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方奔走，终于请到季霍米罗夫院士给我丈夫看了一次病。他安慰我丈夫说，十四个月之后他的视力将有所恢复。对我却说，我的丈夫已不可能重见光明，让我把他带回去继续养伤。
我把他带回巴库，送进医院，他在那儿住了整整一年。我又接他出院回家，带他到敖德萨，想请费拉托夫教授看看，尽管我十分清楚，他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但为了安慰他，我牺牲了一切，把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了。
等我们到了敖德萨，却发现费拉托夫教授不在，到加格拉的乌克兰疗养院休养去了。我们又赶到那边。由于我带着所有的证件，我争取到费拉托夫给他检查的机会。
费拉托夫教授在检查过我丈夫的眼睛之后，立刻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我对费拉托夫教授说，我愿意献出一只眼睛来挽救我丈夫的一只眼睛，这样我们俩各有一只眼睛，也就都能看见了。
教授把两手搭在我和我丈夫的肩头，回答我说：‘要是有这个需要，我一定能为他找到一只别的眼睛。’又对我丈夫说：‘伊勃拉吉莫夫，现在你的眼睛就是你的妻子。你们彼此为了对方，应该好好活下去，要珍惜自己。科学在前进，不要丧失信心。’
后来我们告辞出来。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在加格拉哪怕小住它一个月。我们留下来了。每天我都要领他到海边去洗海水澡。
他原来是一个运动员，很喜欢游泳。但一个瞎子是难于辨别方向的。于是我买了条绳子，拴在他腰上，把他放进海里，手里捏着绳头。他只要一游得太远，我就拽拽绳子，让他知道该往回游了。这样我们试了有三、四天。
我很难描写自己的心情。丈夫在水里游，我坐在岸边哭。
一天，一位中校来到我面前说：‘这位女公民，我观察了您好几天了。请允许我天天陪您的丈夫洗海澡吧，以后别再把绳子带来了。’
我把他介绍给我丈夫，他们于是天天一块去洗澡。
我们在加格拉呆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到了巴库，我的丈夫这才开始学习过一个盲人的生活。
作为一个盲人，他生活了九年，可在这九年之中，他又从来不甘心过盲人的生活。他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常常神经病发作，于是我就只好也装腔作势，跟他演戏，什么东西都哄着他。假如他说这是黑的，尽管我明明知道那是白的，我也得说是黑的，为的只是给他一个安慰。他干不了体力劳动。我只好给他想出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让他做。我把一个口袋装上十六公斤沙子，放到他肩上，领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绕着桌子转。再不就由他扛着我们的女儿在房里走，这也得出我领着他。
我只是把我们两个人各自受到的痛苦向您说了一部分。他变得内向了，从不到剧院或者音乐会去。只有一次我带他去听贝布托夫的演唱会，当那位演唱家唱到《盲丐之歌》时，他一边听一边恨得把自己的衬衫撕成了条条，因为他看不见演唱者，看不见观众。
这一切对他、对他的心脏当然会产生不良后果。我尽量为他创造一切条件，好让他过上安静的生活。但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九年，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就在过节的前一天，由于心脏麻痹，他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就离开了人世。我最亲近的人在四十八岁上去世了。”
阿茜娅·古谢因扎杰在信的末尾请我帮她一个忙，请有关部门能在她丈夫的坟上为他立一块碑，安放一座胸像。
读起这封信来，嗓子不由得就要发紧。这是一篇悲怆壮烈的故事，它讲的是两个以充满人道的伟大情谊、爱和忠诚紧紧联成一体的生命。我不仅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帮助阿茜娅·古谢因扎杰，满足她那小小的请求，还想把她这激动人心的故事向尽可能多的人们讲述。我决定把她的来信编进我的一次关于寻找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的广播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月，当我在播音机前讲话的时候，我宣读了这封来信，接着又直接向她简短地说了几句：
“亲爱的、我深深尊敬的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我在广播中宣读了您的来信，为的是阿塞拜疆政府的同志们能听到它，好帮助您为您的丈夫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我之所以宣读它，还有另一个目的。我认为，您本人，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完全够得上生前就为您树立一座纪念碑。您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苏联妇女的真正的丰功伟绩。这是伟大的爱和友情的功绩，它毫不比伟大卫国战争英雄们的任何一个功绩逊色。对于一个英雄，一个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人民知道他，人民把他铭记在心头。我希望我国人民、我们的苏联妇女和姑娘们知道您的这种杰出的功绩，它无愧于一个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妻子的称号。我相信，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都会屏气凝神、噙着眼泪来收听您的这封信。我相信许多听众一定会想要给您写信，向您表示同情、友谊和感激，所以现在我把您的地址也向他们宣布一下：巴库，巴希哈诺夫街二栋三门三十六号。”
我的猜想果然应验了。广播第二天，巴库巴希哈诺夫街的住宅就收到了来信，而且与日俱增。给她写信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妇女，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信件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来自国外。
阿塞拜疆的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卫国战争英雄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和他的忠诚的妻子的文章和特写。作家彼得·西蒙诺夫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叫做《两颗心》，详述了这两夫妇的经历。
