ズ苌傧蛉饲闼撸率挂恍┡笥衙浅Ｈ衔易苁恰耙环缢场保∥叶林醒奔匆虻⒂谛词妥橹难Щ疃�1944年遭校方以“思想不良”开除，被迫流浪；考人大学后，又因写作，被诬为“文艺骗子沈从文”的集团，和袁可嘉、穆旦等一起被刊物公开点名批判，在校自然受到不明真象同学的误解和奚落；建国后，1955年，又因在大学时发表过评介绿原诗的文章，被疑为“胡风分子”，遭隔离、抄家和批斗；1957年反右时又被划“中右”，长期“内控使用”；1959年又因写歌颂彭总的诗而遭批判。从1959年到1963年的饥荒年代，我被三次下放部队基层，两次派去农村“社教”，说是“锻炼”，真是“过几年就来一次”；直到十年浩劫就更毋须说了。迎来拨乱反正的好年月，我的黄金岁月却已流逝，白发苍苍，身心俱损。但我仍然要说，有诗为伴我是幸福的。我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总想实现我过去长期梦寐以求而迄未得到的自由创作的生活。这正是我至今虽已进入暮年却仍不懈追求的动力之一。
写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要写出精品，不下决心、做艰苦的努力不行；同时，诗人也必须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沉湎于心灵、甘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写作虽是个体劳动，但却绝不是个人的事。这些都是我从很早就知道的。我是主张诗人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是对他的道德要求。诗人的劳动，诚然如布拉加说的：别问诗人是什么职业，这是对他的侮辱，如同问太阳和月亮从事什么职业一样，这也是对它们的侮辱。也正如希尼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无限的”，说得多么好啊！我从未想做诗人。我认为发生于任何诗人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总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诗人；我也从未想过以写诗来做吃饭的主业或晋升的阶梯。我只是觉得人活着总要做一些有益于人的事情。总要给人生活以乐趣和积极的影响。既然我从很早就对它有至死倾心的热爱，并选择了这条路，就无悔地走下去，不管成果如何，只要是怀着对诗的忠诚和刘‘美的高度自觉做了严肃认真地探求，这就够了。
张：五六十年代，您曾出版过《红花满山》、《静静的哨所》等许多部军旅诗集，这些诗在军内外影响很大，使您成为军旅诗的代表人物，至今仍有人称您为“军旅诗人”，您认为如何？
李：说我是军旅诗的代表人物，愧不敢当。部队过去，确实涌现了许多很有才华的优秀诗人，不少人至今仍活跃在诗坛上，为诗歌发展做出很多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称我为“军旅诗人”，大概是因为过去我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军事题材的诗作，再加上在部队工作，所以有这个叫法是很自然的。这是个光荣的称谓。其实，对称我什么，我从不在意。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在写部队题材作品的同时，还写了大量军外题材的作品，它们的数量远超过我写部队题材的作品。特别是从1988年离职至今，十五年间，我出版的16本书中，由于未再接触部队，就再没有写一首军旅诗了。若从我全部诗作的总量看，部队内容的诗约占三分之一。所以，如今要对一个诗人做整体论述，应阅读和研究他的全部作品，若只根据他的工作范围和部分作品作简单归类，然后据以评价，难免不够准确和全面。诗人不是球员，可以被某国、某个企业或某个俱乐部雇佣或买走。诗人是时代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他应当属于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在哪里工作，并不重要。
张：近些年来，您发表了大量西部诗歌，出版了多部表现西部风物、精神的诗集，您似乎没有参加“西部诗歌”的群体写作，但您的西部诗歌中却有大量精品流传，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我的另一个祖国》，《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一只山鹰的死》、《逆风飞行的鸟》等等，有些还曾获奖。能否谈谈您的西部诗歌创作呢？
李：谢谢你读了我许多诗作。
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去新疆，看到浩瀚无际的大西北，着实使我震惊。那时除感到祖国的辽阔苍凉外，就是深觉人民生活的艰辛、大自然的雄奇严酷以及悲壮的原生之美。我就想，以后我一定要重访这里，这里是产生唐边塞诗的地方，这里会教我生活和思考。以后，又有机会去西藏，西藏和新疆相比，有许多绝然不同之处，它的大自然，它冷峻的品格，它特殊的文化背景，它深奥神秘的色彩，使我迷惑甚至畏惧。尽管那时到新疆、西藏去，交通和生活都十分不便，冒了许多危险，吃了许多苦头，但却越发坚定了我以后要深入访问整个祖国西部地区的决心。我想对那里的自然、历史、哲学、宗教，生命和诗，作更深些的思考，并尽可能写点什么。从那以后，总觉西部高原的神奇和悲壮时时在诱惑着我，但“文革”浩劫，一过就是十年，我的这个愿望始终埋在心底，不敢示人。直到新时期来了，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我就想，我的宿愿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便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陆续访问了十几个省区，作了大量采访笔记。最多的省区去过七次，少的去过三次；每次居留的时间，长的近两个月，短的七八天。后来，便先后写出了《戈壁海》、《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祁连山寻梦》、《青海的地平线》、《贺兰山谷的回声》、《红土地之恋》、《漓江的微笑》、《黄土地上的蒲公英》、《黄土地情思》等几个大型组诗，加上以后零星修改完稿的共约300首，分别编进陆续出版的七本诗集小；现在有些诗在国外已有译本。
