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6-觅渡:梁衡第一本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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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6-觅渡:梁衡第一本自选集-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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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情真是繁而亦简,简而却繁。说不准哪一个线头就能牵出一卷千尺彩练。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邓小平同志去世的1997年。现代出版社出了一本《邓小平与现代中国》,讲到小平同志首先肯定了中国农民创造的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书中收录了那张字据:我们分田到户,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并上缴公粮,这样做杀头坐牢也甘心。18个红手印赫然在目,深刺我心。去年,全国纪念改革开放20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起点》,洋洋25万言,是专门研究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就将小岗之事定为这场改革的起点。我如饥似渴细读一遍,10月里便专门到小岗村去作一访问。    
    小岗名岗,其实是一片平原,正处江淮之间,自古水旱灾害交替,百姓苦不堪言。但今日小岗已是大道朝天,新村一片。我努力想找回当年贫穷凋敝的影子,穿过迎街的新房,左拐右拐,终于找到两间残留的泥草房。我弯腰进去,一位老奶奶正在灶前烧火做饭,地上是大堆的花生藤蔓,上面还有一些未摘尽的籽粒。我蹲下身与老人聊天,顺便摘一粒花生剥开送到嘴里,说:“还没摘尽哩,烧掉多可惜。”老人说:“东西多了,瘪一点的就不要了,还不够工钱呢。”原来,这是一间炊房,她家早盖了新房,隔壁一个大院子,砖墙红瓦,院里有一大块菜地,十几株树,还停着一台拖拉机。进房里一看,更让我吃一惊,一辆摩托车明光锃亮,依墙而立。地上空啤酒瓶随意插置,堆满一箱。而墙角的麻袋已快堆到房梁。我捏一捏,是花生,再捏一袋,是大米。富了,农民已富得流油了,已从那个噩梦中醒过来了。我想找当年18户人秘密开会盟誓签字的那间旧房子,可惜早已拆掉了。这间旧房也是因为老人恋旧,舍不得拆,侥幸留了下来。我说千万要留下一两间,这是文物啊。我知道那张按有18个红手印的纸片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说了一会儿话,我拉着老人在草棚前照了一张相。    
    参观完旧房,我还想找一两个参加过盟誓夜会的旧人,可惜也很难找齐了,只找到一位叫严金昌的,就在他家的新房大厅里扯开家常。八仙桌上是一大盆花生,还有茶和烟。我脑子里还是转着那个老问题:包干种地,难道就像造反闹革命一样严重吗?满屋人有参加过当年签字的老农,有陪我来的县委干部,有当年的乡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大家七嘴八舌痛说往事。严金昌说:“你不知道,那时我们有多穷。一年打的粮只够吃3个月,一过10月,人们就出去讨饭。上面年年都派工作队,每家住一人,就这样地里还是不打粮。”我听着想起《起点》书中的一个情节,打倒“四人帮”后,万里到安徽走马上任,他下乡问贫,推开一个草棚子,见灶前草堆里坐着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和她们拉话,她们总是不起身,说了一会儿话,村干部劝万里走,原来她们没有裤子穿,正埋在灶前草堆里取暖。这位新书记立即心酸难忍,泪流如麻。他长叹一声:我们何以对得住老区的父老百姓。我说,有这种事吗?他们说,毫不夸张,那时一家人一床被,大姑娘没裤子穿是常有的事。严金昌说:“那时,一说分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要坐牢的,可是当年穷得已经只剩下一个死了,只想分开干一季算一季,吃一口算一口,死也是个饱肚子。干部坐牢,我们送饭,他们的孩子我们供养到18岁。”我不觉凛然打了一个寒噤,我这个自认为了解农村的人,真不知道那些年“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时候,却有不少地方已经走到这个绝境。大家听着沉浸到20多年前茅屋油灯,风卷柴门,那个庄严神圣的时刻。新房大厅里静悄悄地,惟闻记者笔录的沙沙声,和谁偶尔捏碎一粒花生壳的清脆响声。烟火明灭,香烟缭绕。我急切地问:“结果呢?”严金昌一下子激动地站起来,其他人也都轰然齐说:“结果,当年产粮13万,相当于5年产量的总和,油料三万五,相当于20年产量的总和,并且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这后来,却是公社、县里来批资本主义单干风,左批右压,撤职、扣化肥、扣种子,但是小岗人死也不后退,铁心包到底。能有什么比饿肚子更可怕的呢?一旦找到了一条能救人活命的办法,又怎么肯丢掉呢!    
