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无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躁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吓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活得那么痛苦，给旁人带来那么多的不快。
《王蒙自述》 第二部分《王蒙自述》 做好你自己的事
做好你自己的事
前不久，在美国遇到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谈了国内的一些改革开放的成绩和麻烦，流露了她对于国事的关心与利国利民的心愿之后，她问我：“你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的事。”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国外访问，希望您的讲学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成功，希望您用
最大的努力去吸收各种有用的新知识，同时也尽您的力量去促进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回国以后，继续为促进我国的学术事业的繁荣与中外学术交流而努力。
如果您在国内是打篮球的，我希望您把球打得更好。
如果您是拉提琴的，我希望您拉得更好更好，最好和帕格尼尼一样好或者更好。
而我是个作家，我理应把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上面。
做好您自己的事也包括私事。我祝愿每个人都愈来愈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平安。齐家并非就能治国，但齐家起码有利于治国而不是相反。
很简单，一个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大集体，没有合作就没有社会，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除了战争时期非常时期。如果希望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尊重社会的分工，起码多数人是各司其职、各安其业，而不能动不动搞全民总动员。如果把对于社会的总体关心与做好自己的事割裂开来，就会出现一大批夸夸其谈、大言欺世、眼高手低、清谈误国的野心者、卖狗皮膏药人才、口力劳动英雄来。
我们过去常常有意无意地只讲大事情、整体的事情、万众一心云云对个体的决定作用，而从来不讲小事情、个体的事情、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对整体对大事情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窝蜂、赶浪头，用政治空谈取代发展的硬道理之类的状况。如果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结果不是人人做好自己的事而是全面内战经济崩溃百业俱废，那么“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就只能是一场灾难。
其实以放弃各安其业为代价的共同关心一件大事，只能也只应该出现在国家的非常时期。例如发生了战争、瘟疫、全面地震、政变乃至狭义的——即夺取政权的革命……
我们也常常宣扬一种以见义勇为、“多管闲事”为特点的模范事迹。例如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帮助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大娘寻找儿子等等。这当然好，当然很好。但是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每个人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应该首先尽职尽责地把票卖好，把站名报好，把车内秩序疏导好，对乘客态度好……就是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当然不对，但专管他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也很矫情可疑。应该是先扫必扫自己门前雪，然后尽量管他人的瓦上霜——这样似乎比较合乎逻辑。
在一个连起码的敬业精神还有待于进一步培养的国家里，离开做好自己的事离开了实干兴邦的提倡，而只谈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专门利人为榜样等等——总是让人觉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难为情。
《王蒙自述》 第二部分《王蒙自述》 宽容与嫉恶如仇
宽容与嫉恶如仇
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人提倡宽容，与此相同，也有青年朋友提出拒绝宽容。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要提倡的宽容是指文化政策层面上，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层面上，学术与文艺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风格、流派共存而又相争的层面上，一般宜宽容而不宜苛刻压制。简单地说，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流派，在宪法与法律的基础上，应该抱宽容的态度，以保障与学术文化命运攸关的合法的学术自由与创作自由。
宽容的提出是针对多年以来的连年政治运动，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指“文革”中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是针对动不动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艺术追求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错误做法，它是有感而发的有的之矢。
宽容的基本依据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即在学术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上，人们是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于真理的认识的，考虑到学术文化问题上见仁见智、多元互补的规律，考虑到对于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人类的、历史的、曲折的与逐渐积累的过程，考虑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在发展学术昌明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或多方面的经验，人们愈益认识到，在对待不同的学术文化思潮观点流派的时候，还是宽容一点民主一点为好。
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不是嫉恶如仇的原则性与坚定性。
当然，不能离开了学术、艺术思想层面，离开了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政策掌握层面泛谈宽容。例如，严打刑事犯罪，不能宽容；立法执法，不能宽容；反腐倡廉，不能宽容；检验商品质量，不能宽容；运动员训练，也不能太宽容；国防、外交、海关，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事宜，更不能随便宽容。这些都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有时人们也把宽容引申到为人处世与个人涵养境界方面。作为私德，宽容也是褒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子里撑大船”、“有气量”，这都是好话。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则不足取。这里有气量、宽容云云，指的是要有容人、容言、容事的雅量——这是对于古书里所说的“大人”“先生”即对于政治家或比较高层次的人物的要求。不能用这个标尺来要求一切人。小人物本来就心比天高而怀才不遇，伸不开胳膊蹬不直腿，再要求他宽容，太不宽容了！
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的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够宽容，都是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嫉恶如仇绝不宽容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在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
即使在应该宽容的层面上，宽容也不是绝对的与万能的，正像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在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眼牙必还也不是绝对的。对敌斗争中也不无妥协，争鸣讨论也可能搞得十分尖锐，这又是问题的常识性层面了。该宽容则宽容，该严则严，这才是正确的，虽然这样讲像是说废话。“文革”之后，知识界有人讲了一点宽容，绝对没有叫大家都变成老好人、市侩、窝囊废、软骨症患者的意思，更不是为虎作伥之意。为了社会稳定、学术昌明、人尽其才，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人啊，在明明可以宽容的层面上，还是不要那么不肯宽容吧。
《王蒙自述》 第二部分《王蒙自述》 杂多与统一
杂多与统一
这方面我赞成黑格尔的命题——杂多的统一。
杂多，这是一种开放性。我们的理想人世并不是襁褓中的婴儿，并不是一张任人涂抹的白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体验、包容、消化世上的一切，好的和不那么好的以及很坏的，然后做出我们的选择。
我们承认殊途的同归。我们不承认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承认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相信动不动两条道路由你选。我们承认不圆满的现实，所以我们要努力创造好一些，更好一些的人生。很可惜，好的人生不可能是一潭清水。我很喜欢大海，大海不是蒸馏水。我们尤其要敢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不圆满，所以我们不打算充当精神裁判所的法官。
1957年我写过一首小诗，题名是《错误》：赞美雏鹰的稚弱，迷恋眼泪的晶莹，盼望海洋里流着蒸馏水，大清早唠叨半夜的梦。我的诗还没有过时吗？开放就不可能一味单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不能一味单纯，“博学鸿词”就不能一味单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不能一味单纯。这里划分单纯与幼稚，成熟与狡猾，丰富与芜杂是重要的。
统一，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随风倒，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蝇营狗苟，不负责任，机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王蒙自述》 第二部分《王蒙自述》 雅与俗
雅与俗
我每天都吃三顿饭，睡八小时觉，大便一次，小便六七次，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是雅还是俗。
我爱听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马勒、舒曼的交响乐，是因为我爱听。不是因为它们雅或是还不够雅。
据说，素食是雅的，而“肉食者鄙”，但是我还是鄙鄙地常常吃肉，除了吃肉要票的那些年。所以，我深为吃肉不要票而欢欣鼓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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