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吴地同人就能写出大善而非小善，大恶而非小恶；就能穿透种种“遮
蔽物”并拓展人生和艺术的种种境界。我很愿意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俞散
文的意义。历史、人生苍茫如烟水。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和他者相区别也许
就在于能够见仁见智而不被烟水遮蔽。俞明在香港《大公报》开辟专栏时以
《一个苏州人眼里的某地栏目序》写了开篇。这是个非常好的题目。我们因
此读到了俞明的川蜀、云贵，俞明的沪上股市，俞明的江浙吴越；天地之间，
街头巷尾，社会世相，人生百态，此中别有洞天。而一个智者，一个始终用
他的哲学去阅读和解释“天”与“地”“山”与“水”的文人，也就无疑成
为别人眼中的“风景”了。我就是这样一个看风景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我。
《缘缘堂续笔》
丰子恺作《缘缘堂续笔》未单独成书，这当是丰先生晚年的遗憾。从1971
年到1973 年，丰子恺常于凌晨时分写作《往事琐记》，后改为《缘缘堂随笔》，
后又改为《缘缘堂续笔》，计33 篇，生前未能发表。丰子恺1973 年3 月12
日寄“恩狗咬猫”信云：“我定于春分后三月二十五日，同胡治均到杭州。？ 。
拟多住几天，在那里早上修改《缘缘堂随笔》，修好后，一定先给你们看。”
1983 年版的《缘缘堂随笔集》收“缘缘堂续笔”17 篇，1992 年浙江文艺出
版社版《丰子恺散文全篇》收入《缘缘堂续笔》全部散文。虽然33 篇均已公
开出版，但因夹杂在其他作品之中，因而容易为人忽略。写于“文革”，仍
以“缘缘堂”命名，其意义非同寻常。再顾及“文革”期间的文学，像丰子
恺这样能够疏离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为时尚左右，能守住性情、品格的作
家，真的只是“一小撮”了。读巴金先生《随想录》，约略知道批斗丰子恺
的情景。丰一吟曾回忆他父亲丰子恺挨斗的情形：“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
一只脚，并在他的背上浇一桶浆糊，贴上大字报。跪得时间太久，站起来踉
踉跄跄，又跌倒了？ 。”超凡脱俗的丰子恺遭受到深刻的精神折磨。此间丰
子恺致亲友的信，不时表露出渴望“解放”的心情。1967 年4 月8 日致广洽
法师信：“弟早思退休，奈革命运动中不能申请，故不得不天天到画院办公。
将来运动结束，弟自当申请退职，或许受撤职处分（现尚未定案），亦不可
知。总之，尽可能退出，以便养老。”1969 年5 月17 日寄儿子新枚信：“我
们请罪已改为请示，鞠躬取消，身戴像章，劳动废止，与群众混处一起。只
欠缺‘解放’二字。由此看来，这不是一刀两断的，而是逐渐逐渐的。近日
来，我完全无事，全面交代早已通过。现在天天看别人交代，也快交代完了，
故前途看来不很远了。总有一天将好消息报告你。”然而，这是丰先生一厢
情愿。“病照旧，情况亦照旧，荏苒光阴，又近年终。韶华之贱，无过于今
日了。”1970 年11 月7 日寄新枚的信说：“我逆料，年底总差不多了。何
时才能‘解放’呢？”1971 年3 月2 日信说：“传说：中央指示，上海斗批
改应早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解放。我便是‘头面人物’，所以迟迟。”
丰子恺的“解放”迟至1972 年12 月30 日，这一年《缘缘堂续笔》的写作已
进入第二年了。读《续笔》诸篇，感到作者心灵几经折腾后的创伤，文笔已
经少了往昔的跳跃，更多了些苍劲。我不知道丰子恺能否挥去现实留给心灵
的阴影。但丰子恺在用艺术的方式拒绝阴影中的现实，他饮酒吟诗、诵读陶
渊明“酒能祛百病，菊为制颓龄”“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他在写作
中回到精神的“缘缘堂”，守在艺术的避难所。《暂时脱离尘世》是他的心
境之写真，他认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小说《旅宿》中的一段话，“我们喜爱
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人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他之读陶渊明，就是在“暂时脱离尘世”。说到吟诗饮酒，顺便带一笔，他
在1973 年3 月的信中曾记一琐事：“我每星期日到附近红房子吃西菜，吃点
菜，一只奶油鸡丝汤，一只烙鸡面，一盆杀拉，不到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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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英雄路》
列入“当代名家随笔丛书”的《大地散步》有一幅张承志的肖像插图，
这幅肖像带给我强烈的心灵震荡而又感到难以言说，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想
做的事就是重新阅读张承志的另外一部散文集，列入知识出版社《当代中国
作家随笔》丛书一种的《荒芜英雄路》。由柯灵先生作序言的这套丛书，是
90 年代散文丛书中上水准的，在这套丛书中，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也可
圈可点。在此之前，我和其他文学界的朋友一样，更多关注的是张承志的小
说，并且在他身上寄托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梦想。我读到了但并没有
看重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列入作家出版社“四季文丛”的《绿风土》。张承
志在《荒芜英雄路》的《作者自白》中说：“回忆起来，这本随笔集以前的
我，弱似一片枯叶却经历了思想的许多巨浪狂风，甚至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
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我不十分赞同这句话的后半句，但我确实认
为这本随笔集是张承志思想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而它又始终是和9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这一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张承志在听着1993 年的钟摆
声时，不能预知自己的思想会走到哪里；无疑，他后来又走了一程，但他的