    正当农民和他们的顶头上司相持不下时,1979年,邓小平登上了黄山之巅,他对万里说:“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千方百计,先让农民富起来!”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风从黄山来,雷起江淮地。它的意义不亚于3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振臂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它标志着成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字面纠缠,甩脱空想,要一心发展生产力。中国老百姓要一心过日子了。    
    从村里出来,我们一伙人心里沉甸甸、热乎乎的。窗外,秋风送着稻香,收获后的田野里退去深绿露出诚实的土黄。远处绿树间闪过一排排新房的屋顶。我想,那些年是政府不想让老百姓吃饱吗?不是,它每年又发贷款,又发救济,又派工作队,像小岗村,甚至一家派住一人,还一块儿劳动,但是农民并不感激,反而盟誓画押,搞地下活动。政府要是个血肉之躯,一定要捶胸跺脚,痛心疾首。“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政府何求呢?确实没有。那几年我正在北方一个县里工作,县政府住的是平房土院,全县只有一辆老式吉普车,干部穿补丁衣服,一身泥,一身水。冬日下乡,和农民一起挖土平地,大风吹得帽檐朝后,人张不开嘴。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什么贪欲。但是我们“忧心”太多,那时,常年下乡指导,半夜半夜地开会,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规划,培养典型,讲阶级斗争,搞大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恨不能手把手地教农民种地,苦口婆心地对农民讲共同富裕,讲美丽纯洁的社会主义。就像家长替子女包办前程,自以为设计了一套最好的方案,处处指点,又时时督促,但是孩子并不感激,感到只有痛苦、压抑,于是就逃学,就离家,就反抗。    
    在回县城的路上,有人建议我们就近去看一下朱元璋的皇城。我们一行中正好有一位地方志专家。汽车穿过收割后的田野,沿乡间土路前行,专家遥指远处的人家,说那边正是皇宫大殿的旧址,我们现已走在皇城的东西大道上了。我惊叹这城之大。他说:“共24条街,108坊,是北京故宫的一倍半。”原来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登基,这之前的1362年他先是决定定都在自己的家乡。共调集了100万民工,花了6年时间完成。朱元璋虽贵为皇帝,但总还脱不了农民出身,他不但要衣锦还乡,还要把皇城修在家门口。但这城修好之后却没有使用。后人猜测是有谋士提醒,此地处江淮之间,无险可守,不宜建都。朱皇帝随手一挥,也就作罢。但这一挥之间就是百万人6年的血汗啊。现在我们登上城南一座残留的城门,城砖上还清晰可见当年烧砖匠人的名字。远处衰草连天,旧时城郭依稀可辨,而近处,那沉重的明砖皇瓦已垒上谁家的猪圈短墙。有几处城墙已经塌成土堆,我小心地躲开荆棘枣刺在土堆上觅路,心想,这就是那方埋有百万民工的600多年前的黄土吗?


《觅渡》 第一部分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2)

    从皇城出来,我们又去看了朱元璋当年出家的龙兴寺和发家后为其父修的陵。朱从小家贫,曾讨饭,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小岗农民一样。一年大水,全家父母兄嫂四人皆亡,只剩元璋小儿,孑然一人,家里真是穷得死无葬身之地。一户人家舍他一块乱石岗,一捆高粱秆,三道草绳埋了亲人,便去寺上当小和尚。当和尚也是讨饭,不过换了说法叫“化缘”。化缘4年,天下大乱,郭子兴起兵,他就摔掉僧钵去当兵,时年19岁。当时也不过是为求个肚饱,想不到这一去倒走上了登基称帝的金光大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兴寺早已不是当年收留乞儿元璋的小庙,气宇轩昂,金碧辉煌。到朱家坟上一看,也不是那个高粱秆葬人的乱坟岗了。朱一称帝,就重修寺庙,加高祖坟。至今陵前还矗立着石人石兽32对。朱的父亲,这个老农民,600多年来在地下一定非常困惑。地面上施工的斧凿声,祭祀的喧闹声,仪仗的车马声,吵得他心烦难眠。他一定想,我现在一个人何用睡这么大的百亩坟场,哪用得了供桌上如山如峦的酒肉,要是当初能给我一分耕地,每天能吃上一个窝头,也就赛如神仙。    
    确实,历来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有一块种谷打粮的土地,这是农民的根,活命之根,是农民的保护神。小时,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村口都有一个土地庙,每家窑洞旁的墙上还要专挖出一个小神龛供土地爷。龛两侧每年春节要换一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他们的一切都靠这块黄土啊!所以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革命的目标。朱元璋一当皇帝就迁二万余户豪强离乡入京,逼他们让出土地。又鼓励农民认耕荒地,并承认其所有权。到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比洪武元年增加一倍,社会大大稳定。土地问题向来是维系民心、维系国家安危的基础,要不,为什么在皇宫旁还要用五色土建一个社稷坛呢?皇权至上,但对土地的膜拜哪一朝也不敢稍有疏忽。当农民有土地时就自给自足;没有土地时,就四方游走,卖力换饭;无处卖力就讨饭;连饭也讨不下去,便要铤而走险了。可以说,这几个阶段小岗农民都经历过了。当年盟誓画押的盟主,生产队副队长严俊昌,三个孩子,秋后全家外出,老婆孩子讨饭,他五尺汉子,实在张不开口,就到工地上找苦活干。冬天将至,没活了,又携妇将雏回村。秋风吹,黄叶落,明年路在何处呢?他一咬牙,夜深人静,邀集穷兄弟共盟山誓,那种悲壮的气氛真有点像当年陈胜吴广:“与其饿死,不如造反死。”但是与那些历史故事有本质的不同,这时小岗农民一还有土地,二没有贫富分化。可是农民为什么会这样不满呢?用当时一位省委领导同志的话说:“农民虽然有土地,但对土地已经失去了热情。”农民被公社这根绳子捆在土地上,出工不出力,“头遍哨子探头看,二遍哨子慢慢晃”。他们讨厌这许多的设计与摆布,讨厌这种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就像一个姑娘被捆起来,嫁给某一个男人,尽管是个好男人,还是过不下去。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包括他所处的生产关系。人不能超越这种关系,就像鱼不能跳出水域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历史上也曾有不少聪明人做过这种超越关系的试验,但都一一失败。有英国欧文、法国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有苏联的集体农庄试验,在中国曾有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有我们的人民公社试验。大约革命者一掌权之后都有一种急切的跃进心理,都急着要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无比的理想世界,并为这目标的实现设计出许多具体步骤。根据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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