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些人吃的苦究竟有多大，磨难究竟有多深，我想向您讲一个布列斯特的犹太小男孩罗曼·列文的故事。
列文一家并不是布列斯特当地人。他们是西白俄罗斯解放后由东部一个州迁来的。这一大家子人里头有祖父母、父母、小罗曼和十六岁的姐姐。父亲在布列斯特一家机关工作，母亲管家务，十岁的罗曼在学校上三年级。
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九四一年夏季跟往常是一样的，离国境不远的森林里，少先队夏令营人山人海，到处笑语喧声不绝于耳。
行军、游泳、游戏、夜晚的营火——一切仿佛还是同去年一样，那么愉快，那么有趣。但孩子们和辅导员们万万不会想到，在这个夏天，不是什么战争游戏，而是一场真正的可怕的战争在等待着他们。过不几天，边境森林中炽热的少先队营火就会变成隆隆作响的德国大炮喷出来的死亡烈焰。
夏令营离布列斯特很近，因此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孩子们倒是很快就被送进了城。罗曼回家之后没有见到父亲：战争一打响，他就赶赴前线参加工作，从此亲人们再没有见到他。
上午十时左右，一辆望眼欲穿的卡车开到列文家门口。上车的有好几家人。
街上炮弹在爆炸，传来了步枪的射击声，但汽车还是顺利地冲到城南，开上了通向莫斯科的公路。大家都以为这回算是得救了。忽然前方响起了自动步枪声；罗曼的祖父应声倒在了车厢里——他被打死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已被切断，希特勒匪帮在公路上设下了埋伏。
这样，列文一家又回到布列斯特。他们到家后埋葬了祖父，接着，饱尝辛酸和备受凌辱的日子开始了，一切美好光明的东西都成了过去，眼下的生活万般痛苦，看不到一丝希望。未来只能使人胆战心凉，人们清楚地预感到死神业已逼近，明天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希望。十岁的罗曼原来只知道自己是个苏联儿童、少先队员和学生，这会儿却突然了解到他还是个犹太人，因此可以对他凌辱欺侮，拳打脚踢，甚至要他的命而不受惩罚。他在占领军的报纸上、德国人及其走狗的语言中看到和听到了他们骂犹太人的侮辱性的语言，周围风传着对犹太人要实行血腥屠杀的凶讯。
罗曼的母亲认为，如果他们离城出走，情况将会比较安全，不久，他们还搬到扎宾卡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下来，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把罗曼带在身边，让女儿在邻近的村子里给人当帮工。只有奶奶他们没来得及带出来：布列斯特成立了犹太区，奶奶被关了进去，关进了用铁丝网隔开、由岗哨把守的街区。
村子里还有几个别的妇女，她们也带着孩子用罗曼和他妈妈住在一起。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指挥员、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家眷，如今他们全被称之为”东方人”。活儿又重又累，肚子经常半饥半饱，睡觉挤在木棚子里的一个大板铺上，不过日子总算能捱下去了，有时甚至还觉得生活似乎又上了轨道，好歹混得过去。总有一天自己人会回来的。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天，一切全变了样。报纸上又在为德军的胜利而大吹大擂，到处都在讲什么红军已惨遭失败，苏联眼看就要灭亡。后来，布列斯特传来了叫人心里直发毛的消——犹太区的人全被拖到城外枪毙了。罗曼的奶奶也在那儿遭了毒手。接着，全州城乡到处开始了迫害”东方人”的暴行：这些人一家一家全被杀光，不论是孩子、妇女还是老人。村里的人都躲了起来，谁也不敢声张，哆哆嗦嗦地等着厄运临头。
厄运临头的一天来到了。一天深夜，党卫军和警察包围了村子。
罗曼的母亲立刻明自：死到临头了。她对自己已不抱任何希望。她只想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把儿子救出虎口。在希特勒匪徒闯进木棚之前，她叫罗曼藏到了大板铺底下。孩子飞快地依了进去，蟋伏在一口皮箱后面。他听到大皮靴啪嗒啪嗒响过，妇女、孩子们吓得大叫，接着是警察刺耳的口令声、粗野的喝骂声，忽然，在这嘈杂之声中，传来母亲低沉而忧伤的声音：“永别了，我的孩子！”
接着所有的人都被带到门外，一个警察又把整幢房屋都检查了一遍，还朝板铺底下张望了两眼。但是没有发现躲在箱子后头的罗曼，于是转身走出门去。外面传来的呼喊之声渐渐远，变得沉寂了——党卫军和警察把人们带到了附近的林边。
这时孩子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打开窗户，跳到外面。他被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所驱使，撒腿便朝黑暗中飞奔，自己也搞不清要朝哪里跑，为什么要这样做。身后传来一阵阵凶狠激越的自动步枪声，仿佛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他身上狠狠地抽打，那是希特勒匪徒在干他们刽子手的勾当。
稍稍镇定后，他决定到邻村去找姐姐。
可是当他把姐姐从屋里叫出来，对她诉说了发生的情况之后，姐姐哭着对他说：“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在我们这儿也要被打死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快走，想办法逃命吧。朝东走，你是个小孩子，也许会有人可怜你的。”
孩子动身了。
这时正是秋天，秋雨连绵，路上的泥泞一陷多深。罗曼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无地安，他顺着小道和林中小径胡乱朝前走去。这么一个孱弱无助的小人儿，忽然成了孤零零的一个，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独自处于这样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大世界里。死神在他身后穷追不舍，仿佛在道路的每一个拐角上窥伺着他，在他一路上投宿的每一幢房子里等待着他，每一个同他邂逅相逢的人都可能是希特勒分子或者警察。罗曼学会了撒谎，他说自己是乌克兰人，胡乱编造了一个名字，不过他自己也清楚他有一个典型的犹太人面孔，他明白警察是信不过他的。
