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同的仅仅是，他们穷，我们富。在上天的眼睛里，我们并不比他们高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我的儿童时代（三）
母亲讲的故事中间，也有好些是西方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很诚实地承认自家花园里的樱桃树是他砍的，避免了佣人和农奴们受到冤枉。从那以后，哥哥和我，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话：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智慧认识自己的错，要有勇气承担自己的错，要有毅力来改正自己的错。
母亲还讲过一个耶稣基督帮助门徒洗脚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非常惭愧。我才开始知道，一个伟大的人是非常谦让的，那些骄慢的人，才是真正浅薄的。母亲带我去看了几次马戏，马戏中有一“丑角”。这个“丑角”一无所长，却自以为很能干，样样都自以为是。他很骄傲地对待别人，其实别人都在背后耻笑他。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否就像那个“丑角”。于是，偷偷地改变我自己对别人的骄慢与暴戾的行为，从此在待人接物方面，开始有所收敛。
我家的仆人，有三个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住在我们家。我对他们都很公平，从来不摆大小姐架子，也从不欺侮他们。现在想来，那时大约认为他们都是玩伴，都是与我平等的，与仆人不同。
每当父母亲分些食品给我，叫我分给孩子们一起吃的时候，我除了分给自己的哥哥、妹妹们以外，还很平等地分一份给他们每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那时我很小的年纪，就会有这种平等的思想。我的父亲就因为我有这种品行，所以特别喜欢我。
不知不觉地，母亲的故事改变了我天性中坏的素质。我记得母亲刚刚讲完《水浒》里面的故事，我们这些孩子都非常崇拜那一百零八个英雄。当我十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定居武昌城里的一幢大宅院。大宅院后面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个亭子，被大哥与二哥宣布为男孩子们的司令部，取名为“龙虎寨”。我不甘示弱，就将花园中间的假石山宣布为女孩子们的司令部，取名“凤凰山”。我们双方都挂出红旗，上写：“替天行道”，让它们随风飘扬。我们都以那面红旗为骄傲。但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并没有残暴的富人，也没有需要我们去保护的穷人与老百姓。所以我们双方定下，每周三的早晨是彼此武力比赛的时间。但是在这座大宅门里，比我大的姑娘们都是闺阁千金，比我小的姑娘又都是不能打架的人。只有一个保姆的女儿名叫富枝，和我一样都刚过十岁，是可以参加战斗的人。在龙虎寨方面，大哥和我的一个小舅舅，是头领，二哥和表哥是兵。在凤凰山这边，我举荐了两个秀气的大姑娘做头领，而我与富枝就是凤凰山的战将。根据中国传统的战斗规则，是兵与兵斗，将与将杀。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大哥与小舅他们俩架空了。他们那两个是男子汉，是绝对不敢找我们那两位金枝玉叶的小姐去打架的。而在我们这边，兵对兵，我与富枝就可以去打二哥与表哥。富枝是一个农村小女孩，长得孔武有力，打二哥与表哥是绰绰有余的。况且我这位表哥还稍微有点瘸。经常是富枝应二哥的挑战，而我应表哥的挑战。但是有一天，富枝病了，二哥来喊战，我只得被迫应战。战斗中，二哥重重地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爬不起来，疼痛难忍，竟然嚎啕大哭。母亲在远处听到了，怒声发问：“你们在搞些什么？”我生怕母亲来了会打我的二哥，我就自己把嘴紧紧地捂上。这个时候，母亲的故事，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对哥哥们的态度。
在姐妹中，母亲比较爱我妹妹一些。因为她温顺，听母亲的话，从不问为什么。而我呢，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假如母亲命令的理由不充分，我多半就不服从，而且要与母亲辩论。母亲为此向父亲抱怨，但父亲却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他认为，为人处世就应该这样，凡事都应该弄清为什么，然后再做。
在学校里，我的私塾先生规定我们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背诵所有的课文。但是我只肯背诵诗词，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我就不肯背诵，认为只要懂得了它们的意思就行了。老师认为我不肯背书是不听话，就要罚我的跪，我就偏不跪，老师踢我的腿，我还是不跪，老师就把我整个身子拎起来朝地下一掼，迫使我跪下，但是我仍然倔强地站了起来。因为我认为我的理由是正确的，我对正确的事情是有自信的。我深信父亲对我的教育：凡事只要是对的正确的，就应该坚持。
有一天，我对着镜子在打扮自己。父亲睡在床上看着我打扮，看着看着，他忽然大笑起来。他笑着对母亲说：“你看，你看！赞娃子（赞娃子是我的乳名）真像我！”母亲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还有那个倔脾气！”
当哥哥们和我都还很小的时候，父亲雇了一个南拳派的武术教师，教我们拳术。母亲不同意我参加。她说：“女孩子学了拳术有什么用？”父亲以他一贯的幽默叫着说：“哦，非常必要！当她丈夫不听话的时候，她可以一脚把他踢到大门外。”边说边做出那个踢的姿式，大家都笑了。从此，我就和哥哥们一起学拳术了。那年我六岁。武术中除了拳术外，还有兵器棍、鞭、刀、剑、矛等等。但是，我只学了拳术以及棍术，后面的我就没有学了。
我在那个时候学的这一点拳术，还帮助过我。“文化大革命”中，当一个红卫兵前来揪斗我的时候，用他的左手揪住我的左手，企图把我反转过来，我利用幼年时学的一点拳术马上反转身来，先用我的右掌抓住他的右肩，然后，迅速以我的前肘，封住了他的咽喉。当我正想用左拳击他的腹部时，我意识到，此时的我是寡，他是众；寡不敌众，我此时不能出拳，也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懂得武术。我就停止了攻击。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我的儿童时代（四）
