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显然非常失望，情绪受到了破坏。科米萨连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请问，等您的是谁？”他问加夫里洛夫。
他茫然不解地朝这个不知为什么好多管闲事的大胡子瞅了一眼。
“是一个朋友……”他心情懊丧地把手一样说。
“是不是叫科斯佳？”科米萨连科顽皮地问。
“是的，是的！”加夫里洛夫突然来了精神。“您认识他吗？他在哪儿？”
“在这儿。”
“这儿是哪儿？请告诉我，他在哪儿？”加夫里洛夫急不可耐地要求。
“他就在这儿！”科米萨连科好容易憋住笑，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胸脯。
加夫里洛夫神色沮丧地又打量了他—眼，稍稍向前一倾，凝神朝大胡子那张笑眯眯的脸瞅了两眼，缓步走了过来。
“不可能……”他低声嘟哝。忽然命令道：“喂，把胡子挡上！它真讨厌！”
科米萨连科笑着用手掌遮住了胡子。加夫里洛夫立刻高兴地喊了一声“科斯佳！”，朝他扑了过去。他俩在宾馆的房间里一直坐到深夜，话还是说不够。
刚巧也正是在这几天，哈尔科夫还出了另外一场科米萨连科的两个同团战友相会的有趣的事。
谢尔盖·杰明是哈尔科夫一家建筑企业的机械师，战前他也是四十四团的小汽车司机。当科米萨连科去修车或者休假的时候，他就代替科米萨连科给加夫里洛夫开车。这两个司机当然都是好朋友。杰明的另外一个要好朋友是团里的图书管理员尼古拉·别洛乌索夫。这是个长相标致、身材匀称的黑头发小伙子，晚上一有空闲，他俩总在一块儿闲扯。
不过，别洛乌索夫晚上有工夫的时候并不多。几乎所有空余时间他都用在了俱乐部里，他在戏剧小组一直是台柱子。他幻想有朝一日能到剧团去工作，朋友们都管他叫“小戏子科尔卡”。
杰明和别洛乌索夫一道在要塞服役。又一道在贝特科上尉的队伍里战斗。在防卫战的最后几天他们彼此失去了联系，被俘的时间各不相同，也没有再见过面。
十六年后的一个星期天，谢尔盖·杰明正在哈尔科夫的中心广场捷维列夫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着，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很面熟。他加快了脚步，几乎把那人赶了过去，然后又从侧面
兜了半圈，瞅瞅他的脸。没问题，正是尼古拉·别洛乌索夫。模样儿几乎一点没变，只是成熟了，长得还是那么漂亮，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一根白的没有。
杰明稍稍放慢了脚步，混进了别洛乌索夫身后的人群，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小戏子科尔卡”，便在人群身后躲了起来。
别洛乌索夫猛地停住脚步，惊奇地朝四面看看，没有发现杰明。他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便又朝前走去。这时二次听到了宝里宝气快活的声音：“小戏子科尔卡！
这回杰明躲不及了。别洛乌索夫在人群中发现了他那张笑容满面的脸，立刻把朋友认了出来：“谢尔盖！杰明！……从哪儿来？”
他们俩高兴得哈哈大笑，拍打着对方的脊背，当着好奇的路人立刻在广场上拥抱起来。
后来才知道，‘小戏子科尔卡”这个绰号如今已是名副其实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别洛乌索夫现在不仅是“小戏子”，而且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功勋演员，是奥尔洛夫剧院的台柱，这些日子是到哈尔科夫来巡回演出的。当天晚上，杰明同好多哈尔科夫人一道在座无虚席的剧院大厅里为自己的朋友和战友的演技大鼓其掌。
这次会面的情况是谢尔盖／杰明对我讲的。在罗斯托夫之行后的几天，我到了哈尔科夫。看来，这座城市里的“卫戍部队”数量也相当可观，而且还有一个“来自布列斯特的孩子”——诗人罗曼·列文。他在哈尔科夫的晚会上朗诵了他的《像章》和献给布列斯特保卫战参加者战后重逢的新诗《谁说英雄不会哭泣》，并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按着，在扎波罗什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在鲁干斯克和矿都顿涅茨克——一座被矿井和煤矸石包围的城市——都举行了会见。来自顿涅茨州各地的七名要塞保卫者一致决定，今后他们在胜利日每年都要聚会一次——轮流在各家同家人一道举行。头一年这样的聚会是在捷尔任斯基区诺夫戈罗德镇举行的。原四十四团训练班学员伊万·连科在那边的阿尔焦姆矿上担任工长。全矿职工加上党政领导和工会组织都参加了英雄们的这次会见。从顿涅茨的布列斯特老战士在盛会之后给我寄来的照片来看，这次会见组织得颇带矿山上那种豪迈的好客之风。花园里摆上了长长的餐桌，席间整整一天都洋溢着充满友情的热烈欢快气氛。
在沿伏尔加河旅行的时候，我在萨拉托夫和重建的英雄城伏尔加格勒都同要塞保卫者见了面。居住在伏尔加格勒的布列斯特保卫战参加者维克多·亚古波夫老师和汽车司机约瑟夫·科索夫引导我游览了这座城市中许多值得纪念的地方。在阿斯特拉罕聚会的有五名要塞英雄，其中之一是米哈伊尔·沃罗年科，他当年担任过加夫里洛夫团里的副教导员，如今是失去了双腿的残废人。他来自遥远的马尔菲诺村，该村位于该州的腹地。不管这次旅行对他来说有多么不方便，但是一旦得知这是布列斯特保卫者聚会，他便要求务必把他送到阿斯特拉罕去。集体农庄让他坐进卡车驾驶室，把他送到了目的地。他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同志们每次都用手把他抬上了台。
高尔基和雅罗斯拉夫尔，沃罗涅日和奥廖尔，唐波夫和勃良斯克，加里宁和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莫吉廖夫——保卫战的参加者们到处都有旧友新交，他们在工厂和农庄、大学和中学、俱乐部和部队参加各种活动。这次连续几个月的旅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那就是几十个笔记本记满了要塞保卫者的回忆。最后一站是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那里不仅举行了当地“布列斯特老战士卫戍部队”的集会，还举行了向要塞英雄、布列斯特游击联队的游击爆破手费奥多尔·茹拉夫廖夫颁发卫国战争勋章的隆重授勋仪式。茹拉夫廖夭患过严重的心脏病，不久前才刚刚康复。授勋仪式是在他家里举行的，同时还举行了一次宴会，参加者有要塞保卫战战友、现在的同事和武装部代表。这位曾颠覆过许多列希特勒军车的勇敢的游击队员并不是第一次接受战斗勋章。但这枚勋章是因布列斯特保卫战而获得的，对他来说就特别可贵，因为对于那些在要塞力战斗过的人来说，那次保卫战的悲惨的日子将永远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最珍贵、最亲切、最沉痛的怀念，也是人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光荣的一页。
