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干部不在干工作上下功夫，只在挖门路、找关系上花气力。他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板凳没有坐热，又开始积极另谋高就，而且越是官当的容易，胃口越大，自我设计越精彩。这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件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小混混当上了厂革会副主任，以前他对厂领导迷信得很，认为高不可攀，而一旦自己坐上了这个板凳，开会讲话有人写，开场白、主持语都准备妥当，不用自己费脑筋。只要识字，别拿错稿，就万事大吉。他觉得不过如此，于是，狂妄地宣称：当官最容易，我多大官都能当！今天和那时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官当得太容易了，也会产生小混混那样的误解和负面作用。
“做工作的人都难以平衡，妥贴安排，不做工作就更没希望。”这是一些当权者的心态。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单位，由于“活动”的人多了，一旦空出一个位置，或者即将空出一个位置，好多人都采取各种手段紧张工作。有的单刀直入，有的迂回曲折；有的面对面，有的人托人；有的靠老感情，有的托老关系。总之是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绝不错过机会。面对这样一些“积极工作”之人，当权者往往权衡再三，左右为难，不好下决心。最后是，“不好办也得办”，总要确定一人，确定何人未有定论，但一般不会确定未做工作的人，则是肯定无疑的。“老实人总是吃亏”，“不做工作”的人在有的单位不管资历多老，德才条件多好，政绩多突出，都是干活有份，提拔无望，就是这个道理。
“找我的人我不一定选，不找我的人我肯定不选。”这是在各级人大选举中，某些代表的心态。这种心态也会驱使一些候选人做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在有的地区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做工作的方式也由简单地打个招呼变为物质攻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重视和解决。唯其如此，“活动”出干部之风确不可长。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避免“频动”出干部
有人做过分析，一个战士要想当上军长，需要走19个台阶。下个台阶到上个台阶之间，又有最低时间的规定。即使都不耽误，上到军长这个位置，也需要三十年时间。而50岁之后，又已很难被提拔了。因此，“动”的勤，是干部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哪个台阶上呆的时间久了，都有可能贻误成长的机遇。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无论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需要“动”，不能老“窝”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准备委以重任的干部，更需要“小步快走”，快上“台阶”，也需要多换岗位，以开阔其视野，增长其才干 。
但是，“动”也要有“度”，不能太“勤”。这个“板凳”没坐热，又换另一个“板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仅本人没有受到锻炼，于成长不利，而且工作受到影响，贻害一个地区和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尝闻，一个干部两年换三个岗位，在一个单位人尚未认全，工作还不熟悉，就又拔寨起程了。这种“动”，既不是对本人负责，更不是对工作负责。
实际上，一个干部到一个新单位工作，第一年熟悉情况，第二年才能干点事情，而真正落实自己的工作思路，应该有三五年时间。所以中央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个任期为五年，是有充分根据的。
有的干部频繁变动，循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即从小单位到大单位，从无权岗位向有权岗位，从一般部门到要害部门，怕是难免受到非议的。窃窃私语者一定说：“后面肯定有人，是谁呢？”
有的领导频繁地变动一个干部，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其受到锻炼，而是要增加其资本，为提拔使用积累口实。而这样的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也会以同样的办法“运筹”干部，敷衍工作，这个地区和单位的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响鼓也得重锤敲”。培养和锻炼一个干部，需要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挑重担，受磨炼，增知识，长才干。而且，确实应该落地生根，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创出政绩，造福于一方百姓。这样的干部才会有本事，有出息，有威信，担重任。
“动”能出干部，但“动”的目的，应该是培养、锻炼、造就出好干部。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人走政息要不得
每个领导干部到新的地方工作，都想干一番事业，创点业绩，造福一方百姓，留下好的名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谁希望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山河依旧，留下的只有遗憾呢？就是那种不干工作，只谋私利，所到之处，中饱私囊，自己捞个沟满壕平，群众却困苦不堪，以致怨声载道的人，也要粉饰遮掩，不愿留下更多的骂名呢！
但是，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少则二三年，多则五六年，要想干更多的事情也难。常有这样的事：一位领导干部到一个地区工作后，经过一番考察思考，提出了工作思路，勾画出发展蓝图，落实刚刚起步，或者刚刚打开局面，一纸调令会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有时实施一个大的工程，干到中间工作调离，如果资金充裕，还可以继续下去，遇有困难，就会顺势停下来。于是，人“走”政息，一些离任领导往往要留下半途而废的规划，留下或多或少的半截子工程。
