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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理论系统”又何以会在“整体上垮塌”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理论系统的构成或结构进行考察。前文提到，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三位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代表人物中的每一个都利用了从自己的“基本思想原则”得来的“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以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这就意味着，这三位学者的“理论体系”均以各自的“基本思想原则”为基础。以德谟克里特为例，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明确指出，其“学说的系统性在于全面地贯彻了他的基本思想”：“科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真正现实的知识，即原子和原子在空间运动的知识，从而当现实表现在知觉中的时候便能解释出现在现象中的现实。”（24）而在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卓有洞见的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则指出：“（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是通过源于科学专业化的方法而进行的普遍性的批判，它预设了一个原初观念的封闭集合。”（25）他又指出：“所有系统的思想必定开始于预设。”（26）这就是说，思想或理论的“系统化”以“预设”的且构成一个“封闭集合”的“原初观念”为前提。此处的“原初观念”与文德尔班所谓“基本思想”在措辞上有微妙差异，但所指大致相同。
既然任何“理论系统”按文德尔班及怀特海等的观察，均建基于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初观念”之上，那么，一旦这些“基本思想”或“原初观念”被颠覆，则整个“理论系统”便难免随之“垮塌”。不过，照钱钟书的看法，尽管“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概而言之，一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往往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仍以德谟克里特为例，其哲学体系所赖以建构的“基本思想原则”：“科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真正现实的知识”，被后世研究实践证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而非真实的命题，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建构都难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与所谓“真正现实”有一定差距。由于德氏的“基本思想原则”或基本理论“预设”被证明非真，则其“哲学体系”或“理论系统”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但其中的许多“片段思想”仍然对后世“有价值”。可以看到，钱钟书在对“理论系统”的反思中，是以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作为对照的，这就凸显出了“理论系统”与“片段思想”这一对关涉着人文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重大问题的二元概念，后文对此将作深入探讨，兹不赘。
另需指出的是，由于“理论系统”往往是在某些“基本思想原则”或“原初观念”的基础上，以“目的和方法的统一”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问题作出解释，这就难免导致它对其他“思想原则”的排斥和解答问题时的“一以贯之”或“一意孤行”，怀特海所谓“封闭集合”，揭示的就是这层意思。文德尔班则指出，在“第一批创立体系的天才思想家”（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里，“哲学体系建设的优点和缺点”便“同量地显露出来”，其“缺点”是：“不只在一个问题上导致片面性观点，导致对个别领域的侵犯，从而导致问题相互纠缠，经受不住批判。”（27）细按之，文德尔班所谓“哲学体系建设”的“缺点”似可区分为两个层次：（1）“导致片面性观点”；（2）“导致对个别领域侵犯”，从而使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纠缠”，以致矛盾丛出，难以自圆其说。文氏所揭示的第一层“缺点”，与怀特海对“体系”或“系统化”研究的一般性认识相对应。他所揭示的第二层“缺点”，则与“第一批创立体系的天才思想家”们那种试图笼罩万有、综括百科的理论抱负相关，有其特殊性。在这批“思想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对各门“特殊科学”如“诗学”、“物理学”等的思考，这就导致作为“总体科学”的“哲学”对作为“个别领域”的“特殊科学”的侵犯（28） ，从而使分属“总体科学”与“个别领域”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纠缠”，彼此冲突，以致“经受不住”后人的细思量、慢推敲（或曰“批判”）。不过，话说回来，由上述古希腊思想家所体现出的超越一切学科界限、以“我思”统一万有的理论抱负和学术境界，却又令不少异代学者悠然神往。钱钟书便是其中一位。笔者以为，尽管钱钟书对建构无所不包的“体系”或“理论系统”颇有微辞，但他那会通中西古今、综括各人文学科的学术风格，却大有古希腊哲人的遗风。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易总体失效（“在整体上垮塌”）及易片面化，乃是“理论系统”的两大通病。而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结尾，谈到了“理论系统”的又一通病，他说：
“朗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和挑衅了！历史上很多——现在（29）就也不少——这种很不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隆。”（30）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2节 钱钟书的反“体系”论（2）
