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秃蠡诹恕�
“郭普云平时跟家里有矛盾吗？”
“……什么矛盾？”
“他一个人住那边，很乱很脏……我觉得他是不是跟您……或者……”
“那是他自己闹的！他从来不和家里人说心里话。我们不知道他整天想什么，他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问，三十多岁的人了，自己完全可以管好自己，他自己不想好好过日子有什么办法……”
“他脾气很好。”
“你什么意思？”
“他好面子，您要用刚才那种口气批评他，他会受不了的……他跟您吵过嘴吗？”
“我是他母亲，该怎么批评他是我的事，做了错事就该批评……”
“他做了什么错事？”
老太太脸色苍白，班主任在背后扯我袖子，但我看到机会就在眼前，我得把它抓到手，不论自己将表现得多么愚蠢。
“大妈！普云做的错事跟他的死有关吗？他做了什么错事？”
“……我累了。班主任老师，请以后不要打扰我们，他爸爸身体不好，你们都知道，把菜篮子给我吧，我要上去了。”
“大妈，对不起您了！”
“别客气，我知道普云有许多朋友。家里待他一直很好，不信你们问问周围的邻居，你们可以随便敲开一家问一问……”
当然，这是完全用不着问的。
“普云……是个好孩子。”
老太太看看我，看看班主任，抱着一篮菜踱进了楼门。我们不怀疑老太太最后这句话。任何认识他并且有良心的人都会这么说。郭普云是个好孩子。这个评价的真理性是明摆着的。
对此表示不信任的只有他自己。他恶狠狠地把自己叫做小丑。
班主任惋惜那个被烧掉的笔记本，他一本正经地认为它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教材。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样充分地利用死者是否妥当，是否有悖人情。我比他强不了多少，也许更可鄙。我触了老太太的疼处，用郭普云缺乏照料的生活情景使她难堪。我还硬从她嘴里拽出一条线索，试图证明郭普云曾经做过难以被人接受的错事。我总感到，郭普云曾经十分狼狈地抗拒过一种来自异性的吸引力。与他和那位舞蹈教员的交往有别，这次朦胧的经历——很可能只是视觉上的心理上的经历——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罪恶感。
他的死离妹妹由东北归来半年多，离妹妹完婚刚好四个月。巧合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他七五年在与吴炎的艺术竞争中突然转入颓唐，那时距他父亲再婚恰好三年，这期间难道没有发生一些别的事情吗？他与众不同地淡视恋爱问题，当时已经表现得很突出了。
郭普云的朋友之一，那位兵工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对我讲过一件事。事情本身像笑话，但是他讲得很严肃。我也觉得这个笑话不简单，它的趣味非常深奥。
一九七六年春节前夕，休假的郭普云到菜市场办年货。售冻鸡的柜台前人多手杂，他抢到一只鸡之后便被挤到或主动撤到人群后边。他站了一会儿，这时有人揪住了他的胳膊，不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已经被粗暴地拥进了柜台后边的办公室。工人民兵们指责这个文弱书生企图偷窃一只三斤二两重的母鸡。
他们抓住了他！他跑不了了！说，为什么偷鸡？不说送你到派出所去！胜利的喧嚣压没了郭普云的申辩。他说他是准备去交款的，但没有人相信他。最后菜市场通知兵工厂保卫科来领人。
郭普云？
偷窃？
母鸡？
兵工厂没有谁认为这个指控可以成立。郭普云的饭票是公用饭票，谁都可以抽几张，想还就还不想还拉倒。他经常几十块几十块地周济修建队生活困难的老师傅，大都是白给。这样善良的好心人会偷一只不值一提的母鸡吗？真是笑话！
兵工厂说服了菜市场，事件总算平息了。但工人民兵们直到最后还在坚持自己的理由：他站的地方离门太近离柜台太远，他们以后见到这种人还是要抓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抓错过。他们是内行，他们十分清楚一个胆怯的偷窃者的种种表现。
兵工厂虽然保护了他，但他已经饱受了人格上的侮辱和打击。他一蹶不振，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来。
“他脸色惨白，人都傻了，谁劝也没用，以后我们都不跟他提这件事。”
“他肯定没有偷的意思？”
“那还用说么！”
“那他千嘛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老实人都这样！如果让大家呆在一问屋子里，假定找一个小偷，最先脸红的肯定是郭普云，哪怕他一根线毛也没拿过。老实人知道自己清白，所以连一点儿别人的怀疑都接受不了……这种人我见过许多。”
“如果他并不怎么清白呢？”
“别人不好说，但对郭普云我可以百分之百打保票，他是难得的好人！”
副主任对朋友的真挚爱戴令人感动。我也始终认为，像郭普云这种与人为善的人的确不多。但是必须面对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郭普云自杀前坚定不移地指称自己为小丑。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嘲，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喻，它带着深不可测的人性烙印，是对自身遭遇的绝望而明确的悲痛概括。