对于继任者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岗位，往往要重打鼓另开张，规划新的蓝图，提出新的工作主张，而不愿延续前任。否则完成前任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干出政绩来归谁所有呢？有些人往往怀有这样的心理。
于是，常可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地区的发展思路本来应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一经确定，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但由于领导人变动，往往思路中断，半途而废。同样一项工作，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变来变去，老翻烧饼，结果一事无成。比如，有的地区，在确定发展思路时，连续几届班子在是否依托该地区大型企业上观点不同。有的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发展地方经济离不开大型企业，因此要搞好联合，统盘规划，协调发展。有的则认为，“大树底下不长草”，大型企业对发展地方经济并不是优势，必须独辟蹊径，另谋发展，地方经济才有希望。显然，倘若一个地区总体发展战略摇摆不定，不能形成合力，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就会贻误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还有的城市，对于城市绿化的总体树种前后任领导看法不同，这任栽上去，下任拔出来，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城市的主要广场，不少新任市长都要重修一次。有的广场原本树木繁茂，郁郁葱葱，人们休闲健身，其乐融融。班子调整后，也要耗资数千万加以改造，群众并不欢迎。也有的城市，城市建设的方向争执不下，这届班子主张新区建设为主，下届班子主张以老区改造为主；这届班子主张城市往南发展，下届主张往北延伸，举棋不定，各不相让，最终把城市搞成了“四不象”。
解决这种人“走”政息的积弊，我以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还是应该出以公心，对于正确的决策不管是谁定的，都应该坚持不懈干下去，不以人废言，像愚公的后代那样，一代一代为着一个目标，挖山不止，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盲目行政危害烈
丰子恺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然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如此：就算走向屠场，也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用绳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两只，其余的都会跟上了岸。即使在四通八达的港口，也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
丰子恺在这里讲的是动物的盲目，其实，盲目并不是动物的专利，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房屋建筑上时兴白瓷砖。当时地不分南北，房无分城乡，凡是有点档次的，一律白瓷砖罩面。几年过去，人们很快发现，白瓷砖其实是装修厕所用的，用作房屋的外罩面不伦不类，还不如水泥或清水砖好。于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停止用其装饰房屋，而且开始动手砸掉瓷砖，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了。后来又时兴一阵欧式建筑，到处可见仿古欧式的房屋。古欧建筑要求精雕细刻，今天在欧洲新建筑中也已并不多见。我们盲目仿造，钱没少花，效果则不堪入目，因此，没几年又寿终正寝了。这种盲从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出现两股势头强劲的风。
一是搞开发区。不管市里还是县里，甚至乡里、镇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圈地建房，搞“七通一平”，筑巢引凤，结果“巢”筑起来了，“凤”却引来寥寥，一些开发区长期闲置不用，杂草丛生，成了荒地一片。
这使我想起国外的情况，我曾去过韩国一个开发区，建在几个城市交界的地方，为多个城市所共有，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共享，既减少“七通一平”的投入，又易于形成规模，构成新的生产力平台，和我们的情况很是不同。
二是办节。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要办一个节，有的甚至几个节、几十个节。在名目繁多的节中，有的是以本地的名胜命名，如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有的是以本地的土特物产命名，如瓜果梨桃、葱蒜菜蔬；有的是以本地特有的文化现象命名；有的是以一个拟大力发展的产业命名；也有随心所欲，没有一定，今年这个节，明年办那个节；更有一节带多节的。慕绥新当市长时，沈阳就曾同时办三十几个节，连名犬、美容美发也忝列其中……
各地区办节都秉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宗旨。有的“文化”的台是搭起来了——为了办节，组建专门强有力的班子，单列了专项费用，花高价请来大腕演员，并且全民总动员，营造出浓烈的节日气氛。甚至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最后真正的经济成果，有的却微乎其微。
这些年，确有不少搞得好的开发区，办得好的节，但其中也有一些盲目跟风，附庸风雅，劳民伤财。
不从实际出发，不讲实效的盲从，后果一般都不妙。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领导就是协调
乍看这题目，有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进而会发出质疑：这个提法对吗？不是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我认为，这两个提法并不矛盾，而且“领导就是协调”这个命题，是对目前各级行政工作现状最准确、最形象、也最无可奈何的表述。
现在上上下下都抱怨会多，其实对于政府机关来说，主要是协调会多。
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类：一是抓上级或本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