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
日本人占领半岛酒店以后，所有的旅客就不准住在自己的房间，而是集中睡在二楼的一间大厅里，由两个日本兵看守。每天都有一个日本人过生日。第一个过生日的，是司令官的夫人。两个日本兵端着盘子到旅客集中的厅里来收集礼物，不一会儿盘子里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贵重的金饰品。第二天就成了司令官的生日。第三天又是某某大官的生日。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二）
这个饭店的老板是德国人，他早就躲避到香港去了。他为了让旅客吃上饭，冰箱里准备了肉和米，就是忘记了准备盐，街上已经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了。旅客们整天吃的，是无盐、无蔬菜的白饭、白肉。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男人排着队端着盘子去领自己的那份，所有的女人就在床边等待着。有时我发现，我还没有吃第一轮的饭菜，我周围的人却已到第三轮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跑到前边去一看，原来景云把打饭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那些女人们来插队，他更是如此。这真让我啼笑皆非。这些来领餐的人都是银行家、富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因为在这种时候，只有这些人才会在这个酒店订到房间。他们平常肯定都是谦让有礼，但此时却像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见过肉与米饭一样。大厅的公用厕所堆满了粪便，使人无法使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半个月。忽然有一天，日本军官又命令我们到大厅里去接受检查，男旅客由日本兵检查，女旅客由中国女警察检查。当一个女警察发现我的长袜子里全是钞票时——那是江汉章的父亲托景云从香港银行中把他所有存款都取出放在我身上藏着的，有一个日本兵正朝我们走来。这个女警察很快地放下我的旗袍，遮住了我的腿部，而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非常感谢她，到底都是中国人啊！
一个日本军官问了我与景云许多关于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以及在美国的情况，他似乎很熟悉美国。当他知道景云在麦地生、我在芝加哥读书时，他立刻就说出了这两地的距离。幸好我们事先有所准备，想好了如何回答。我们继续回答日本军官的询问，告诉他我们家三代都是中小学的老师，到美国是来学教育，准备回国也教中小学，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这时，有一个日本兵来报告他有电话。这个军官就命令我们站在那里不许动，他打完电话后，还要继续谈话。又有一名日本兵跳到桌子上宣布：凡是已经接受过检查的人，现在都可以离开旅馆了。我们赶快插进身边已经受过检查的人群中，逃出了后门。
当时，港九仍有战事，马路上流弹横飞。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江汉章父亲家，发觉门窗都紧紧关着，大声地喊叫也没有人答应。我只得高喊：“我是刘德伟！”立刻，一扇窗户打开了，一扇门也打开了，屋里的人探出头和身体，非常高兴地看着我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腿上、身上所藏的钱全部都拿出来交给了老人。我们马上要回到自己家里去，他们坚持要我们在他们家里住下，说我们住的地方太冷清、太危险，而且没有粮食，我们会饿死的。江汉章的弟弟弟媳也坚持要我们留下来，并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们。他们有一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现在这个当年的婴儿，已经是纽约颇有名气的现代派画家了，他的名字叫江祝正。
我们在他们家里吃饭，非常谨慎。每天只能吃两顿，每顿一碗米煮成够七个人吃的稀饭，而且里面还要放苏打，结果稀饭就变成了“布丁”。布丁切成七块，每人一块。菜是腐乳，一块腐乳切成七小块，每人一块。男人不能上街，因为街上日本兵常常抓劳工。景云就整天躲在家中读书，居然把《飘》读完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日本兵有三次来到江家敲门，问有没有“花姑娘”。老夫妇俩每次都明确回答：没有！但日本兵还是要进行查看。第一次，我躲在老夫妇的床底下；第二次我就躲在米桶里，用米盖过我的头；第三次，老人把我藏在卷起来立在墙角的席子中间。日子长了，景云根本不能上街，我一个人到我们在九龙海边的房子去看看。在我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时，有一个日本兵假装喝醉，冲过来想抱住我，被我一侧身躲过，并顺着他在背上重重地推了一掌，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江家。大家见我平安返回，都松了一大口气。
几天后，我又冒险回了一次家，去看看家里的书到底怎么样了。我进门走上了走廊，隔着玻璃窗，看到一个人正在将书一本一本地从木箱子里拿出来，好像在找一点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敲门敲窗，他都听不见，好像聋子一样。我从正门绕到后面，想从后门进去，但却推不开门。这时，那个原来在巷口站岗的日本兵走过来，帮我一脚把门踹开。原来在我屋子里翻书的人是个小偷，手里还拿着一个偷来的假金盒子。
日本兵问我认不认识这人，我表示不认识，他就要把这个人拉出去枪毙。为一个假金盒子丢一条命太不值了，当他刚举起枪时，我连忙抱着他的脖子使劲摇他的头，使他没法瞄准。他大约是个刚当兵的小伙子，被我弄得面红耳赤。我着急救人，也忘了自身的危险。正在这时，有一个日本军官坐着吉普车从这里经过，我就向他求情，并且写了一张字条，说这个人是我的佣人，请他们放了他。那个日本军官看了字条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并向日本兵示意放人，就开车走了。日本兵果然把人放了。我们都走进屋里，又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他笑着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就指着墙上的照片说：“你看，我们都是中国人！”又说：“你可以走了。”这个日本军官居然很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离开我，出门走了。这一幕，正好被前来找我的景云、江汉章的弟弟和他们家的一个女佣人看到了，他们都吓呆了。我们进屋查看，发现所有的手提箱都已被偷，连床上的枕头也都被刀割开，只有三箱子书都还保存完好。
