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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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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著，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层，又落一层，整个京城被白雪覆盖，从我家的阳台向下俯瞰，风把楼顶的积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车流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犹如摄影机升格后拍下的高速镜头，缓慢地移动着，令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忧伤。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带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想起的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她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到后来，她每次见到我都哭，但已经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无声干哭了。医生说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含着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母亲去世时，我在挽联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
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湖北佬不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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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徐老师还年轻。
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作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地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翻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作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1993年9月里的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