这段话揭示了“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之间的脱节（31），这恰是“理论系统”的又一通病，也是它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而“垮塌”的根源之一。
在钱钟书看来，“理论系统”往往是学者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理论”来建构的。但“理想”和现实之间难免有距离，用钱钟书的话来说，“我们画出的蓝图”，往往被历史事实所“涂抹”。例如，许多大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想，与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老是“合不拢”。再如，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汉译第一首英语诗，“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难免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名家名作，但实际上它偏偏是朗费罗的一首二、三流的作品《人生颂》，这确乎是“文学交流史”对学者们的小小“嘲讽”和“挑衅”了！此外，还应看到，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推断往往和实情有出入，用钱钟书的话来说，“我们定下的铁案”，往往被历史事实所“推翻”。例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指出，某些学者的推论：“中国旧诗和中国旧画有同样的风格，体现同样的艺术境界。”（根据“诗画一律”的原则推定），不能在“文艺批评史”里被“证实”。他进而指出“批评史里的事实”是：“旧诗和旧画的标准”存在“分歧”，“旧诗”尚实而“旧画”尚虚，因此，“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钱钟书最后在方法论意义上总结说：“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文艺批评史里的）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32）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应先勘定“事实”（“考”），后寻找“解释”（“论”）（33），这种学术操作模式无疑是那些热衷于建构“理论系统”而疏于考核事实的学者们的一针解毒剂。
由上可见，钱钟书所谓“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脱节，包含着以下为两个层面：（1）理想（“蓝图”）与现实之间的脱节；（2）理论上的推断（“铁案”）与实际之间的脱节。正是由于存在这两个层次的脱节，“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才会被“搠上大大小小的窟隆”。那么，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推断或思想家们对未来的构想为什么老和事实“合不拢”呢？笔者以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之一就是逻辑与事实之间的二元紧张。钱钟书曾一语道破地指出：“其事未必不然，其理未必然，这就是解释学。”（34）这一论断所显明的“理”与“事”之间的矛盾，即对应着逻辑与事实之间的二元紧张。一般而言，学者们或思想家们都是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进行理论推断或规划未来的，由此推出相应的结论或作出相应的预测，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并不遵循人为设定的逻辑原则，尽管这种人为设定的逻辑原则本身乃是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因此，人们对“应然”或“必然”的期许，便难免在冷冰冰的事实面前碰壁。于是，有人将这类事实视为“不合理”的事例。针对这种看法。钱钟书极具洞见地指出：所谓“不合理”，不过是“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这一观点实已切中了“理性主义”的症结，与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思，可交相发明。
然而，尽管“理论系统”或“系统化”的研究模式存在着易总体失效、易片面化和易与现实脱节等通病，但“西学东渐”以来，它作为一种被赋予了“现代性”、“科学性”等意义的研究“范式”却引导、规约着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包括以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以及传统学术方法的现代转型两个方面），以致在“五四”时期有学者把所谓“不成体系”的传统人文学术，讥为“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35）。换句话说，在这类学者眼中，“不成体系”的人文研究便不成其为研究。与这种观念相呼应，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时，也特别强调“条理统系的整理”。细按之，此种“条理统系的整理”可区分为两个方面：（1）对某个古人的学说进行“系统化”整理；（2）贯通史实，“构造”“历史的系统”。“西学东渐”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工作，系统化的个案研究与体式欧化的“文学史”、“哲学史”之类的学术著述随之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热衷于构造“历史系统”、热衷于将古人学说“系统化”的作法，始终保持着反思和怀疑的态度。例如，章太炎先生就对热衷于构造“历史系统”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针对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不合科学”的批评，反讥其开卷便是“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乃“油腔滑调”。在章氏看来，中西历史发展不同，著述体例自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