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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多可笑！似乎我第一次用“男人”两个字来定义我的丈夫和儿子。这些年来，我始终把秦磊看成我的丈夫、把秦庾看成我的儿子，差不多忘记了，他们首先是男人，他们之间的争端，是男人的争端。我可以理解秦磊，我懂他做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我甚至奇怪他早几天怎么没发作；我知道，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伤害，看到自己的儿子对他不重视，他生气，真的生气。但我不太明白秦庾，不明白他究竟因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愤怒、这么冤枉、这么孤独和偏执——在这件事里，究竟有哪一点，他是做对了的？我作为母亲，除了可以给他一点关心和同情之外，无法给他半分的理解。我尝试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事；他没有正视我，而是低下了头——他体会到了我的关心和同情，但是拒绝理解。他低头，并不表示屈服——早在他很小的时候，他逃过几次课，当我们询问他原因时，他就低下头，一开始我们以为他知错了，谁知不久他又故技重演，后来他到底怎么会变乖的，我到现在还拿不准。我把他送进房间，他顺从地进去了，可是，就在我打算出去的一刹那，他猛地抬起了头，望定我，脸部由于一阵突如其来的怨愤扭曲得几乎变了形——他这种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但他只张了张嘴，结果什么也没说。
这是报应。他长那么大，我们没为他操半分心，最近，他却已经让我们操透了心——这还远远不够。在儿子身上，我们是真正的无知。
洗完碗，走出厨房，我看到昏黄的灯下，秦磊独自一个人坐着，左手放在桌上，原本搭住的饭碗早被我拿走了，右手遮盖着膝头——我很高兴他不再攥紧拳头了。我站在他背后，细细地打量着他：他穿的是我买给他的竖条衬衫，把袖子挽起来露出了小臂（我最喜欢他这种穿法，显得长身玉立，非常好看），只是现在，他弯腰弓背，完全地静止着、静止着——这是我的丈夫，那么孤独无助的一个父亲。他生气时，我有些怕，但现在，他在伤心，我懂得怎样让他好受一点。我看看对面的墙壁——他的身体投影在墙上，巨大、灰色，僵直的动作在这种放大下显得夸张，这灰影几乎是在笼罩他、窒息他、吞噬他，而他那么孤独无助。我走过去，蹲在他的身旁，抓起他搁在膝头的右手——虽然我的手不够大，但是多年的默契给予我驾驭的能力。我明白现在不是谈论我们两个的时候——自从知道秦庾受了处分，我们差不多再没谈论过两人的事情——但是，仅仅这样握着手，保持住这一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维系，就是一分熨帖的安慰。他掉过头来，勉强笑了笑。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你是我最熟悉的、一直爱着的男人，那里，是我们深爱和关心的儿子。
真的。我常常说这句话：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他真是我们两个的儿子吗？
这些天来，我始终在问自己这句话。我问这句话问得人都快傻掉了。在这以前，我过得很快活，我有丈夫、有儿子、有稳定的工作，我当了护士长，我四十七岁，可是买衣服仍然很方便——我觉得一个女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就属于大逆不道了。但是，自从那天接听了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开始怀疑。这种情形就好比有一天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天空到处布满了裂缝——我所坚信万年不倒的天空马上就要倾覆了，但我还无法知道在那上头是些什么。我保存了大半生的信念已在瓦解，而新的信念还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我走路都开始头重脚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错问题。假如这仅仅是儿子的过错，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听候发落。可怕的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没有告诉我们——这就不仅仅是他的过错了。秦磊在教育孩子方面相当固执，简直有点刚愎自用，他总是主张给孩子足够的自由、足够的权利，以培养他的独立人格。我承认，在秦磊提出“自由”、“权利”、“人格”、“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之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这码事，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爱儿子，我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所有的想法。我生他时，秦磊气定神闲地在查病房，可以说我是由儿子陪着生出了儿子；当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让他不懂得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痛苦——这当然是我一相情愿的想法。后来秦磊用他那一套去养育儿子，我也跟在他后面，给儿子自由、给儿子权利，给儿子所有他爸爸认为可以造就他独立人格的东西，有时去朋友家串门，看到他们的孩子每天必须坐在琴凳上两个小时，反复地练琴，或者握住硕大无朋的毛笔一遍遍练字练画，或者被逼着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无穷无尽的数目字，我就真心地为自己什么都不会、除了“独立人格”之外无一是处的儿子感到得意——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儿子比什么都强。现在我只怕，从前我们误解了他，我只怕快乐的不过是我们自己。
