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才的进取心始终未泯。在积聚了少量资本后，江才远游清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资本愈积愈多。40岁时，江才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贾而好儒 亦贾亦儒
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
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历史上徽商均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在少数。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
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也包含着另外一种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多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自古至今，是相当普遍的。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许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其图除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办教育，创书院，因而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致使汤显祖发出“一出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之感叹。
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崇尚文化 以知识为力量
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与他们的尚文本性是分不开的。
“多才善贾”，自古皆然。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史玉柱，安徽怀远人，196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处筹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时间，他创办的巨人集团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长，资产已逾数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实体。他个人的财富估计10亿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轻、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强劲势头，震惊了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不可思议的“巨人现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最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
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依附官府“借资贵人”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借资贵人”，即直接贿赂官僚权贵；一是送自己家的子弟去读书做官。
“借资贵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结交左宗棠之例。左宗棠本不喜欢徽商，胡雪岩知此并不直接与其交涉，而是借捐军款和赈灾款来曲线取左宗棠的欢心，这样过了一段时日，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左宗棠官任督帅，亲自向皇上进奏折，频频为胡雪岩美言嘉奖。 胡雪岩也因此而得官，平步青云，成为中国的头号官商。
然而，毕竟投靠官僚权贵有着一定的弊端，若自己有人在朝中为官，则更加好得多。于是，徽商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私塾，输送资金捐办学校，培养众多子弟读书，其中“资质聪慧”者便让其参加科举，走向仕途，为宗族服务。一旦朝中有了自己的人，不仅使家族地位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为经商添了一道政治保护屏障。徽人子弟一旦为官，自然对家乡父老格外关照，提供诸多经商之便。子弟为官，对于形成一些行业的垄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堂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高效高利 注重群体效益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
徽商在拥有了一定资产以后，就已不再满足于一些微小的利润，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将“大富”作为自己的经商目标。
歙县商人黄莹在经营中，不屑贪求小利，而是“务存大体”，追求高效益和高利润。在高效益的观念支配下，徽州商人经常在分析市场形势和自身实力后，进行果断决策而后牟取暴利。好多徽州商人凭着果断的决策“厚积而速成”进而成为商业巨贾。
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润，徽州商人往往周游全国，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发展，哪个行业有利可图就经营哪个行业。歙县商人黄豹，少年家境贫寒。成年后辞别父母，挟资游荆襄南楚，但获利很少。见此，他便果断地从荆襄撤资转徙淮南从事盐业。结果，仅三年时间就由一个小商人变成一个富贾一方的巨商。
徽州商人吴氏也是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多次转徙，他经营过泉布，后来感到泉布利润不及盐利丰厚，又到浙江从事盐业，不久就成为江浙盐商的头领。当时盐业的利润以两淮为最，因为淮盐在当时产量最多、销地也最广，吴又将业务从浙江转到了淮南。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徽商程锁就曾因为家境贫寒而联合宗族“贤豪者”10人，各出资白银数百两，合伙经商。由于他们同心同德，苦心经营，最后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商人。
清末名闻远近的屯溪“同德仁”药店，就是由徽商程德容、邵运仁等合伙经营的。在这种群体观念下，徽商合伙经商、结帮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一人致富，一族受益。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仁心为质 诚信至上
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讲求“仁心”，追求高尚品质。
徽商多数人在商业竞争中，不贪心，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赚钱、求利、致富是商人的目标，但徽州商人往往痛恨那些趁人之危，玩弄伎俩的不公平交易。他们认为：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决不是一方盘剥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味贪图大利，敲诈顾客，虽然能够得来暂时的利益，但是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他在广东经营茶叶贸易，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康熙、乾隆年间的盐商吴鉼，“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就竭尽力量帮助他人。他不仅将“仁心”作为对自己经商的要求，而且将其作为“家训”传给子孙后代。
安徽休宁的商人吴鹏翔曾做胡椒生意，与人签约后买进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别出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中止双方契约。然而，吴鹏翔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他售而害人。
徽州商人汪源茂曾有一位朋友，以汪氏的名义将数百两银子存在一家店中生息。后朋友暴卒，店伙未悉其中原委，将银子本息交给了汪源茂。但汪源茂不肯受，招来朋友之子，将银两悉数还之。
詹谷，安徽人士，曾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该店主人是徽州人，后因年老归家，暂将店务全盘托付给詹谷。当时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交通梗塞，主人一去十年未返。等到战乱结束时，主人之子来到店中，詹谷立即将所有经营盈利的小册子交给主人之子，丝毫未贪。
清末徽商的顶尖人物胡雪岩以商进仕，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经商注重诚信，更加将徽商的声誉远扬各地。他曾在杭州开了一家胡庆余堂药店，以经营汤剂组片业务为主，该药店与北京同仁堂药店并驾齐驱，蜚声中外。该店将“忠诚不欺”作为立店之本，胡雪岩亲手撰就80字《戒欺铭》，该铭文被制为“戒欺匾”，挂在胡庆余堂药店里，以警示药店同仁在经营过程中恪守“以义取利”准则。为了将诚信不欺的经营方针落在实处，胡庆余堂药店在每年入伏头一天，免费向杭州市民供应大量药茶。这些药茶清凉解暑，当地老百姓纷纷前来饮用，经证实，这些药茶确实有很好的疗效，自此，慕名而至药堂者络绎不绝。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德才为本 任人唯贤
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
自古以来，许多贤哲之士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竞争。贾而好儒的徽商深谙此中道理，在任人方面很是慎重。
徽商选才，首先以德才为本。“仁德”是选人的首要条件。他们坚信，忠厚诚信，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仅能够在经营中“铢两不私”，更能与人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