我的讲话播出后几天，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访问了阿茜娅·古谢因扎杰。不久，共和国政府又作出了决定。在伊勃拉吉莫夫出生和安葬的比尔加村，经当地学校师生提议，这所学校被批准以英雄的名字命名。有一条街道也冠以他的名字。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
“为表彰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同志对苏联军人、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解放布列斯特战斗的参加者、近卫军少校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自我献身行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向阿资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颁发荣誉证书。”
又过了十天之后，比尔加村举行了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纪念像揭幕典礼。出席典礼的有马什塔金区的居民、巴库各界人士代表、英雄的亲人和战友。人们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帷幕从高高的方尖碑顶轻轻飘落，国家奖金获得者富阿德·阿勃杜拉赫马诺夫创作的青铜浮雕呈现在人们眼前，上面是这位英雄军官的刚毅的面容。
金色的字体在大理石上镌刻着：“这里埋葬着阿塞拜疆人民勇敢的儿子、解放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参加者、近卫军少校阿里·库利·奥格拉·伊勃拉吉莫夫”，1908－1953”。
这就是阿塞拜疆妇女阿茜娅·古谢因扎杰同她已故的丈夫——伟大卫国战争英雄和布列斯特解放者之———的故事结局。
第十章 布列斯特上空的飞行撞击
在寻找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同保卫战参加者会见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这是一段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尚未载入伟大卫国战争的史册。
一九五四年秋，当我在埃里温同马捷沃相见面时，他给我讲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开战第一天布列斯特上空发生的空战。
这事大约发生在上午十时左右，当时要塞已被包围，激战正在进行，马捷沃相同他的战友们在里塞院内抗击着德军步兵的进攻。这时他们看到我国的几架驱逐机——那时它们被称为“海鸥”—一正在布列斯特上空同一队“梅塞施米特”式敌机进行空战。敌机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苏联飞行员战斗得异常顽强，打下了两三架敌机。这时空战已近尾声，突然，我方一架飞机急速朝一架“梅塞施米特”冲去，在空中同撞相应。两架飞机都燃起了大火，栽向地面不见了。
据马捷沃相说，无名飞行员的功勋使要塞保卫者深为激动。大家都认为这位英雄肯定已经牺牲，他那英勇的行动在无比困难的斗争中为大家增添了新的力量。
后来当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英雄时，不少人也是这场空战；的目击者，他们完全证实了马捷沃相所讲的事件。
在此之前认为，伟大卫国战争中第一次飞行撞击行动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当时共青团员飞行员彼得·哈里扎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要冲地带向敌机撞击，因此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现在看来这样的撞击行动在战争的头一天，甚至在头几个小时之内，在布列斯特空战中就发生了。确定这位无名飞行员的名字就成了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但当时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战争第一天，布列斯特地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敌人冲入了我国国土的纵深，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的功绩很可能被人忽略，更何况要在文件中有所记载呢。
幸亏我想错了。
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航校去演讲。这座航校有着光荣的历史，它的毕业生中有几十名苏联英雄。
在俱乐部大厅就座的有学员、教员和指挥员。我向他们讲述了布列斯特要塞的事件，由于下面坐的是飞行员，我自然也就提起了布列斯特地区的空中撞击，并遗憾地表示，这位英雄飞行员的名字我们也许将永远无法搞清了。
晚会结束后，航校的一位教官扎哈尔琴科少校在俱乐部休息室里走到我跟前。
“您可弄错了，”他笑着对我说，“您怎么会认为这位飞行员的名字谁也不知道呢？比方说我吧，就知道他。”
我想，你们会理解，当时我追问他的心清该是多么急切。
战前扎哈尔琴科还是个中尉，在第一二三驱逐机团工作，驻防在布列斯特附近的几个机场，保卫着这一地区的空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飞行员们同敌人的空军打了第一仗。
“大约在上午十时，”扎哈尔琴科少校说，“那是我方驱逐机第五次或第六次起飞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目击了一次空中撞击行动。一个飞行员——根据我的记忆，好象是航空大队长斯捷潘诺夫少校——一在战斗中打光了子弹，便向一架‘梅塞施米特’冲去。飞行员牺牲了，我们把他埋葬在机场上。”
至于别的情况，扎哈尔琴科少校就再也谈不出来了，不过这倒也已经足够了．他的证实给我提供了进一步寻找的可靠线索——部队的番号。回到莫斯科后，我跑到军事档案馆，找到了第一二三驱逐机团的文件。
那里保存着参谋人员编写的部队战斗史，我在其中发现了该团在布列斯特地区空战情况的描写。在至为简洁、寥寥数语的团史中，收有关于第一次空中撞击的记载。然而，这里却发现扎哈尔琴科少校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对我讲的事情都是十五年前的事情。第一，布列斯特上空进行撞击的不是斯捷潘诺夫，而是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