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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贪污弄权，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厢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这是国人患“健忘症”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富贵难以维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国一百年前最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国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国富豪能够撑持到今天的一个也没有。东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富豪和美国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当中国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妇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护动物喝“法国人头马”（在五星级酒店两千元一瓶）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正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忙忙地给孤儿院和教会送捐款；他的爱子则带着很少的钱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探险……美国富翁记忆力很好，总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贫寒的历史，总是担心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国的富翁则很健忘，只看得见眼前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好象他们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诚然，中国在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饿受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后不会再度挨饿受冻。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当日子好起来的穷国国民在糟蹋粮食时，英美这些真正的富国是不是也在挥金如土呢？没有！当我们的“小皇帝”们在香喷喷的餐桌旁挑食拣食时，美国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儿童正在吃“忆苦饭”，不只是吃一餐作作样子，而是连续吃上三天！
众所周知，吃“忆苦饭”曾是我国风行的一种特殊“阶级教育”方式，现在的中年人大多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早在中国绝迹的“忆苦饭”，目前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内容与当年中国人吃“忆苦饭”大同小异，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直接或间接获取国际知识，同时也不忘先辈创业的艰难和眼前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
遗憾的是：当有两百多年没有尝过饥饿味道的美国人在吃“忆苦饭”时，刚吃饱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国人却把二十年前的挨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类似的“健忘症”在中国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荒唐丑陋的一页。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学求学时，国人对文革酿成的悲剧无不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不应该忘记也绝对不能重演的历史。二十年过去了，国人对文革还保存有多少“记忆”呢？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恰恰忘记得差不多了，饶幸残留的一点记忆也成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前些时我写了几篇追忆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旧事”，把儿时的几件有代表性的“闹剧”再现出来，意图让国人重新记起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记的历史。当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网页上陆续传送出去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我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背景的幽默笑话，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任何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干出那样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儿子打老子得奖励；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于土头土脑的老农村官……）。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质问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点真实性吗？中国人会那么蠢吗？只有神经病和克汀病才会干出你文章中讲述的那些傻事……”
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有组织干出的“傻事”何止这些，我写出来的故事还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大大“缩水”的。我只写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让人心酸流泪的部分则没有勇气写。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人并没有自虐倾向，要人们无休无止地记住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痛”，拒绝在眼前的幸福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国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觉地重复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为忘了那些不应该忘记的“痛”就极有可能会重复这些“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不时把那些悲剧拿出来警醒自己，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觉。当我们认为自己绝不会象先辈那样荒唐那样愚蠢时，却在改头换面地干着傻事和蠢事。现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讲特讲“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一方面又把上报的统计数据乘以10甚至100来突出〃政绩〃。当我们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报的粮食亩产量）时，前两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亩产量在统计表上也达到了十多万斤。。。。。。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地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现状是停产或苟延残喘，可县政府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仍达到了十多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最保守的也有几个亿。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和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
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
三、可恨的老实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专程邀我一道去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家送礼。原因是我和他的儿子是同桌，开学时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调整座位，他俩被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两人的个子本来就比别的同学倭半个头，在后排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