起点和思想的基本轮廓则是《荒芜英雄路》。本书编者作的内容提要说：“全
书辑入作家近年来创作的随笔40 篇，旨在反映他近几年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背
景。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煎熬，化成了《荒芜英雄路》、《芳草野草》等篇
章；出自生命对自然的感应和作家内心迸发出的呼唤，《心灵模式》、《神
不在异国》等充满力度的文字就极具穿透力。作家毅然走出世俗，走出虚荣，
走入茫茫的黄土和广阔的天地间，在理性和情感的冲撞下，抖出一个活生生
的灵魂。”这是理解张承志和《荒芜英雄路》的一个角度。那么，其“旨”
究竟在哪里呢？我以为，不在反映他近几年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背景，而在强
化作家自己独立地做人，独立地思考、创造和战斗的声音，或者说是表现他
意在“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思想呐喊。张承志对他的周边状态和背景不
无情绪化的否定，对现实状况因果关系的揭示也甚至有本末倒置的倾向，对
终极关怀途径的选择也未超越历史的预设，等等，这些都使张承志和他的思
想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现在虽几近疲倦式的平静，但深究下去依然
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我自己而言，“荒芜英雄路”的描述与我视界中的“背
景”无甚大的差异。当然，我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并不意味着用“英雄”或
“英雄性”对转型中的当下进行“完全”“填充”。具体说，张承志要重走
荒芜了的英雄路，文集的全部意义也许就在于：“用一本记录终止自己，并
且静静地整理好行装准备再上旅途，是太幸运了。旅人一词的分量在于这旅
途无止无尽，和命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总是面临这跋涉的压力，总是思
考着各种大命题，思考着怎样活得美和战胜污脏。对于自己在思想、文学、
以及同时代人中保持的这个位置，我开始重视和自以为荣。”（《荒芜英雄
路？作者自白》）在以前的旧作中，他“曾经独自与下述命题相遇：时代、
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
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张承志检讨自己“在许多大命题上我都自嘲般
放弃了前卫意识，用几个句子或几个段落一划而过”，在90 年代初张承志意
识到大命题和小命题都不应当一划而过，应该再接触它们一遍，并且采用了
“呐喊”的方式：“我不认为重新回到这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思想的悲剧
是它首次问世时缺乏传播，而它的前卫性又太忌讳重复自己。宣言是呐喊，
而且是有强度的呐喊。不应该过于看重习惯哪怕是高贵的习惯——只要你握
着思想的意义。”张承志躁动不安地发出了他的“强音”，他向别人挑战也
事实上向自己挑战。张承志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他带着这个时代的局限
向这个时代挑战，由此而引发的争论甚至无法说究竟谁“战胜”了谁。而走
向90 年代的散文界，张承志的出现使散文再次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小
命题相遇，这是重要的；他对生命的辉煌造境，他的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和
呐喊的句式与节奏，对贫弱的散文是一次良性的刺激。
《好运设计》
史铁生是小说家不是散文家，但他有比散文家写得好的散文，譬如：《我
与地坛》。我曾经戏言，如果出一本20 世纪中国散文经典选》之类的书，有
的作家入选了将是遗憾，有的作家被疏漏了也将是遗憾，譬如史铁生就不能
遗漏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年3 月出版的史铁生散文集《好运设计》是对
散文理论家的一次提醒。史铁生散文出现在现世的空白处，出现在时尚不屑
的领域。他静穆而无浊气，当下的文坛太混浊了；他有力但并不喧哗，当下
的文坛太喧闹了。他在90 年代文学中的这一位置，使我想起韩少功《灵魂的
声音》对他的描述和理解：“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
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
而是以个体的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
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
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
命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
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的通透不是来自拒绝，
而是在人类生存困境之中对人类生存困境以理解和超越的结果。《好运设计》
始终在对人类困境的体验中言说生命，以“生命感”代替了“现实感”从而
使散文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接近于作家的心灵、人格和生命本源。于是，“命
运的无常”和“心之家园”的无限和谐而成纯静的诗美。在这样的过程中，
史铁生确立了自我在文本中的真实存在。《我与地坛》、《随笔十三》、《关
于生》、《关于死》、《好运设计》、《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等文章，也
就基本实现了他自己的期待：“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
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
其中，《我与地坛》的文体属性还留有争议。有人把它当作小说。我说这是
个美丽的错误。也许，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文体之于《我与地坛》并不紧要。
文体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摆脱语言对人的束缚。近年来，人们常常议论在
众多的场景中，知识分子“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