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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知识的获取而言，循环在两个层次上发生，首先，在事件的实际过程的历史重建与这些事件的更广泛的意义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个层次上；其次，在历史学家的生活经验与他对过去的解释之间的相互依赖上。狄尔泰认为，“生活与生活经验是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不断更新变动的根源。从生活出发，理解进入更新的深度。” （21）这表明他不把阐释循环看作是败坏知识的恶性循环。既然狄尔泰肯定了阐释循环的功能，那么似乎他是准备放弃客观的历史知识的理想，而赞成一种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对于人类经验的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解决阐释循环提出的问题，狄尔泰按照艺术作品的模式来塑造他的历史理解的概念。
狄尔泰认为，过去与现在的作者都没有提供关于实在本质的真理，但他认为人们可以说有关他们具有个人经验的那个领域里人类生活的真理。实际上，人所产生的一切产物都表达了人类生活，讲的也都是关于生活。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最真实地揭示了生活，给研究者提供了人类生活的真实客观的真理。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类似艺术家，他们写成的历史类似于艺术作品，因为为历史本身是作为艺术大师的生命所创造的艺术品。这样，狄尔泰把时间上的整体或“各种历史”如罗马史看成是可与艺术作品相比的对象。一般地说，这是可以客观地认识的对象，因为它们与研究者相隔着一段距离。（22）这就意味着，在狄尔泰的观念体系内，解释的主观性并非不可以消除；解释者可以借助他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距离感（如时间距离）来获得客观知识。但在作为狄尔泰后继者的彼得•；索迪（Peter Szondi）看来；对作品的解释可能完全是主观的。他指出，即使有一个确定作品意义或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的标准，关于作品意义或作者意图比如说m的解释，也只有通过批评家的主观理解才能得到适当的验证。（笔者案，索迪否认一部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其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而衡量一种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这种解释是否明白——就是说，要看这种解释对于批评家来说是否可以凭直觉理解，是否可以不言自明。索迪试图通过这样的论证——我们无法用别的方法验证或证实一种解释——来说明这一点：
语言学的论证依赖于理解，这种论证方式与数理验证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必须对论证的每一个步骤都理解，而且因为只有通过解释才能揭示出作为证据的那些事实的特点，反过来这些事实又指导解释。证据与理解的相互依赖就是解释循环的一个例子。那些否认只有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这个事实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正确性的人们，由于错误地认为理解是一种引向认识的直线运动。因此，曲解了理解的循环。然而由于语言中不存在着这样的直线，因此，只能把这些事实看作一种提示，而不能当作客观证据。（23）
索迪关于作为解释正确性证据的事实只是一些“提示”而不是客观证据的说法，显然意味着对作品的解释纯粹出于解释者的主观臆断。因为，如果事实（f）不能成为某种解释（J1）的证据，不能用来反对另一种解释（J2）是因为f证明J1还是J2取决于它们之中哪一个对批评家是自明的，那就意味着f指示J1还是指示J2取决于某个批评家的偶然解释。（24）
笔者以为，索迪在将“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定位为“这种解释对于批评家来说是否自明”这一点上，固然因为过于突出主观性而有主观主义之嫌，但他将“作为解释正确性证据的事实”视为一种“提示”的观点，却极具启示性；其次，他所补充的“阐释循环”命题的新义例——“证据与理解的相互依赖”，以及相应的论点“只有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这个事实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均不失理论的深刻性。当代意大利著名文论家艾柯（Umberto Eco）对“阐释循环“这一“古老却仍然有效”的命题所作的重新定位，就与索迪的观点非常契合：
A text is a device conceived in order to produce its model reader。 I repeat that this reader is not the one who makes the ‘only right’ conjecture。 A text can foresee a model reader entitled to try infinite conjectures。 The empirical reader is only an actor who makes conjectures about the kind of model reader postulated by the text。 Since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 is basically to produce a model reader able to make conjectures about it； the initiative of the model reader consists in figuring out a model author that is not the empirical one and that； in the end； coincid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 Thus； more than a parameter to use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interpretation； the text is an object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builds up in the course of the circular effort of validating itself on the basis of what it makes up as its result。 I am not ashamed to admit that I am so defining the old and still valid ‘hermeneutic circle’。” （25）
