候交待了，什么时候回家。” 瓦莉娅变得越发沉默了。她曾经惊惶失措，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她和王维嘉的事就这样又进入了她的视野。当时他们不顾周围人的冷眼，不顾有悖于人们的日常观念，他们就那么任性放肆地在一起。她想，上帝开始对她的行为进行惩罚了。她只能用沉默去靠近上帝，向圣·尼古拉祈祷，让上帝在她的忏悔中重新接受她，沐浴她。她不再做最后的辩解，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只能被迫沿着黑暗的隧道，一直往下走。 日子就在高墙内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了。 那里是无声的，寂寞的。 作为重大案件的政治犯，她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的监狱，自己有一间牢房。瓦莉娅知道周围还关押着别的政治犯，有人在闹。她听不懂他们在闹什么，但她知道这些犯人都不愉快，就像她一样。瓦莉娅说：“我不会闹的。只要我不撒谎，他们会相信我的。因为我祈祷了，圣·尼古拉也会相信我的。”她单纯地相信诚实的力量，也真诚地相信上帝。可是，她的诚实并没有减轻她的“罪过”，她要付出十年的代价。她的性格是温存的。当她对我描述那些往事的时候，仍然是平静的，甚至带着戏谑的神态，用手在脖子上一抹说：“我学着王维嘉的样子，自杀吧。”时光在铁窗前流逝，一个温柔的女人在这里将改造成什么样子呢？瓦莉娅常常站在那个不大的铁窗前，白云和蓝天在变化，她单调的监狱生活却永远不变。她成了一个号码，56号。她穿着深蓝色的狱服，成了蓝色的56号。她的美丽和高贵，她的风雅和气派，都在她变成56号的那天消失了。院子里走动着一些犯人，瓦莉娅每天数着他们的人数，猜想着他们犯了什么罪。后来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在那些放风的人中，她惊讶地看见了省长李范伍、副省长欧阳钦也在那些人当中。那么高级别的领导怎么也被关进了监狱？她有些不明白了。她被关着的那个监号也发生了变化。有一天，这里突然被关进了一些学生，都是军工学院的。她们穿的是军装，这更让瓦莉娅越发地莫明其妙，军人怎么被关在这里面？而且，姑娘们被关进来，深夜里被提出去审问，不久就会放出去。然后，又有一些姑娘被关了进来。十几平方米的监号里，床撤了，瓦莉娅和她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 那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是1966年。瓦莉娅是永远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