第二天，我仍独自一人去了半岛酒家，因为我们还有一口大箱子存在那里。我走到酒店的后门口，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在那里站岗，我试着说了仅会说的一句日语“早安”，摇着手，走了过去。他们居然挥手准许我进了酒店。我先来到大厅服务台，向坐在里面的中国人说明我是来取自己的行李的。他说，这里已经是日军司令部，任何东西都不准取走。正在无可奈何时，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军官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我赶快告诉他，四楼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箱子，我想把它取走。他立刻就叫了一个侍者上楼去搬，之后陪着我在楼下坐着聊天，还随意地问我结了婚没有、丈夫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都搪塞过去了。最后这个日本人说，他愿意与我交个朋友，问是否愿意，我当然表示欢迎。临走时，他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一行李箱请放行。”出了大门以后，我正想雇车拉到江家去时，这个日本人又追了出来，表示可以用他的汽车送我走，要我等他。我哪里敢“等他”，等他一转身，我立刻就雇了一辆三轮人力车，逃也似的离开了旅馆，转了许多弯，终于回到了江家。景云看了那张名片发现，这个日本人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大头目。我让景云赶快把这张名片撕掉，景云只是笑了笑，把它放进口袋里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三）
景云的好友王宜权的弟弟来说，他们有两百多个当地银行系统的人要徒步逃离九龙去重庆，已经与当地的土匪联系好了，他们负责沿途护送，但每个人都要付给他们一笔钱。我和景云也愿意参加。王宜权的弟弟说，要走，就是这一两天了。那时，已经快要过圣诞节了。第二天，堂弟刘德循也来找我，说他妻子与岳母预备在形势稳定以后，一家人取道广州湾去重庆。我就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与银行的人徒步经韶关去重庆。他说这一段路非常危险，既有土匪抢劫，又有日本兵杀人。我说，难得有机会参加这样危险而又有趣的旅行。他哈哈大笑着离开了，边走边用英文唱着：“你走你的罗曼蒂克路，我走我的平安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重庆重聚。”
在离开九龙之前，我们去了我的好友区储的母亲家，向她告辞。区储是共产党员，一毕业就去了延安。我们一到区家，就发现我们家原来的女佣阿宝也来到了这里。这个十九岁的广东乡下姑娘说，那天在九龙海边分手以后，她仍旧回到我们家里。半夜来了土匪，把家里的东西抢了，连她的一件毛衣也抢走了。第二天一早，她找到“十姐妹”那个团体，一同逃回乡下。她不知道我们那天是否上了轮渡、去了香港。听说九龙没有任何食品，她就从乡下背了一袋米，到九龙来送给我们，不料半路上就被日本兵抢去了。这次，她又冒着生命危险背了米来，到我们原来的房子，那里已住满了日本兵，她不敢进去，就找到区家来打听我们的下落。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我们被她的好心所深深感动，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阿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给她一些钱，但她坚决不收。我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她平安幸福。在我过去的生活中，遇到许多好心人。我允诺上帝，今后我也一定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圣诞节前的几天，我们两百个人结队逃往重庆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带太多行李，只好将书都留在了江家。我把父母陪嫁给我的一对很重的玉圈子，交给与我们同行的王宜权的弟弟，请他帮我带到重庆。我把金手镯上的珍珠拿下来，放在粉盒里，将金手镯交给江老妈妈，请她暂时代我保存。我把景云的金表、我的金项链、七颗宝石戒指和一个大的珍珠胸花，全部放到月经带中，外面又加了一些棉花。还有一只玉手镯，是在燕大英文诗比赛我得第一名的奖品，被我缝在一件破棉袄中，穿在身上。我把头发梳成一个圆髻，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里面。然后，我再在头上裹一块蓝布，化装成乡下妇女的模样。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我和好友王应安女士一同步行。王应安是被中国政府派往纽约中国茶叶公司去工作的。刚到香港尚未出国，就被困住，这次只得和我们徒步逃走。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我中学一个同学的丈夫陈景兴。加上景云，我们四个人都化装成农民，见面时彼此看上去都觉得很怪，禁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向江家挥手道别时，心情都很沉重。这支队伍中的两百个人多数是老人与妇女，刚离开九龙就纷纷雇了轿子。只有我们这四个人，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吃着瓜子。金城银行的经理徐国茂坐在轿子里，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四个人是出门旅游吧？哪像是逃难的！”傍晚，我们到了大浦，发现了一座破庙，庙里有一张台子，大小刚够我们四个人睡觉。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被子，就取出来两床铺，两床盖，景云和我睡在中间，陈景兴在景云外边，王应安在我的外边。四个人就这么睡下了，挤是挤了一点，但还是挺舒服。大家累得正要入睡，陈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