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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体贴上级、机敏灵活，这是雷锋在望城县委当通讯员时获得的工作经验，也是他的优势。
到了营口，原本是候补名额的雷锋，被指定作为新兵代表在欢迎大会上讲话。刚刚入伍，雷锋就已经是受到领导青睐的重要角色了。
按照部队新兵分配原则，要照顾新兵入伍前的技术专长，雷锋本来应该被分配到技术营的技术一连，因为雷锋做过拖拉机手和推土机手，可以在那里学习驾驶刮运机、挖壕犁、推土机等技术装备。
雷锋被分配到了运输连，这背后有玄机。当时戴明章参谋考虑到团部那辆唯一的、年久失修的首长指挥车“苏式嘎斯67吉普车”的驾驶员即将退伍，正需要再选择一位政治上可靠、非常机敏而又灵活的小车驾驶员来顶替，而雷锋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戴明章希望已经有一些驾驶知识的雷锋参加运输连新驾驶员训练，只要学好路面驾驶，很快就可以成为汽车司机，将来就给团首长当小车驾驶员。
戴明章的决定一度遭到新兵营荆营长的反对，因为这是违反既定的新兵分配原则的。不过，最终雷锋还是去了运输连当汽车兵，而雷锋根本不知道部队领导对他的安排意图。
戴明章私下找雷锋谈了一次，“我只告诉雷锋，他的驾驶技术还不过关，还需要继续学习”。
雷锋似乎总是跟旧车有缘分，先是鞍钢的旧推土机，到部队又开老汽车。
到了运输连，一开始，雷锋并不是很顺利。由于雷锋喜欢研究毛主席的论著，在班务会议中，经常对其他同志毫无保留地直言批评，渐渐地得到一个“马列主义者”的绰号，有些战友觉得他“爱出风头”。
在驾驶技术上雷锋不是很突出。
当时的代职副指导员庞士元记得有一次训练，他跟雷锋的车，坐在车厢内从玻璃窗看他，总觉得他手忙脚乱，满头大汗。“回连后问他为什么那样，他说驾驶时间少，抓住方向盘，心里有点慌。问他为啥驾驶的时间比别人少，他说有几次该他开车时，班长派他去搞卫生或到菜地里锄草。我心里明白了，他是被穿‘小鞋’了”。
庞士元为雷锋不平，问他为什么不提意见，雷锋回答说搞卫生、拔草总是要有人去做，别的同志多上车先学好，也对连队有好处，自己慢慢学还是赶得上的，不应该为此对班长有意见。
“我看他那认真而毫无做作的表情，自己倒感到难为情了。”庞士元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1960年八九月间，雷锋所在团政治处又连续收到两封表扬雷锋的地方来信，这对团机关震动很大，立即向韩万金政委做了汇报。
这两封信，一封是中共辽阳市委写来的，另一封是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写来的，表扬雷锋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支援灾区、支援人民公社。韩万金让政治处派人把雷锋的事迹整理出来上报下发，这份材料一开始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雷锋日记改为《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个题目。
这个材料重点表扬了雷锋捐款给社会，“为了人民勤俭节约、积极支援社会主义”的行动。
在很短的几个月里，雷锋的“好人好事”不断，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
部队很快就知道雷锋做的好人好事，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雷锋再次讲述了自己的苦难家史和孤儿身世。当时全军正好要开展忆苦教育，政委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就要求雷锋写份材料，为召开一个全团指战员参加的忆苦大会做准备。
雷锋的“忆苦”报告打动了很多人，开得非常成功。军区工程兵的领导王良太主任、吕清政委等人都接见了雷锋，还赠送他一套毛主席著作。
那时能得到整套的毛主席著作，是很不容易的。这套毛主席著作也成为日后许多雷锋照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军区还决定，派雷锋到东北各部队做报告，宣传干事张峻则随从摄影。很快，地方企业、事业单位也都纷纷来请雷锋去做报告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雷锋开始“走红”了。
1960年11月初，军区准备召开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特意指名雷锋为特邀代表，催要雷锋的简历。
雷锋作为特邀代表，上上下下都希望他能以党员的身份出席军区团代会。在工程兵组织处的督促下，11月8日，雷锋所在团的支部大会专门召开临时会议，24名党员到会了18名，都同意雷锋入党，其他因故未能参加的6名党员也在第二天征求意见时表示同意。支部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在沈阳开会的团党委，于是马上召开了临时党委扩大会，议题只有一项：讨论批准雷锋入党。全体党委委员一致举手通过后，团党委就立即打电话给工程兵组织处，上报军区的雷锋简历可以填写“党员”二字。
本来很复杂的入党程序在一两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雷锋终于成为了一名党员，整个过程可谓是“火线”入党。
1960年11月23日，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做出了“在部队中开展学雷锋、赶雷锋运动”的决定，11月26日，沈阳军区的《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套红宣传雷锋的事迹。11月27日雷锋作为立功代表在团党委的授奖大会上上台讲话。12月1日，《前进报》继续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文章学习雷锋，并首次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接下来的一周的版面里，又找了十一个雷锋的战友来撰写雷锋的先进事迹，从各个角度来报道雷锋的精神。
60年代的红色典型
1960年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经济困难的中国经受了一次罕见的洪水袭击；台湾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西藏的达赖喇嘛也发动了武装叛乱；国际上，美国对中国进行包围和孤立，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大辩论，最终苏联撕毁援建中国的合同，撤走所有的技术专家……中国领导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时候，“节约”成为中国度过经济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