作为一个品德受到称赞的人，郭普云某些时刻恐怕难于正视自己内心与常人无异的边边角角。他的生理缺陷不会是器质性的，很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也不能怀疑他没有正常男人的正常欲望，直至三十六岁他的道德观都是纯粹的，他满足欲望的惟一手段只能是自渎。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许多科普小册子和青年卫生知识丛书都写得明白，它的副产品是思想上的自我谴责。郭普云为自娱付出的代价比别人更惨重，他拒绝与异性接触的时间太漫长了，而且他似乎被自己的欲望搞得无地自容。不论多么堂皇的人，在获得性愉悦时的种种失态与猥琐的人是相同的。那种不堪状对人的道貌岸然的确是一种讽刺，而且它的确类似于小丑儿的行为。大家同受七情六欲的制约，豁达的人随之任之，堕落的人更不以为然，而在郭普云看来却成了沉重的隐蔽的罪恶，更让他难堪的，恐怕是这种罪恶迫使他饥饿的思想产生许多企图和遐想。他在视觉上是否感受过异性身体无意的引诱呢？他屈服了吗？他的屈服被人发现了吗？
我绝对不承认他会偷窃。但是在菜市场大门与柜台之间恍惚片刻，那副拎着一只母鸡让人推推搡搡的样子，什么时候想起就什么时候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
联合大学分校二楼厕所的木头档板上有一句放肆的秽语，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很漂亮，显然出自有文化的开放的当代大学生之手。它精辟地表达了一种人生观，宣言似的炫耀了一种荒谬和坦率。佚名者写道：
“高尚了一天之后，不妨下流一下！”
聪明的年轻人为高尚和下流安排了这样的关系。虽然他在一天里未必高尚，但在试图下流一下的时候却没有掩盖，嘻皮笑脸地正视了自己。他知道这“一下”与高尚无关，并且认定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千真万确地属于“下流”。不知名的大学生活得不够严肃，但他肯定活得比较轻松。只要高尚和下流适度，这个王八蛋肯定会前途无量的。就是颠倒了高尚和下流的位置，他也不会像郭普云那样骂自己为小丑。郭普云的不幸在于他不能容忍灵魂角落里的一点点污斑，况且那污斑未必就是污斑。厕所便池里的东西一般来说也是人的腹腔里的东西，人就拖着这些东西在世界上走来走去，这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身上还有干净的血。
他却“小丑、小丑”地嘟囔着，把自己干掉了。不过，没有自杀的人脸皮都有相应的厚度。有些活得很自在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的双簧戏仍在没完没了地演下去。郭普云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但他显然不知道自己带走了什么。他的离去不会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大约也不会使这个世界更丑恶。它还是它原来的样子。
但是，人群里少了一个好人。
第八章
出事前五天，郭普云来看我，情绪很好，我爱人上街买了几盒冰激凌，我和他边吃边聊，话题扯得很远，他脸上的纱布有点儿脏，但粘得很牢固，我竭力不去看它。他敷衍了事地翻了翻我扔在沙发上的刊物，叹息他的诗再也写不成了。我说只要肯写总会写得成的，没有大成也有小成。
“人都要死了，还写什么写？”
他竟然冲我爱人笑了笑，很开朗的样子。他做作得有点儿让人讨厌了。
“你说死呀死的有上千遍了吧？”
“这次是真的！”
“就为这个？”
我恶毒地指了指他的脸，想讽刺他，因为和风细雨地劝慰他已经听不进去。果然，他立即抬手往脸上摸，身体烫了似的一抖。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劝我化妆，有人劝我找找土大夫，没用！但凡有一点儿办法我也不会……算啦！咱不谈这个。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前跟我商量好在后天陶然亭的全班聚会上见，又满不在乎地跟我爱人开玩笑：“大妹子瘦得可以！胃口不行吧？”把她说了个大红脸。郭普云走后，她断定他不会死，她觉得这个漂亮的小个子男人很乐观，也很幽默。
我多次设想，如果不用语言而用十几个大嘴巴打消他对死亡的迷恋，再大吼一声：“孬种！小丫头养的！”效果不知是否会好一些？他会醒过来吗？当然，如果耳光打后还是个死，那么打人的人就不啻于杀人犯了。可见我当时没有装模作样地揍他是对的。
陶然亭的聚会只到了二十几个人，许多同学没有来。郭普云也可以不来的，但他早早地等在公园门口，在整个游玩过程中活跃得几乎可以说是上窜下跳。我想，他是把这次活动当作他人生的告别式了。
我们租了六条船，由北岸向南岸冲刺，比赛的负者需在交船后于山坡的草地上表演节目。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挑选强壮的同伴登船，郭普云迟了一步，也可能是有意的，那条船除了他便是三个弱不禁风的女同学。班主任觉得不公平，想给他换个男的，他不干，女同学们叽叽喳喳地也不干。最后决定让他先划五十米，别的船稍后启动。
他划得很稳，船头笔直地切开水面。另外五条船待班主任一声令下便发疯般地追了上去。如果独船独桨他会保持相当的速度，在急迫的追逐之下他却慌乱了，水花儿时大时小，耳朵胀得紫红。第一条船刚刚超过他，他的船头便忽左忽右地摇摆起来。又一条船超过去，一个大嗓门儿快活地吼道：“郭普云，你小子今天输定了！”
我乘的那条船最后一个擦过他的桨边，他面朝船尾，额头和发梢上全是汗水，两眼全神贯注地盯着桨柄。对输赢不在乎的女士们尖叫着，用水撩我们。但郭普云似乎是想赢的，埋头挥桨的样子有些悲怆。
我向他打了个手势。他不明白。
“往回划……”
他苦笑了一下，对我提出的恶作剧不感兴趣。不久南岸的胜利者发出一阵惊呼，我回头一看，发觉他竟然真的那么做了。船头调转一百八十度，有趣的是，他还摘下一片桨叶示威似的朝胜利者们挥舞，大声嘲笑着：“你们中了鄙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