他尽量不进村子，随遇而安，饥不择食，时时刻刻担心逃不脱同警察相遇的厄运。两三天之后，这样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一个警察在离扎宾卡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他，仔细瞅瞅这孩子的脸，把他带走了。
他们来到扎宾卡，这是一个人们一听就毛骨惊然的地方：市郊各村的“东方人”正是拉到这里来的，大规模枪毙也是在这个镇外执行的。当他们来到扎宾卡区警察局长这整个边境区闻名的刽子手面前时，罗曼明白了：他的命算是交代了。
警察局长身旁正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模样很漂亮。警察把罗曼押来，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报告了这个被他扣留的孩子的情况。警察局长朝孩子斜看了两眼，为了装装样子，提了两三个问题，然后朝下属把手一挥。罗曼心里明白，这手势意味着他已是必死无疑。警察端起自动步枪朝小罗曼身上一捅，命令他往外走，不料坐在桌旁的女人叫住了他们。
她忽然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把这个男孩交给她，好帮她干点家务活。罗曼发现这个请求并不合乎局长的口胃，但女人总算没有遭到拒绝，他把警察一个人打发走了。
女人把罗曼带回家中。此人原来就是扎宾卡镇上的住户，是个波兰人，名叫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跟她住在一起的有个妹妹，还有个儿子马里安。马里安跟罗曼同岁。她可怜罗，把这孩子要来根本就不是为了给自己当小使，而是为了把他照顾大，她让罗曼跟儿子一道受教育。罗曼在这九死一生之际，出乎意料地来到这么一个人家，来到这么一个对自己亲切慈祥的女人身边。她在这无比艰难的时刻，在许多方面对他都起到了代替亡母和大姐姐的作用。
警察局长之所以能买布季舍夫斯卡娅的帐，说来也很简单：长期以来，她家一直住着一个重要的德国官员，他对女房东颇为照顾。弗罗丽亚有时也巧妙地利用他的这种支持。她从枪口下救出了几家“东方人”，不止一次帮助过落难的俄罗斯人。后来罗曼还发现，深更半夜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会见他的义母，她跟这些人单独在一起窃窃私语，他猜测布季舍夫斯卡娅大概是同游击队有联系。
枪毙人的事渐渐停止了。有消息说德国人在伏尔加河被打得一败涂地，报纸的腔调也收敛多了，原来苏军正在打击敌人。警察的气焰再也不象过去那么嚣张——看来他们也在考虑战争可能会有什么结局，想给自己留条退路。游击队员在四郊森林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积极。人们很快就要获得解放的希望又复活了，又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夏季，扎宾卡的居民们终于又听到前线传来的盼望已久的声息—一从遥远的东方，隐隐约约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时，罗曼·列文决定朝苏联进攻部队迎上去。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和马里安送他上了路。弗罗丽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告别时为孩子祝福，给他往脖子上戴上了一只银制的圆形圣母像。罗曼谢过救命恩人，告别了他们，不久穿过战线来到一个被苏军解放的村庄。
后来，整个布列斯特地区都解放了，这时他才知道，他走后不多日子，秘密警察就逮捕了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看来她同游击队的联系被德国人发现了。敌人把她带到布列斯特，在城市解放前夕杀害了她。
罗曼不久找到了他的父亲——他是在开战的头一天跟部队一起离开布列斯特的，至今还活着。孩子起初一直跟着父亲，十九岁时自立了，在敖德萨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又转到哈尔科，成了家，现在是哈尔科夫一家企业的俱乐部主任。他曾多方寻找，并于几年前十分幸运地找到了弗罗丽亚的儿子马里安·布季舍夫斯基。后者现在在华沙担任工程师。两个义兄弟如今常常通信，希望能有个见面重逢的机会。
在战后的岁月里，罗曼·列文的诗才崭露。现在他是乌克兰作家协会会员，写了不少诗作，还出了一本诗集，名叫《幸福的价值》，一九五八年出版于哈尔科夫。这本集子里有一首诗叫《圣母像章》。在结束我这段叙述的时候，我想把它转引在下面。这并不是由于这首诗有什么特殊的艺术成就（从那以后，罗曼·列文作为一个诗人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是把它看作某种诗体证明文件，看作是一个布列斯特孩子战时生活的诗体传记。
圣母像章
— —献给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
１
那时每天都有着一个昏暗的黎明……
从壕堑中爬起时还顶着星星，
孩子赤着双脚，抛别了家园，
沿着苦难重重的道路而行。
多少次他曾逃脱枪杀的命运，
在一个个波兰村漂泊不定。
死神隔着每条门缝窥伺着他，
纠缠着他让他时刻不得安宁。
人世上他的见识何其浅浅！
何处才是他生命之途的起点？
当战前之风吹拂于大地的时侯，
学校的板凳他才只坐过三年。
右侧是布列斯特灯火辉煌，
脚下是布格河在国境流淌。
少先队夏令营象一座小镇，
出现在国境地区的田野上。
入夜林鸟已不再鸣啼，
唯有月儿高挂在云端，
这时我们的笑语喧声，
越过了国界四外飞传。
对岸传来了笑语的回音，
那里笼罩着不祥的寂静。
也许人间最寂静的夜晚，
正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