入伍不久的雷锋，以“节约箱”响应号召，九个月后，他的事迹被部队发现，评选为“节约标兵”。这只是在部队范围里的影响。
那么，雷锋是怎么走向全中国、全社会的呢？
雷锋首先是被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前进报》发现的，然后又通过新华社的助推，逐渐广为人知，成为“公共明星”。
那些当事人都还记得其中的过程。
1960年国庆前夕，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到雷锋所在团做调查，那天，他带着自己写好的大约3000字的文章《节约标兵——雷锋》，以及四张配文的图片来到《前进报》社。
接待他的邬迁郗编辑很重视，同时也告诉他，不久刚接到地方上的一篇来稿也是表扬雷锋捐款给辽阳灾区的事情。这时，嵇炳前总编辑也来了，张峻就把雷锋的照片以及稿子给他看。
嵇炳前看完，觉得雷锋的事迹很生动，家庭出身也很典型，但是稿子写得太单薄了。“主要是没有写到点子上，应该写他不忘阶级苦，民族恨，写他的新旧社会对比……总而言之，这篇稿子需要做全面调查，按当年部队正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治部指示开展的‘两忆三查’运动的典型来写。”嵇炳前要求张峻再去做深入采访，要重写，并迅速地写出来。
张峻又高兴，又发愁。他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于是向嵇炳前要求派报社的记者支援。
这就是雷锋被成为重点宣传的背后的一个引子。
后来把雷锋事迹从部队推向社会的宣传人员有好几个人，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人是当年新华社驻辽宁分社的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他们回顾了当时的情况：“雷锋不是我们宣传出来的，早在宣传之前他就很有名气了。1960年10月，《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把我们两人叫去，说是报社收到一篇自然来稿，反映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艰苦朴素的事儿。说着，嵇炳前就把稿子递给我们。我们一看，这个新兵入伍还不到十个月，捡牙膏皮，补袜子，给人民公社捐款，好事做了很多。当时我们认为，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党强调奋发图强，雷锋做到这点不简单，也非常可爱。嵇炳前就要求我们到部队了解了解，见见这个战士。我们就到了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见到了王副主任，请他给我们找一找雷锋是哪个部队的。王副主任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要到辽宁师范大学作忆苦报告。’这时的雷锋已经成为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
“我们两个一商量，决定去现场感受一下。到雷锋做报告的那一天，我们俩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听到雷锋讲自己的苦难身世，心里难过得受不了。雷锋不仅讲过去的苦，也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这时口号声突然响起来了，‘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一个同学领着喊完，另一个同学又站起来领着喊：‘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那个场面太激动人了。这场报告对我们俩来讲，首先解决了情绪感染问题，都觉得这个战士实在可爱，他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会后，我们又和雷锋直接交谈。他的谈吐很实在，从他带的三本日记和笔记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小伙子很注重学习，嵇炳前那天也听了报告，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为了慎重起见，佟希文和李健羽还下到连队去侧面了解了一些情况，“连队也有干部持相反的意见。有的干部说他爱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个时候我们写东西很小心，就有意识地让持有两种意见的同志坐到一起交谈，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了半天，一开始，赞同雷锋的人就占多数，通过交谈，原来对雷锋有些看法的同志也逐渐转变了。”“稿子写好后，我们给嵇炳前看。他又拿给当时的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看。杜平独具慧眼，看完稿件，挥笔写下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几个字。1960年11月26日，这篇稿件在《前进报》上登了两个半版。”当时文章的署名是：张峻、赵志华、佟希文、李健羽，在名字的后面有“集体采写”四个字。
这篇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辽宁工人报》和《沈阳日报》，但各报发表时的标题都做了修改。《解放军报》1960年12月13日刊登在第二版，题目叫《一棵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题为《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调门最高的还是《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
随着《毛主席的好战士》这篇文章的发表，一场对雷锋这个典型的宣传在部队内外拉开了序幕，而雷锋，也因此成为了工程兵部队的“两忆三查”的典型，一直在部队领导和宣传机构的密切注视之下。
这时，雷锋的名字在东北大地也基本上家喻户晓。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嗓子都哑了。大家形容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令人激动的场面。
雷锋的1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