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彧 主讲
方以智；号浮山；明末安徽桐城方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清顾治七年（I650）出家为僧。其父方孔炤，字潜夫；号仁植；万历丙辰（1616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弹劾；同黄道周一道入狱（西库）；二人在西库讨论易学；黄道周作《易象正》二十四图；方孔炤则酝酿《周易时论》腹稿。《周易时论》始作于祟祯三年（1630）；崇祯十六年（1643）初稿成；方以智作跋。是年方孔炤又“仅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侄辈编录；题曰《几表》”（《图象几表》前序）；方以智则集结诸家易图及说而成《图象几表》八卷。清顺治十二年，方孔炤去世，至顺冶十五年（1658）方以智又为成书作跋。《周易时论》十五卷；合前“图象几表”八卷；共二十三卷。方以智还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古今性说合编》等著作。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目录下列“图象几表八卷”。所谓“仅因杨本；推广诸家”，是以采录杨时乔（止庵）《周易古今文全书》“易学启蒙”五卷之图为主；旁及京房、刘歆、扬雄、关朗、一行、邵雍、司马光、周敦颐、郑樵、蔡沈、丁易东、胡一桂、萧汉中、朱升、蔡清、来知德、邓潜谷、沈全昌、倪元璐、黄道周、王宣等诸家易说或易图；分“图书”（卷一）、“卦画”（卷二）、“八卦” （卷三）、“卦变”（卷三）、“蓍策”（卷四）、“卦序”（卷四）、“旁徵”（卷五至卷八）七部分；凡集图二百一十二幅。
是书大体本朱熹《易学启蒙》体例而增衍。如卷一“图书”；虽以“河图”、“洛书”为主，但本《系辞》“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之说；而于“本图书”之前加“太极冒示图说”和“诸家冒示集表”两部分内容。以一○“太极图”冠诸卷首；引“潜老夫曰”：“不得不形之卦画，号曰有极；而推其未始有彤；号曰无极；因贯一不落有无者，号曰太极。”又曰：“自有而推之于无，自无而归之于有，此不得不然之示也。”又曰：“不落有极之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而无极即在有极中。人值此生为不落有无之有；犹时值日中为不落日夜之日。圣教惟在善用其当有者；有物有则；即无声臭，何容作有无之见乎！故深表两间之所以然曰太极； 而太极之所以然；原自历然。”又曰：“克两间之虚；观两间之实。皆气也。所以为气者；不得已而理之；则御气者理也，泯气者理也；泯理气者即理也。以泯理气之气而专言气；则人任其气而失理矣；提出泯理气之理而详证之；则人善用于气中而中节矣。”此则表达了方氏家学的太
极观。“诸家冒示集表”中列本出田艺衡一○中心有一黑点之“太极图”、杨时乔“全书所载”之“太极图”（为出罗愿之“河图”）、周敦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王虚舟衍图等十五图；曰：“自一至万谓之大两；而太极者；大一也。大两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为用；费有三象；隐亦有三象；不落费隐者亦成三焉。两即藏三；谓对错之中藏一；而三为错综之端矣。二分太少为四象；而一即藏于中五矣。此参两参伍旋四藏一之旨；所以为万法尽变也。”此则表达了方以智象数（费） 义理（隐）一贯的观点。“冒”者明也；方氏以一○之太极本图明“无极而太极”之说，而谓其它之图式皆“无非卦画耶；又岂知费隐理事之皆可点画约指之耶”。 “河图洛书旧说”；引“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九畴应书；九宫又何尝非图之中五四运乎！理藏于象；象历为数；易以睹闻传不赌闻，非待马龟而具；特因马龟而触其微耳。羲时并见；而禹时重见龟文；未可知也。马毛诉甲。郑渔仲载之，蔡元定言之；阳中阴；阴中阳；一毛之中；顺逆往来；甲坼之文；单合互藏；自然之理；一语足矣。止庵连纸图之；不必也。天眼观之；两间何者非马龟、非河洛乎？天一生水；水附士为五行之始，下袭即藏上律也。河源远；故为图之体；洛源近；故为书之用。龙寓于马以托天行托于地行也；龟者人用化北方之灵智也。”此则又表达了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合“太极”而论；方以智则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密衍”则是“以虚舟子法衍之”为黑白点十一图。方以智识曰：“《全书》析衍诸图；烦矣。而无体有极之故，易位生成之故；图书体用之分合合分；终未剔醒也。此岂天地必如此剖合次第乎？理寓象数，衍而历之；易燎然耳。”又曰：“河图变洛书之演；使人豁然；则自虚舟王子始；今从而广之。”“四象卦数旧说”列一图；以杨时乔、吕中石、韩邦奇三家就十数“河图“说八卦数为旧说；于“四象新说”折中出二图；八卦数取乾一、坤六；离二、坎七；巽三、震八；艮四、兑九。智按：“以数言之；参以两为体；九；参法也；八卦；两法也；六爻则参两之始交也。”“河洛析说”列“朱升七图”、“新表曲矩四图”、“飞宫禹步”、“三合四图”、“巳亥穿图”、“关子明三合”、“大九九方图”、“禹贡依生序”、“干支维正河图”、“阴符遁甲洛书”、“洛书符”诸图。“图书五行”列周敦颐《太极图》第三层图式；曰：“周子此图；夏火秋金；士在中央；冬水春木；士亦在中央。斜交二行。则所重在夏秋之间乎。水生木；土生金；皆自上生下；气化也；故水系交木；火系交金；皆有在士中焉；横列三层；则水下系金；火下系木；金生水；木生火；皆自下生上；无待于土矣；形化而藏气化者也；故先水火次金木。”所列图式取《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分土旺四季之义；不取朱熹改造之水绕过中土连木图式。卷一末为“五行尊火为宗说”；引沈括《梦溪笔谈》说及“潜老夫”说；论火为五行之尊。