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秦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上些什么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几楼，我不知道常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嗓音清甜的女孩子是谁，我不知道他整天在想些什么，我甚至刚刚发现他长了胡子！我怕承认这一点：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口口声声说着爱我惟一的儿子，可我对他的关心还不如对自己体形的关心多。我不清楚其他母亲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其他母亲有没有想去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几分跟自己相像——我觉得秦庾根本不像我，也看不出哪里像他爸爸。这难道不可怕吗？我们为他准备了这个家庭帮他面对整个世界，为了他的快乐，我们挖空心思地给他自由、权利，给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全部条件——到头来发现，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不带一丝父母的痕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做过什么事，让他难以忘怀吗？我们说过什么话，对他的人生有启发吗？我们爱他，可我们有过什么行动，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吗？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我的同事小林，连他儿子哪个手指甲盖上有虫斑都说得丝毫不差——可我有多少时间没有碰过儿子的手指头了？做母亲的做到这个地步，我刚刚发现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一个不敢确认自己儿子是自己儿子的母亲，难道不是枉做了一回母亲吗？
有几次，我试着跟秦磊说起这些想法。不知是我没说好，还是什么，他听了之后，满脸的退缩和拒绝。他的信念比我的坚定多了，从今晚他的表现看来，他是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可要是来问我，要是时间能倒转，我宁愿做一个最传统、最保守、最不尊重孩子权利和自由的母亲，只要儿子看起来像我，只要我能知道他的一切。
第四章 三口之家秦庾
我养过的那只猫——叫“针筒”的猫，冬天喜欢趴在我的膝头睡觉。我在家里过寒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就这么坐着，让针筒趴在膝头幸福地睡。我把手放在它蜷缩起来的身上——就是后腿前面一点——明显地感觉到它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它的气似乎很长。我再把手放到自己肚子上，却感觉不到有什么起伏，当时我一阵害怕，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其实我不大明白，像针筒那样的猫们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没有意义：针筒从来没有抓过老鼠——我猜想它根本不清楚老鼠是什么样子，假如用是否知道老鼠的样子来判断一只猫的话，那我比它更像猫；而其他在家里养猫的同学也没见过他们的猫抓老鼠；对它们来说，生命的第一大意义大概是睡觉，早也睡，晚也睡，冬天找暖和的地方睡，夏天找凉快的地方睡，睡完醒来，弓弓背打个哈欠，悠悠地衔条小鱼吃，接着再睡；偶尔它们也玩：它们可以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半天，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企图将一根高悬的绳圈什么的碎尸万段——反正猫的生命目的尽在于此，而且我看针筒那样子，它幸福极了、满意极了，它“呼噜呼噜”打着瞌睡，活像个骄傲的皇帝。
我想着，要是人能够有猫这样的觉悟，那世界就会适合生存得多——可惜人没有这种觉悟。比方我这个傻啦吧唧的倒霉蛋，这会儿几乎连家都待不下去。
天已经晚了，很晚很晚，窗外不知何时还下起了倒霉的雨。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时爸爸深夜被叫出去给他上亿个病人做手术，妈妈就不睡了，要么陪爸爸去医院，要么坐在卧室里看杂志——我知道这些，因为小时候我睡得不大沉，而他们两个人睡眼惺忪地翻衬衣、翻袜子时又老弄出接二连三的响动来。有一天晚上，爸爸被医院叫出去的时候在下大雨，隔三差五地还打雷闪电，我被他俩找东西和讨论的声音弄得醒了一下，就又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好几个小时——我被人一阵推搡，不快地醒过来，蒙蒙眬眬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说：“秦庾？秦庾……”说老实话，我不情愿被吵醒，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梦，梦里跟窗外一样：下雨、刮风、打雷、闪电——于是我闭着眼，哼哼了一声，只听妈妈说：“秦庾你要紧吗？打雷怕不怕？要不要来和妈妈睡？”我伸手往下巴那儿搔了搔，迷迷糊糊又哼哼一声，表示不用，屁事不管，打算继续做梦。我猜想，她大概回卧室去了。可是紧跟着，“哗啦啦”一声炸雷，我也不清楚是梦里的雷还是窗外的雷，只隐隐约约觉得眼皮外面光明了一瞬，接着又被人一阵猛推猛搡——看样子我是非睁眼不可了，要不然妈妈决不会让我安生。睁眼一看，就看见妈妈的脸，床头灯在她身后亮着，勾勒出她面孔的轮廓。可我背着光看不清她的鼻子眉毛，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眼白部分又清又亮。她两手握着我的肩膀，有些气喘似的问：“打雷怕不怕？”我摇头。“要不要上妈妈那儿？”我摇头。她顿了顿，还问：“真的不怕？”我望着她，望了一会儿，在床上坐起来——因为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点点头说：“行，我去和妈睡。”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所以要坐起来。妈妈咧嘴一笑，露出的牙齿在窗外的闪电照映下是蓝莹莹的，她牵着我的手，到隔壁大房间去。大房间里亮着床头灯，粉红色——是妈妈挑的粉红色灯罩，就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