第十二章 唐波夫“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关于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中的唐波夫老乡，这里有必要单独谈上一谈。这支“卫戍部队”的故事同一位妇女密切相连，难怪唐波夫市和唐波夫州的保卫战参加者都把她叫做“妈妈”。
一九五六年，我接到唐波夫市的退休金领取者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克雷洛娃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讲了她自己的情况：孤苦伶订，疾病缠身，境况颇为凄凉。
战争一开始，她的独生子便在布列斯特附近阵亡。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的丈夫也上了前线，胜利后回来时身体全垮了，不久即去世。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是唐波夫某机关的会计。丈夫死后，工作成了她生活的唯一内容，只有在同事们当中她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具有完美价值的人。空荡荡的房间总是要勾起她对幸福的往日的回忆，于是她就尽量不在家里呆。
看来，命运之神早已决定对这个女人狠心到底了。她又患了重病，病魔经常使她卧床不起，起初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接着是一个月两个月。于是只好退休，离开单位，这对她又是一个新的打击。她不是住院就是在家里躺着，一病就是好久，只好什么事都求邻居帮忙，有时甚至会以为自己准会一病不起。一个一生中同人打惯了交道的人，根本就受不了这种孤独和无所事事，她觉得自己已彻底被生活所抛弃，谁也不需要她了。
她躺在病床上，听到了我关于布列斯特保卫战的广播讲话。这篇讲话深深打动了她，更何况十五年前她的爱子正是在布列斯特城下献出了生命。不久，当她病情稍有好转后，她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能不能在寻找布列斯特要塞英雄这件事上对您有所帮助呢？”她问。”我是多么希望还能为人们尽点力量啊。”
这时。有两名居住在唐波夫的要塞防卫战参加者对广播讲话有了反响。我把他们的地址寄给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请她去看望这两位，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再转寄给我。她立刻满足了我的这一要求，她的记录真同会计的帐目一样，准确无误，一丝不苟。
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就此止步。她自己又开始在唐波夫市和唐波夫州寻找别的要塞保卫者。原来这里还真住着不少过去的要塞保卫者，主要是三九三高炮独立营的战士，战前这个营主要是在唐波夫地区招兵。前面已经表过，这个营构成了加夫里洛夫少校指挥下进行防卫的东堡守军的核心力量。
在已经掌握的要塞保卫者的帮助下，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找到了他们的战友，而且还主动记下了他们的回忆，寄给了我。不久，唐波夫的布列斯特老战士人数已超过十名。这些人的遭遇一般都很不幸。其中有的在从俘虏营释放后很不公正地遭到了审判，前几年才刑满释放，至今仍未恢复名誉，心灵受到难以平复的创伤。有的则在战争中搞垮了身体，马上需要休息和治疗。还有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或者好长时间也申请不到救济金，再不就是需要得到物质上的帮助。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急这些人之所急，把他们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她成了替布列斯特要塞英雄办事的通讯员。
如今这位妇女不是今天跑州委，就是明天跑市委，再不就跑市苏维埃、市检察院、民政机关、武装部、市卫生局的各个机构。在她的努力之下，案件得到了复审，错判的人恢复了名誉；她为需要住宅的人争取到了新房；跑来了免费疗养的证件，办妥了贷款和退休金。一个孤身妇女在突然之间竟变成了一个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角色——她成了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在这个家庭里有着许多尖锐迫切的需求，有着几十件各种各样要去忙、要去办、要去推动的事情。唐波夫的要塞保卫者也果然都亲亲热热把她称做“我们的母亲”，不管是忧是喜，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谈，就象是跟亲生母亲谈一样。她成了这些人家里最亲近的人，成了他们家务事的好顾问、好参谋、好帮手。这回她再有病躺到床上，这些新朋友、新孩子和他们的妻子、母亲马上全都上门来了，空荡荡的房间马上又沸腾起来，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孤独，没人需要了。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就连病都渐渐消失了，如今她觉得自己身体好得多了。她很少躺在床上，住院的事也越来越少见，仿佛如今整天为别人的事奔忙反倒使病况大为减轻，病呀痛听什么的统统都被赶跑了。当身患羊癫风的保卫者、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