（“文本被构造出来的目的是产生其理想读者。我想重复强调的是，这种理想读者并不是那种能做出‘唯一正确’推断的读者。文本能够预见有权多方揣度的理想读者。“经验读者”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文本所假定的理想读者的类型进行推测。既然文本的意图主要是为了产生一个能对其自身进行种种揣测的理想读者，那么标准读者的积极作用就在于能够勾勒出一个理想作者，此理想作者并非经验作者，它最终与文本的意图相吻合。因此，文本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有效性的参数，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有效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这一论证过程带有循环性：解释的产物即是论证解释有效性的基础。我不羞于承认我是在重新界说那个古老却仍然有效的‘阐释循环’”——系笔者重译（26））
显然，艾柯的观点可以简约为“只有对一个文本进行解释，这个文本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有效性”，这与索迪所谓“只有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这个事实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如出一辙。他们的观点均显明了如下认识：解释过程无法回避循环性。问题在于，此种以循环性为特征的解释过程是否等同于被冠以“恶性循环”或“逻辑错误”之名的“循环论证”呢？
笔者以为，阐释循环在强调部分与整体、理解与经验的相互依赖性上，类似于循环论证，不同之处在于，阐释循环同时还强调通过部分与整体、理解与经验之间的往返互动而扩大知识视野并获得对事物的更深入的了解，用前引狄尔泰的原话来说就是，“生活与生活经验是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不断更新变动的根源。从生活出发，理解进入更新的深度。”这就意味着阐释循环为认识提供了新的信息。而循环论证的根本症结则正如前文所总结的那样：它并没有为认识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它只是以某一对象作为其实根本就是同一对象的依据，虽然两者可能有着不同样的名称，它只是同语重复而已。
以上介绍了“阐释循环”在西方学界的通行解释及该命题与“循环论证”的基本区别，本文接下来将对“阐释循环”的本体论意义及相关争议予以说明。由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乃是西方解释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阐释循环”之本体论意义的介绍，便是无法回避的环节。
按照西方学界目前的共识，解释学之“本体论转折”的肇始者乃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而首次在本体论意义上界说“阐释循环”命题的，也是海德格尔。并且，海氏论说“阐释循环”之本体论意义的一节文字，乃是此后从本体论角度考量“阐释循环”命题的的逻辑起点，如海氏的学生、“哲学解释学”的创建者伽达默尔及法国哲学解释学大师利柯（Paul Ricoeur），均围绕此节文字探讨了“阐释循环”的本体论意义，特征引如下：
“把这个循环（阐释循环）降低为一种恶性循环是不行的，即使降低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是不行。在这种循环中隐藏着一种最基本的认识的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中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最先、最终和持久的任务是决不允许我们的前有、前见和前设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要根据事物本身来找出这些前结构，以此保障课题的科学性。” （27）
伽达默尔在《历史意识的问题》一文中引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这段文字，然后加以阐发道：“这几行话不仅宣布了加诸理解实践的条件；它们也描述了当解释要理解适合‘事物本身’时它进行的那种方式，理解蕴含的循环的肯定的本体论意义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肯定。……为了要可靠，探究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事物本身，这样，好象可以‘亲自’掌握。例如，同样明显的是，忠实于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多少模糊的希望的问题，也不是‘好的或虔诚的意向’的问题，而是具有象海德格尔设计为解释的理解的‘最先、最后和持久的任务’的那种纲领同样的意义。理解循环的特性恰好是导致解释者严格遵守这个纲领的那种努力的结果，尽管在他研究的过程中会犯任何错误。” （28）
从伽达默尔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所谓“阐释循环”的“肯定的本体论意义”，即是说“阐释循环”不是第二性的东西，它表明了前有、前见、前设和前判断在一切理解中所起的作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领会的循环不是一个由任意的认识方式活动于其间的圆圈，这个词表达的乃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或译‘本体论’，——笔者案）上的‘先’结构（或译‘前结构’，“预期结构”，——笔者案）。” （29）此外，“阐释循环”的本体论特性也指明了个体在世的基本状况。个体本质上是由解释的理解构成，并是从事解释的理解的在者。这里讲的“事物本身”不能被误解为这些事物“自在”着，个体必须去除自身的一切前结构和前判断，以客观地掌握和认识它们。相反，事物本身的意义只有通过理解的循环，即一个预设了使个体能理解的前结构的循环才能掌握。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领会中的循环属于意义结构。意义现象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状态，植根于解释的领会。”（30）
伽达默尔阐发乃师“阐释循环”论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厘清了解释者与他试图理解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作为解释者个体必须学会响应其试图理解的艺术品、文本、传统、他人和各类生活形式。他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