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
历史上，浙江就出过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唐代时，温州和宁波都是有名的贸易港。
宋朝时期，宁波、杭州、温州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明清时代，政府禁止海贸，宁波、温州走私活跃。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浙江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江商人发挥其天生的经商意识，将其经商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浙江商人大批涌现，占据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场。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了171家，独占全国1/3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家，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00家，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小乡镇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浙江商人的足迹。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不畏艰险 勇于开拓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
浙江商人不甘心在狭小的家乡碌碌无为，他们不怕背井离乡，怕的是没有钱。他们没钱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赚点，有点钱的想到外面赚多一点。
浙江商人有着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以宁波人为例，光绪、宣统年间，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国民党统治结束的前夕，大批商人移居港、澳、台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克服了在异国他乡的种种困难，努力拼搏，历尽艰辛，开拓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其中有好多人在当地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在香港叱咤风云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即是浙江宁波人。包玉刚1946年曾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转营航运业。
20世纪50年代，香港和国际上普遍实行短期结算办法，即按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当时租金高，这种办法确能获利。但包先生居安思危，看到繁荣背后潜伏的危机，采用稳健的经营方式，以低租金，长期限合同，将船租给信誉卓著的大租户。
1975年，他组织了环球航运集团，当年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美誉。1981年，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有船达210艘，2100万吨位，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
环球航运集团除了在香港设立总公司外，还在百慕大、东京、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新加坡等地设立了20多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就在此时，包玉刚意识到两伊战争对油船运输的影响，便及早抽出资金转向香港地铁和隧道，并投巨资于国泰和港龙航空公司，出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以超长远的眼光，由海而陆而空，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香港十大财团之一。
浙江人不仅仅是到那些发达的城市去，他们甚至连被誉为“世界屋脊”的西藏，也要去闯一闯，找找商机。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久居江南的温州人生活于此，可见他们执着的创业精神和坚强的毅力。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因此，经常在各个行业中都有浙江商人的身影。如他们大胆开拓，从事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等。在这些行业中，浙江商人进行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浙江商人又将这些商业资本投资于产业，一步步走向商业上的成功。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商机敏捷 务实肯干
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
浙江温州商人因为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善贾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其实，无论是浙江哪个地方的商人，他们捕捉商机的能力都很强。他们凭借其敏感的商业意识，及时预测市场的变化，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及时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方针，在激烈的商战中披荆斩棘，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著名地产商浙籍人王宽诚就是一个很善于把握商机的人。1947年他初到香港时，香港经济萧条，地价暴跌，房地产不被看好。王宽诚经过认真分析，预料几年后香港经济必定复苏，于是，果断大胆地在新界购进大片土地，建造数十幢名为“海圆公寓”的高层住宅。
由于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渴望雇主上门薄利承包，所以“海圆公寓”造价很低。1949年，大批巨贾名人蜂拥香港，“海圆公寓”以极高的价格售出，王宽诚大赚了一把。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过了两天，他们提个装着有65万元巨款，但又脏兮兮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两位温州人看中的竟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
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两位温州人所建的出租房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路，上海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商品世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虽然门口闪烁的霓虹灯店名和广告依旧，柜台里面的营业员未变，可是，店铺或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改换了。经济学家称之为租赁、经营承包、联合、合股经营，这些新主人80％是温州人。
宁波商人善于把握商机，审时度势，从而在经营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40年代末期，浙江商人虞洽卿预料上海的繁荣地段会拓展到苏州河北，于是，事先在宝山路顺福里和海宁路东唐家弄等处购置大片地产。当时，那些地方人稀地偏，同行中有人见虞洽卿在如此荒僻的地方买地皮，大为不解。可事隔不久，政府果然把这里作为开发地段，这一带地价猛涨，虞洽卿坐收地利。
浙江人除了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商机以外，他们更务实重利。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正因为这个重视实利的观念，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个个是老板，他们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敢于从事别人不耻从事的“低下”的职业，他们乐观向上，生活态度积极洒脱。他们不辞辛苦，精明能干，从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行业起家，渐渐成为商界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浙江温州商人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干起，所以，他们除了江南人与生俱来的瘦小灵秀外，和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默默地做自己的生意，干着小行当的或粗或细的活。慢慢地，温州人多起来了，温州的标志也多起来了，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包装、标牌、证书、徽章越来越多地被温州人造出来，然后又被温州人输往各地。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他们的产品质优价廉，他们的服务周到热情。人们渐渐习惯了“温州”这一牌子，买货找温州货，服务找温州人。温州人由不起眼的小商小贩摇身变成了各地的红人，他们赚着各地人的钱，受着各地人的艳羡。
温州商人具有超凡的商业头脑。在温州人眼里，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钱赚，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温州人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温州人务实苦干。他们不在乎利润大小，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他们经常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他们兢兢业业干好每一宗生意，即使赚不到大笔的利润，也从不怨天尤人。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温州人做生意从小处着手。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都由温州人做起来。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因此，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慢慢地，他们把产品由小变得大了起来。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温州人赚钱的方式极为灵活，他们决不会将自己吊在一个行业里，听任市场的裁决。他们不管多庞大的产业，一旦赚不到钱，就立刻转到其他行当。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没有任何感情，公司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心血是什么？心血不能当钱花。虽然这样的观念稍显势利了一些，但这样的温州人往往在经商中不容易感情用事，而是可以客观、冷静地对待市场中的每一次变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尽各种办法，将自己的产品推往全国各地，畅销全国各地。
在勤勤恳恳的经营下，已形成了国内制鞋、服装、灯具、低压电器、家具等六大支柱产业，仅鞋类企业就有4000余家，年创产值50多个亿，整个温州有如一部巨大的高速的造钱机器。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善于交际 八面玲珑
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