上个世纪末，祖国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我过去十多年里到过的那些地方，如今刀：始起步腾飞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至今，当时访问中曾接触到的一些人，有的还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告诉我一些那里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个人小小生命中的一个不算微小的工程。我对能实现这个愿望感到欣慰。但过去访问过的有的地方，至今还未能：写出或未能完全定稿，而生活已经大大前进了。我很想再创造条件尽可能努力完成它，并希望能比现在写出的有所超越。
张：在几乎没有边界的题材范围之内进行的您的诗歌写作，所拥有的是一种怎样富足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
李：我的笔的确接触了比较广泛的生活领域，写了不少各类题材、各种主题的诗作，这是因为我虽然是一个业余作者，但生活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不平凡的年代，使我必然要保持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把心灵的触须敏锐的伸向所感知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经历了人类史和民族史上大灾难的人，一个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不可能不对他所处的时代和时代的变化变得十分敏感。因此，在心理上，我尽可能保持着一个诗人所应具有的感受能力、直觉能力、洞察能力和激情。我有幸走过许多地方，从国内到国外，亲临了许多终生难以忘怀的场景：看到一个饱经磨难的古老民族奋起推翻旧世界的悲壮场面，看到火线上战士即将投入殊死厮杀的动人心魄的豪情，看到深山腹地解放已五十年却仍然衣衫褴褛、不得温饱的孩子们的眼睛，看到在时间和人们心灵褶皱里隐藏着那么多闪光的深刻美好的东西……怎能不使我浮想连翩、百感交集，怎能不使我把对生活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反思引向对终极的追问，这种强烈的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这种勃发性甚至近乎疯狂忘形的情绪状态，常使我久久寝食不安，迫使我不能不立即动手把它们写下来，这时我的笔尖犹如火山的喷口。当然创作时，我总是注意到力求使复杂的生活现象尽可能得到准确鲜明的表现。我不会闭门造车，无病呻吟，我的诗都是根据生活中原生的事实受到激发、心有所感、情有所动写出来的。每个诗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方式和写作习惯，我的习惯是，尽管这时写下的东西难免匆忙和粗糙，也尽管在生活面前常感到文字和艺术形式都失之于浅薄，软弱和难以为力，但它所保留的原始真情却是—卜分可贵的。写下后放一放，择机再作潜心的润饰和修改。有时由于工作关系，一直搁置很久始能定稿。但当我重新拾起它们时，我的心义会重新燃烧起来。当然，这时很可能使我对当时的感受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层的理解。因此我始终认为，没有生活激发的强烈冲动，艺术的创造不可能发生；而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和精心的艺术处理，就难免草率和粗疏。当然，诗人的创作激情是长期生活积累、情感体验、理性思考的结果。生活是生生不息的永远在自身的基础上以变化多姿的身影向前运动，诗人的创作也就由此获得永不枯竭的源泉，而诗人的艺术追求和发现也应是永无止境的。
张：您的诗歌写作在各个不同阶段，风格与艺术追求有哪些变化？在思想解放后期，我们注意到您的诗歌有了很大变化，更加贴近表现现代人的自我内心的真实，抒写人生旅程，使诗更内在，更深沉凝重，艺术手法也更丰富了。您是怎样认识和转变的？
李：作家的风格是作家在创作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艺术的个性特点。一个成熟的作家，总会从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上，追求属于自己而异于他人的独特艺术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在创作的各个环节、渗透在作品的许多因素之中。这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精神个性、思想人格、艺术素养、气质秉赋等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苏轼讲的“其文如其人”吧。
风雪山海关及其他
■ 李 瑛
母亲的遗像
墙上
母亲的遗像
已挂了三十年
仰望与俯首之间
都是疼痛
她比我年轻
她是我的母亲
三十年已不知多少次
母亲用粗糙的手
抚摸我的脸颊
歪着头看我
胖了？瘦了
当我向她倾诉
埋在心底的苦涩和委屈
她不再唤我的乳名
只凝重地抚着我的白发
并用她抱完柴禾之后的衣袖
擦着我缀在胡子上的泪滴
喃喃地轻声说
不要哭，不要哭
像儿时那样
只有母亲能感到我心底的隐痛
只有母亲能听见我心脏的跳动和哭声
我听见墙壁在炸响
恐龙化石
推土机喘着气
吐着黑烟
使劲推着，铲着
掘出一块恐龙的骨头
不说话的恐龙骸骨的化石
沿着风的巨大的曲线
我们曾无数次
从日出淌出的鲜血中寻找它
从早已遗忘的灰烬中寻找它
从山岫岩石的脊骨和肋骨间寻找它
从翅膀和尾鳍间寻找它
从雨林的血和成熟的风暴的漩涡中寻找它
趁地球旋转的轴没有锈蚀 趁我们所知上帝曾是它的近邻 便从教堂的塔尖、圆顶的清真寺和斗拱飞檐的
庙宇间寻找它
从经卷、神话和史诗中寻找它 从母亲的乳房和骨盆间寻找它 甚至从我们自己的身体 当含氟量断代和碳—14也无法帮助我们时 我们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