卷二、卷三则以朱熹黑白位《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为主；增衍《八际峙望图》、《三十六宫方图合元会图》、《日月运行圆图》、《明生岁成纳甲气朔之图》、《卦起中孚归命象闰图》、《宿度圆图》、《三天图》、《分野图》、《纳音图》、《唐尧朔易图》、《天门据始图》、《三轮六合八觚图》、《十六卦环中交用图》、《八宫游归卦变图》、《游归综图》、《八不变卦颠荡图》、《八荡双颠图》、《依先序颠错三图》、《中石吕氏中交百二十八卦图》、《京变圆图》、《应朔望图》、《朱子卦变圆图》、《三互图》等；集诸家之说而间阐明方氏家学之意。如其中《八际峙中图》是一幅《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配八节之图；引“潜老夫”之说：“凡有象；必中其四方，凡值一轮；亦旋为四时。是中旁前后皆有八际之几。”又如所列《合方圆图》（即《先天图》）；则注曰：“此邵子本图。朱子分出而析论之；横而参之；使人豁然于一本；规而圆之，使人豁然于无端。”又就朱熹“半顺半逆”说而曰：“圆图自一阳而六阳；自一阴而六阴；皆顺也；阳之气顺；则阴处后，阴之七顺；则阳处后；所谓阳行阳中阴行阴中皆顺；阳行阴中阴行阳中皆逆；是圆图总顺总逆也。”此说则符合邵雍建图本意。
卷四“蓍策”部分列《易学启蒙》“蓍衍”诸图、《十八变策六十四状图》、《邵子十二会策》、《大衍蓍原析图》、《大衍千二百乘起图》、《易东丁氏倚九十九图》、《图书合数》等图。又有“关子明易传约”、“三五错综说”、“汉志三统本易说约”、“唐志大衍历约”、“七七说”、“筮占”等内容。“卦序”部分则列《文王卦序横图》、《三十六贞悔圆图方图》；又有“景元萧氏考约”、“元宫黄氏卦序演”、“野同录序卦’’等内容。卷五至卷八“旁徵”列《纳甲分卦》、《飞伏》、《卦气值日图》、《具爻纳虚图》、《天根月窟图》、《五运六气图》、《人身呼吸十二经卦气图》、《三阴阳图》、《律娶妻生子图》、《黄钟空围九分图》、《旋韵图》、《周天图》、《河洛积数》（十五图）、《九六图》（十图）、《商高积矩图》、《石斋黄氏天方图》等；又有“三易考约”、“京氏传约”、“太玄约”、‘'洞极约”、“元包约“、“潜虚约”、“邵约”、“洪范蔡畴”、“玩易杂说〃、“崇祯历书约”等内容。
方以智尊父命集结《图象几表》；表明方氏家学十分重视表达象和数的易图书学。从所集易图之多及阐述之深刻来看；《图象几表》实是对汉唐宋元以来易图书学的一次总结。从《周易时论合编》多引用卦气、河洛及先后天说释《周易》经传文字的内容来看；亦说明《图象几表》是阐述方氏象数易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明末忧患之际产生了易图学三大奇书：黄道周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易象正》；以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知识结合易卦推算；其置闰交食的精度较前为高；又企图以所推诸多“历年图”对历代兴废经验教训作一总结；为挽救明王朝的覆没寻找新的出路；倪元璐则一反常现以六十四版式衍出渚多特殊易图；寓谏于图；阐述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方氏父子的《周易时论合编》（包括《图象几表》）则是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与象数易学相结合；企图从易学中寻求万法之根本；以“贵为时用”为宗旨；亦大有力挽狂澜之意。三部从不同角度而归一之忧患之作；只有《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对后来清代易图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启蒙附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江永的《河洛精蕴》等；皆多引用其图并说。是书之所以能有如此影响；正因为其是一部历代象数易学的总结之书。
首先；方氏家学注重“河洛学”。认为：“河图”、“洛书”为《周易》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模式；而数学中的演算法则皆出于河洛图书。方以智曰：“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周易时论·后跋》）。所列“河图洛书旧解集”及“密衍”、“河洛析说”；是在总结旧说的基础上阐明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如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 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
其次；方氏家学推崇邵雍之学并多有发挥。如方孔炤“环中无非大始”、“先天定体，后天交用；邵子纵横举概耳”、“先在后中；惟知善用而已”、“一阴一阳之渭道；皆仪即皆极也”、 “方圆卦爻；总一太极”、“所言皆大二也；即大一也，故邵子曰一非数也；无体之一即不落有无不离有无者也；然非物则道不显；故以象数、声数证其几焉”及方以智“谓此表半顺半逆之理势；而藏其全顺全逆之用可也”、“大一即大两”等说；皆是在会通邵雍之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论述。朱熹的《易学启蒙》本河洛图书说及邵雍的先后天说而推衍成书；而《图象几表》则是对自汉宋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空前的总结；汉代则以京房、扬雄为主；宋代则以《易学启
蒙》中的朱熹“河洛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为主。于引用诸家旧说的基础上着重于阐明方氏家学的太极观、河洛观和先后天观。其新颖之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