有一次（大概在我婚后不久），我与丈夫打着玩，我装出一副要踢他的样子。我丈夫是一个一贯幽默而有风趣的人，他没有逃跑而是冲向了我，做出一副想要扶住我，怕我跌倒的模样，并且脸上露出乞怜的微笑。我大声喝道：“你想干嘛？”他说：“太太，我怕你闪了腰！”这是他在讥笑我，不相信我真的会武功。其实，如果他能在后来看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与红卫兵的那一段“真刀真枪”的反败为胜的武术表演，就不敢小瞧我了。
父亲训练孩子们要有言论自由的民主思想。一个暑假的晚上，我们全家坐在天井里乘凉。父亲就利用这个机会，用砖头砌成一个小高堆，让孩子们站在上面，练习演讲，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家里的成人们就是听众，他们可以用鼓掌来表示他们的赞赏。有一次，因为父亲不公平地惩罚了我的二哥，我那位跛足的表哥，就站起来讲了一个有关暴君的故事。很明显，他是在很严肃地以此来批评父亲。听众们都为表哥捏了一把汗，深怕父亲因此而发脾气，会制止他继续说下去，惩罚他。但是完全出于意外，父亲却是静静地听完他的演说，夸奖了他。这个情景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且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后来到了中年，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对我的下属同事们对我的批评，无论对与错，都能静静地听完，因此他们很赞赏我。我对上级，也同样敢于直言不讳。
父亲还常常训练我们，在吃中餐或西餐时应该注意的一些礼节。从我五岁起，他就带我参加一些中西宴会和鸡尾酒会，让我学会怎样去做一个酒宴上的女主人。其实，我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父亲那时是县长。有一次他在衙门里宴请客人，让我去充当女主人，并且告诉我说：要懂得做女主人的礼节，当客人们还没有放下筷子的时候，做主人的先放下筷子就是不礼貌。刚好那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已经研究好了要对另几个坏孩子进行一次严肃的惩罚，并且约定好大家只要一听到哨音，就要赶到后花园集合，这不是游戏，而是一次严肃的行动。所以，当我在父亲宴客的饭桌上听到这哨音带来的命令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是丢下筷子立刻就去？还是遵循父亲的教导，留下来陪客人？当这个哨音响到第三遍时，我才不得不向父亲扯谎，说要去小便，经父亲同意后，才丢下筷子匆匆往后花园跑。当然，那一次我已经违约了。当我跑到后花园时，那个行动早已结束了。但是，父亲关于饭桌上的礼貌与训练的教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头脑中。
父亲后来又转到军队里担任军法官。在任期间，他一直是禁赌、禁毒的执法者。对那些来说情的人，不仅仅不收贿，而且对行贿者们也毫不留情，一律绳之以法，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所以，再没有人敢向他行贿。有一次，一个被上一任法官定了罪的犯人，被父亲查明实际是冤枉的，就把那人释放了。那个人在临出狱前，留下了一千元钱，放在褥子底下，并留下一张字条，说明是送给我父亲的，是为了感谢父亲弄清了他的冤情而送的谢礼。父亲是不会接受这种钱的，但又无法查明这个人的去向。不久（1931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三镇的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灾民们只得爬到屋顶上去，他们都在挨饿。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听到很大的声音，那是父亲在捶他的书桌，他大声地喊着：“我知道了！”他就命令一个下属到他面前来，叫那个下属把这一千块钱，买成馒头，划着船，每天去送给那些被困在屋顶上的灾民们吃。父亲又把我们叫到身边，说：“孩子们，你们要永远记住，来到你们手中的钱，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这是天的钱，交给你们代管。你们要为天；用在合适的地方。”父亲的这些话，永远记在了我的心上。父亲说这些话时母亲也在旁边，她就接着说：“你们现在知道天在你们的行为中的重要了，还有一个人也十分重要，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我’字。我就是每个人的自己，你做了任何事都瞒不过天和‘我’——你自己。你不能想，更不能做坏事，天晓得，你自己晓得，一丝一毫也瞒不过你自己，所以一点也不能干坏事，当你自己知道你确实坏，不可爱，不可敬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快乐。”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修医学。绝对不要做文官，也不要做武官。”他自己在这两个职业里得出的经验，都是很痛苦的。他说，做文官就等于当婊子。要把自己的眼泪往肚子里流，并要装出假笑，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做一个武官，就是做奴隶，不管是对与不对，你都得服从命令去干。所以，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个职业是正直而清白的。他鼓励我们都要去学医，但是这个愿望，只在我大哥和妹妹身上实现了。
二哥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昆明修筑了邬家坝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给美国飞虎队使用的，直到今天还在用。后来，又修筑了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对中国国际物资的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二哥虽然没去学医，但是他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